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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湾码头要求农源江京保证大豆卸货的保底量，农源集团欲参股三湾码头；粮油部的股权重组，樊莉和虞桐就此再生分歧；虞桐拟拜访永宁市税务局
除了北方有几家压榨厂采用国产大豆生产非转基因食用油外，所有用来加工的大豆均从美洲进口。一条远洋散货船的装载量通常不低于五万吨，因此压榨厂往往在码头附近选址。若能拥有自己的深水码头，譬如像农源集团投资的永宁码头公司，那就最理想不过了。
农源滨城和江京这两个项目建成投产后，均使用公共码头卸卸船。农源滨城的北侧紧邻着即将动工兴建的华良集团大豆压榨项目，在它的边上，一座粮油专用码头正在紧张施工中。这个码头有三个八万吨级的泊位。而毗邻长江的农源江京，在其北面隔一条宽六七米的小河，便是江宁港务局下属的三湾码头有限公司。
小河在江水泛滥时充当泄洪通道，然而江水很少泛滥，因此小河常年处于半干涸状态，河道内苇丛的生芦，长得有一人多高。
左边，仅一路之隔，与农源江京毗邻的便是双鹰集团下的江京油脂公司，这是黄荣庆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双鹰江京自投产以来，棕榈油的进口量远未达到投资时所承诺的数量，这害苦了三湾码头。该码头公司仅有的一个五万吨级的泊位，一年里没有几条棕榈油船前来靠泊装卸，公司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农源集团计划在这里投资兴建大豆压榨和植物油精炼厂，这将为三湾码头带来巨大的业务量。在接待农源集团的一行考察人员时，公司总经理王总对他们前来这里投资建厂，并在码头卸货展露出热切的和由衷的期待。
三湾码头没有专用的卸粮机。在考察过程中，尚方舟告诉王总，他永宁码头的一台真空卸粮机在72小时内就能卸完一条六万吨的大豆船。王总说卸粮机可以农源集团自己购买，也可以由三湾码头出钱投资。两者的差别在于码头作业时不同的收费费率。
农源方在取得项目备案及核准批复后，双方关于码头作业的协议便提上了议程。农源集团不考虑自己购买卸粮设备，对此，三湾码头表示卸粮机以及附属设施可以由他们投资，并承诺给予优惠的装卸费率。然而，三湾码头的一项要求使得双方的谈判陷入僵局。三湾码头提出，项目建成投产后，农源江京必须保证每年50万吨的大豆卸货量。若未能达到50万吨，三湾码头则将按50万吨的卸货量收费。
希翁指出：油脂市场波动不定，谁能确保每年的大豆进口和加工数量？他依据50%的开工率计算，江京项目的日产能为2000吨，全年有效开工天数330天。据此推算，一年的大豆进口及加工总量仅为33万吨。
农源没有答应50万的保底量，谈判还在继续。与此同时，沙华却对三湾码头的股权产生了兴趣。他问虞桐是否可以持有三湾码头的股份。虞桐回答说，根据现行政策，外资可以持股，但不得成为控股的大股东。沙华说：“那好，你去谈谈，我们就拿20%？”
蔡昱和已经是第三次前往江京拜访三湾码头的王总了，而虞桐和林昌化则是首次。
见面时，三湾码头商务部的戴主任亦在场。蔡昱和这样向他们介绍虞桐，他说：“虞总，他是来自新加坡总部财务部的代表。”
戴主任解释了设定保底量的缘由：“我们投资1000万元购置一台卸粮机，若每年大豆的卸货量达不到一定数量，我们的投资就回不了本了。”
“我们也做不了主，这是上级港务局提出的要求，他们是投资方，钱是他们出的。”他补充道。
蔡昱和摇摇头，说：“目前行业的平均开工率尚不足60%，照此计算，一个2000吨的压榨厂一年也就加工40万吨大豆，这还不考虑其他原因造成的停产。”
“你们能保证多少？”戴主任问。
“30万吨。”蔡昱和说。
“什么！”一直没有说话的王总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很快，他又坐下，说：“等我向局里报告吧，不过，你们做好准备，30万吨不可能。”
保底量的事就谈到这里。接着，蔡昱和把话题转到了农源集团参股三湾码头。王总疑惑地问：“参股？你们想参股多少？”
虞桐回答道：“是的，我们期望能与贵方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投资参股比例不低于20%。”
王总用手连续拍打了几下膝盖，说：“完全欢迎崇光这样的跨国大集团来投资，我马上向港务局领导口头汇报，你们先写个投资意向书。”
在回程的路上，蔡昱和对虞桐说：“买卖股权你是专家了。”
那是发生在棕榈油价格大跌的2007年里的故事。那一年，广东麻涌的一家民营油脂加工厂——南海油脂公司，因资金危机而准备出售。总部得知这一消息后，便打算趁机讨个便宜把这家公司收购过来。
西蒙叫上蔡昱和和虞桐直奔南海油脂。会议桌上，对方提供了经过审计的公司财务报表，报告由虞桐带回。他将据此估算一个收购价格，供新加坡总部参考。
为了更多地掌握南海油脂的经营和财务状况，虞桐并未急于离开麻涌，而是拜访了与南海油脂有业务往来的当地银行。这项收购后来没能进行下去，因为南海油脂很快被一家有中东背景的企业以高价买走。此外，原来的老板也没有完全退出，他仍持有一小部分的股份。通过这件事，虞桐的专业能力给蔡昱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们会用哪家公司去参股三湾？”蔡昱和问。
“我想最合适的是投资公司。”虞桐答道。
“哦，就是樊莉的那家投资公司，不是最近进行搞股权重组吗？”蔡昱和继续问。
提到了樊莉，虞桐没再吱声，蔡昱和和樊莉的关系之好胜过他。关于股权重组是否涉及到纳税，他与樊莉存在不同的看法。这原本只是同事间在工作上的分歧，但到了他们二人那里，却演变成了个人能力的较量与面子上的争锋。
投资公司成立后的下一步计划是通过股权重组，将粮油部下各公司目前由境外投资方持有的股权，转让至投资公司名下。股权重组是否需要纳税，以及是否存在避免纳税的途径，这是沙华最为关切的问题。他发邮件请大家发表意见﹑提供建议，特别问了樊莉和虞桐。
樊莉当天就回复了沙华。她指出，只要转让价格不超过最初的投资金额，股权转出方在股权转让过程中未获得收益，就无需纳税。为佐证其观点，她在邮件中附上了2007年的一份财税文件。
虞桐大致了解股权重组方面的财税政策，觉得事情并非如樊莉所言，但自己也不敢贸然肯定。因此，他并未立即回复邮件，而是在第二天上午，与黄晟发一同前往北海区税务局，向陆科长咨询。
江京的内资公司注册设立工作完成后，黄晟发在继续担任南湾厂财务总监的同时，西蒙将税务工作交由他负责。因此，他大部分的时间仍留在永宁厂。尽管在专业领域，黄晟发并非最佳人选，但他熟练的双语交流能力却是本地同事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
两人在陆科长这里坐了整整一个小时，回到工厂，虞桐回复了沙华一份长长的邮件。
虞桐指出，2007年的文件已被2008年发布的第59号文件所取代。根据第59号文件的相关条款，企业在完成股权转让后，税务机关取实际转让价格与股权评估价值两者中的较高者，核定转让收益和纳税金额。股权价值的评估由第三方专业评估公司进行，此举旨在防止交易双方为规避税务而故意压低成交价格。
“永宁码头及永宁厂的股权评估价值很可能超出其原始成本，因此，无论我们将转让价格设定为多少，纳税似乎难以规避。”虞桐在邮件中写道。
光说行不通是不能让沙华满意的，还得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途径。在邮件中，虞桐进一步指出，59号文还包含一项“特殊税务处理”的条款，该条款适用于同一集团内部且满足特定条件下的股权重组。符合特殊税务处理条款的股权转让所产生的收益，可以一直享受暂免纳税的优惠政策，直到条款中的某一个规定被违反，譬如，当初在集团内被重组的企业最终又转让到了集团外。
“看起来永宁厂似乎最符合条件59号文中提到的条件。然而最终是否能享受特殊税务处理，决定权在税务局。”虞桐在邮件中写道。他建议先对永宁厂进行股权重组，待其成功后再考虑其他公司。
邮件很长，樊莉没耐心看。她咨询过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并认为她已经在邮件中把股权重组中的涉税问题阐述得很明确了。
她回复了虞桐的邮件，但邮件是致“Dear all”，即“所有同事”。她置之不理虞桐提到的59号文件，而是直接表示，如果总部决定进行重组，她建议委托那家律师事务所代理。
然而，樊莉很快就遭遇了挫折。沙华在回复的邮件中，首先对樊莉和虞桐提供的信息表达了感谢。随后，他表示赞同虞桐的建议，即先对永宁厂进行股权重组。然而，他提出希望税务局能出具一份书面答复，明确永宁厂股权重组可以暂免纳税。
适用特殊税务处理的最终审核权在永宁市税务局。陆科长答应虞桐联系市国税局国际税收处的竺处长，然后约一个时间前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