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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的市场化和国际化，DF和NDF套利；王兴德和税务局的人吵架；建设银行永宁分行和滨城分行的集团授信牵头行之争
始于2005年7月的中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标志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逐步迈向市场化。这一市场化进程不仅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还催生了香港和新加坡两大人民币离岸市场。
然而，在国际贸易的结算中，人民币还远未成为主流货币。通过所谓的“结构性贸易融资”（英文缩写“STF”），大量国际间的人民币结算被设计成利用金融市场上人民币对美元的利差、境内外不同的汇率报价进行套利的交易。
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远期汇率一直呈现看涨态势，换言之，人民币持续升值。这为国内进口方通过STF套利创造了机会。举例来说，进口方对外支付美元货款时，并非直接用一笔人民币本金按当时的即期汇率从银行购汇，而是存入一笔一年期人民币定期存款作为质押担保，从银行借入一笔同期到期的美元贷款，用于支付货款。
同时，进口方与银行敲定人民币对美元的一年期远期汇率。一年后，美元贷款到期时，进口方即按照该远期汇率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用于偿还贷款。
由于市场预期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对美元的远期汇率通常优于即期汇率。这意味着，与付款当日按即期汇率将人民币兑换为美元支付相比，进口方若在一年前锁定远期汇率，一年后仅需用较少人民币即可购得同等金额的美元。
这样，套利就实现了。
远期汇率到期时，进口方支出人民币兑换成美元，这一操作在汇率的期货市场中被称为“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英文缩写为“DF”。
在国内，国际贸易结算中到期的远期汇率必须进行本金交割；而在境外，则可进行“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其英文缩写为“NDF”。在“NDF”业务中，汇率的买方无需用本金交割，而是通过另行买入反向兑换货币的汇率与原汇率进行对冲，对冲操作甚至可在远期汇率到期前进行。对冲后的轧差结果即为操作者的盈利或亏损。
NDF模式下的STF收益远高于DF模式。因此，国内许多企业在香港或新加坡成立公司并开立银行账户，或是借助原有的国际贸易，或是刻意增加一道贸易环节，大规模开展套利活动。
永宁厂从农源新加坡贸易公司进口大豆和棕榈油，每年金额达数亿美元。然而，直至最近，新加坡的星展银行带着STF方案的PPT登门拜访了财务总监菲利斯，在这之前，集团还从未考虑过利用新加坡的公司进行NDF套利操作。
菲利斯将星展银行提供的PPT转发给樊莉，请她与新加坡财务部的沙迪共同探讨如何在农源中国和新加坡贸易公司之间开展STF的NDF套利。
樊莉对STF非常熟悉，因此，事实上无需沙迪的参与，她很快将套利的步骤和操作流程整理成一份PPT报告发给了菲利斯。在报告中，樊莉对比了STF中DF与NDF两种方式在获益方面的差异。然而，她始终只提到尚未开工建设的农源滨城将来如何开展STF，却忘了眼前就有大量进口贸易的永宁厂。菲利斯对樊莉的报告表示感谢，接着又让沙迪联系虞桐，问永宁厂是否可以马上做NDF。
虞桐收到了沙迪附有樊莉那份报告的邮件。他立即回复道，早在2007年，永宁厂便已与中国银行展开合作，开展了DF的STF业务。现在若能和新加坡贸易公司合作，改为DNF毫无问题。
坐在了回临时办公室的小车上，樊莉还在想着这件事。她很懊恼报告中没有把永宁厂也包括进去。事实上，她并非忘记永宁厂，而是有意在工作上要和虞桐划下一道界线。如今回想起来，此举显得愚蠢和懦弱。原本菲利斯一直认为她的“领地”涵盖农源整个中国区，但她却主动放弃了永宁厂这半壁江山。
坐在副驾驶位上王兴德这时又嚷嚷了起来，说税务局营业窗口的那个人实在没道理。“樊总，我回去马上写封投诉信，我已经记下了他们的投诉热线和邮箱。”
樊莉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王兴德，税务局的人是你能得罪的吗？”
王兴德闭了嘴。
王兴德今天前往税务所办事，不知何故与窗口工作人员发生争执。情绪激动之际，他竟动手将大厅内的一把椅子摔坏。大楼的保安判断他意图伤人，随即蜂拥而上，将他带到保安室并予以扣留。税务所的工作人员出来说话，说他代表企业前来办事，情绪激动了点但没啥大事，息事宁人把人放了吧。然而，保安坚持要求企业派代表到场，当面道歉并赔偿损坏的公物后，方能把人放了。
手下闯了祸，樊莉只得代表公司匆匆前往税务所所在的大楼，把王兴德领了回来。
王兴德从内心感激樊莉把他从永宁调到滨城，并从一个普通会计提拔为会计主管。他向樊莉保证，农源滨城的会计科目设立和使用一定比永宁厂的更规范﹑更符合会计准则。王兴德很为他的上司骄傲，逢机会便向人介绍樊莉，说她是老板亲自挖来的人才，是中国区的财务副总监。
两人回到临时办公室时，已是午后三点。建设银行滨城分行的人已经等了一会儿了。来访者是分行公司客户部的张总﹑支行的王行长和客户经理小鹏。他们专程前来与樊莉商量授信牵头行的事情。
滨城建行计划为农源滨城提供一笔长期贷款，用于项目投资。在了解企业背景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同属农源集团的永宁厂早已经与永宁建行建立了授信合作关系。根据总行的规定，这两家分行中需明确指定一家作为集团授信的牵头行。牵头行的职责在于汇总各分行对同一集团下各公司的授信情况，并统一向总行提交授信申请。
“我们联系了永宁建行的商总，但商总不愿意把永宁厂的管户权交出来。”张总说。
“那你们总行不能决定谁当牵头行吗？”樊莉问。
“总行只能协调。你看，总行与分行的人平常都有来往，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彼此都不愿为难对方。”张总说道。
“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永宁厂通知永宁建行放弃牵头行，交出管户权。”张总建议。
“这……，由我们企业出面，似乎不太合适吧。”樊莉犹豫地说道。她知道永宁厂与建行早就有了合作，但却并未告知虞桐自己正在与滨城建行进行接洽。
“这还不是您樊总一句话的事。”客户经理小鹏说道。
“话也不能这么说，我们还是要从整体上考虑。”樊莉说。
“樊总，我们做牵头行，这笔项目贷款的申请和审批流程就相对简单和容易，成功的机会也增加。再退一步说，万一总行最后没有批准，你们宁波厂现有的授信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张总表示。
“这我知道，我们内部先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吧。”樊莉点点头。
直到永宁建行的客户经理阿屠打来电话，虞桐才得知牵头行一事。阿屠问道：“你们公司内部是不是已经商量好了决定让滨城建行担任牵头行？”
虞桐否认后问道：“你们行里的规矩是怎样的？”
“谁先合作谁就是牵头行呗，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阿屠说。
“只要永宁厂的额度不受影响，农源滨城的项目贷款也能拿下来，谁来担任牵头行，我并不在意。”虞桐并非出于高姿态为樊莉考虑，而是担心一旦农源滨城的融资失败，有人会将原因归咎于他争夺牵头行之故。
“我们当牵头行当然更有利于项目贷款。”阿屠说道：“你想想，我们已有合作基础，总行是不是应该会认为我们，而不是滨城分行更了解你们的情况？”
这番话确实在理。但虞桐想把自己置身事外，便回答道：“如果樊莉坚持要争取牵头行，我也无法阻拦。但最终由哪家银行牵头，终究是你们银行内部的决定，我们不来干预，你看这样行吗？”
“好，这我有数了。”阿屠说道。在挂电话前他问虞桐什么时候有空再一起喝个小酒，又是半年多没见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