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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主席的秘书维达莉亚花了几天的时间才把洪主席的行程确定了下来。最初的计划安排洪主席一行搭乘国际航班抵达北京，随后转乘高铁前往滨城。显然，洪主席也希望借此机会体验一下高铁。虞桐则告诉维达莉亚，北京的堵车很厉害，从机场到高铁站横跨市区，路上时间不好掌握，但至少要留两个小时。维达莉亚说她再去问洪主席是不是仍计划乘坐高铁。
回到家中，虞桐与妻子闲聊时提及此事。他说，如果乘坐地铁，从机场到高铁站只需一个小时，而且时间也可控。妻子回道：“那就坐地铁吧。”
“你这是开玩笑，北京的地铁有多挤你不知道吗？”虞桐白了她一眼。
妻子思索片刻，提议道：“有个办法，你带个小凳子给老板备用。”
虞桐脑海中浮现出一幅颇为滑稽的场景：地铁车厢内挤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乘客，在前胸贴后背的密集人群中，有一小块低洼之地。在这片洼地的底部，一位跨国大公司的老板，身家亿万的富翁，正蜷缩着身体，坐在一张比巴掌大一点的塑料凳上。
他不再理会他的妻子：一个从未上过班的人，不知道老板出行时的排场与普通人的不同。
隔了两天，维达莉亚才来通知虞桐，洪主席计划乘坐私人飞机出行，由雅加达直飞滨城。
维达利亚预订了滨城的威斯汀大酒店，并且也为虞桐安排了房间，与洪主席同住一层。她告诉虞桐，他的住宿费由雅加达总部一起付了。
威斯汀大酒店的房费超出了虞桐800元一晚的住宿标准，然而，与洪主席同行，又有谁敢质疑这是超标并需要特别申请呢？虞桐以肯定的语气对维达利亚说，他的费用在国内报销毫无问题，无需劳烦雅加达总部。
私人航班的候机楼在民航候机楼对面的一栋小楼里。当天上午只有两架私人航班到达。洪主席的航班十点整到，从印尼雅加达到滨城，飞机大约要飞行七个小时。虞桐估算了一下，洪主席凌晨两点登机启程，而抵达滨城的次日早上十点，他又要再次登机离开滨城返回雅加达，非常辛苦！
随同洪主席滨城之行的人中有沙华以及另外两位虞桐不认识的人，其中一个人姓吴，名赫德尔，另一个人叫安德鲁。维达利亚在邮件中没有告诉虞桐这两个人的职位，也没有说他们干什么具体事务。
赫德尔是一个保养得很好﹑面容和蔼的老者。虞桐看不出他真实的年龄，由于他是华人又会说一口流利的华语，虞桐便称呼他为吴先生。安德鲁是一位年轻的小伙子，洪主席将他介绍给虞桐时，还两次纠正了虞桐的发音。他负责此次行程中的行政事务。
沙华噌噌噌地走在最前面，人还没有出海关，就隔着十多米远和在外等候的虞桐挥手打招呼。虞桐安排了三台车来接机，第一辆是从租赁公司租来的梅赛德斯S400，另外两台是农源滨城的天籁和捷达，这是工厂能拿出的最好的车了。S400和天籁这两台车经维达利亚邮件确认过，但在机场洪主席听说还有第三台车时，便问虞桐为什么要三台车。虞桐回答：“公司的车，备用的。”
“唔，公司的车。”洪主席点点头。
虞桐已经有两年多没有见到洪主席了。他的白头发多了许多，此番来回一万多公里，只为拜会于行长。目睹此景，虞桐不由感叹老板不辞辛苦，凡事亲力亲为。
行李还没有通过安检，机场工作人员告知需要等待。沙华说不如大家先去酒店，行李由捷达车的司机送去。于是，虞桐吩咐司机等候行李。这司机看来是个办事灵活机智的人，他说，没事，你们放心走吧。
洪主席请虞桐上了他和沙华的那辆梅赛德斯车，吴先生和安德鲁则乘坐天籁车。虞桐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他是第一次乘坐S型号的奔驰。在租车时，租赁公司的客服人员对虞桐说，他们从S280到S600各型号一应俱全。维达利亚则告诉虞桐要一辆S400的型号。
在机场等候洪主席的时候，农源滨城的司机却告诉虞桐，租赁公司知道你是临时租车接人，那这车很可能只是S280。“S后面的阿拉伯数字，你想要多少就给你贴多少。”司机说。
洪主席在后排一直与沙华交谈，他们大多使用印尼语，虞桐听不懂。后来，两人转而用英语说起近期发生在国内的一起棕榈油代理进口违约事件，虞桐听明白了大概。这时，洪主席没等虞桐有什么反应，便问坐在前面的他：“你知道宏威的事情吗？”
“知道，他为别人代理进口搞融资，出事了。我们的大豆进口也一直找日东代理呢。”虞桐回答。虞桐内心深处对融资豆这种利用贸易手段套取银行信贷的行为，以及自己在财务部进行的STF套利，很是反感。然而，作为一名依靠打工维持生计的小人物，他不得不首先顾及自己的饭碗，乃至公司的利益。除此之外，他还能有何选择呢？
“哦？让他们就不要再做了。”洪主席扭头看了看沙华。
抵达酒店时已近正午，洪主席是威斯汀大酒店的VIP客人，因此，他与他的随行人员无需在柜台办理登记手续，便在服务生的引领下直接进入房间入住。洪主席在工作日通常不进午餐，沙华请虞桐自行解决，并约定下午二点半在开发银行对面的万豪酒店大堂里与纸业集团副总裁刘国丽会合。纸业集团与开发银行长期保持着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关系。今天，刘国丽特意前来陪同洪主席一同会见于行长，时间安排在下午的三点半。
刘国丽比洪主席稍晚一些到达万豪酒店，不过时间也刚好两点半。洪主席见了刘国丽，从安德鲁手中接过一袋咖啡豆，笑着道：“这是送给你的，苏门答腊岛猫屎咖啡。”这一袋咖啡看起来只不过半磅，洪主席如此郑重其事地赠予刘国丽，看来这东西价格不菲。
刘国丽道谢后接过咖啡豆，随后大家就如何与开发银行交谈讨论了一番。这次洪主席亲自来中国拜访开发银行滨城分行的于行长，一方面是认识这位新上任的行长，另一方面则是推进集团在印尼的一家工厂向开发银行申请的3亿美元贷款。洪主席希望这笔贷款能在年内落实。
在开发银行十八楼的会议室里，洪主席向于行长赠送了一份礼物——一幅从雅加达带来的金龙鱼装饰壁挂。作为回礼，于行长向洪主席一行人每人赠送了一本出自当地民间的年画。
刘国丽的嗓音清脆悦耳，吐字清晰利落。在会谈中，她首先提到了印度尼西亚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上的重要国家。接着她向开发银行介绍道，崇光集团在印尼是一家著名的爱国华侨企业，集团的两代创业人以产业报国，对故国怀有深厚的家国情怀。
“棕榈产业是一项蓬勃发展中的行业，崇光集团在印尼拥有最好的种植园，最高效的产业链。对于我们这次3亿美元贷款的项目，很多银行表达了强烈的合作意愿，但我们老板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开发银行。”她说。
结束了对开发银行的拜访，刘国丽径直赶往机场。虞桐与洪主席等五人则返回了威斯汀大酒店。众人回房稍作休息，随即在酒店二楼的中餐厅晚餐。虞桐打开菜单准备点菜，沙华却把菜谱拿了过去自己点。虞桐明白，沙华担心把菜点贵了。
菜肴很快上齐，用餐期间大家没怎么说话，这顿晚餐不到一小时便结束。洪主席吩咐大家早点回房休息，明天上午尽早出发，前往机场。
私人航班的登机时间同样需要等候候机楼内的广播通知。洪主席一行到达机场时，离预定的登机时间还有将近一个小时，洪主席便和虞桐谈了起来。他问虞桐：“你觉得我们这笔贷款的希望多大？”
虞桐小心翼翼地回答：“于行长的态度很积极，又有刘总在总行公关，我看基本上能成功。”
这时，一旁的吴先生插话道：“刘总在会上讲得太好了，要是我们早点把她请来，这事早就解决了。”吴先生对刘国丽的气质和口才赞叹不已，而虞桐却觉得她有些言辞过于矫饰。堂堂一开发银行的行长，什么样的大公司﹑大老板没见过？岂会被这些好听的夸张之词所打动。
洪主席没有接过吴先生的话，而是沉吟道：“嗯，现在是八月份，我们计划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文件。我相信于行长会积极与总行进行沟通，这样一来，到十一月份，我们应该能够签署协议，明年就可以拿到贷款了。”
虞桐心里觉得洪主席在时间上过于乐观了一些，但表面上还是点头赞同。
“你在中国这一头，如果需要雅加达的帮助，就找狄克，你知道狄克？”洪主席问虞桐。
“嗯，知道，一直在联系的。”虞桐说。
“唔，这就好，我现在打个电话给刘总，中国这边就交给你了。”说完，洪主席便站起来走到一边，拨通刘国丽的手机，他在电话里说道：“唔，对对，虞总，他现在就在我这里……”
通完电话，洪主席重新回到座位，对虞桐说：“我的手机你记一下。”他打开手机，屏幕上出现一串数字：“我的手机号码就是我的生日，哈哈。”
临近登机时刻，在最后的几分钟内，虞桐简单地向洪主席提了食品部的情况。虞桐说他们亏得很厉害，新产品也努力了，但不成功，老产品的销量在下滑。洪主席说：“我早说了，他们这样打法是不行的，一只手去抓新东西，另一只手却把老东西放了，这怎么行。”
洪主席沉默须臾，又道：“我女儿不会说汉语，在中国做生意，不懂汉语是不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