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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的GDP自1991年以来首次跌破7%大关，标志着中国经济结束了连续十六年的高速增长期。
这一年，央行三次实施降准降息政措施，为经济注入强心针。与此同时，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因经济持续复苏，取消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元持续走强。临近年末，美联储又宣布加息，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随之出现小幅下跌。
2015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调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报价机制。这一改革进一步提高了中间价的市场化程度，使得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成为常态化现象。
汇率波动幅度加剧，市场套利机会随之增多，当然潜在的风险也随之增高。
永宁有家规模不小的贸易公司，一年下来，公司通过财务套利获取的利润比主营业务还多。“他们的一船货物始终在海上漂，旧提单到期了，再换一份新提单。货物还是这批货物，只是每次更换提单时把价格改一下。”一位银行客户经理向虞桐透露道。
银行有业绩压力，明知这些所谓的贸易都是刻意地安排，并非纯粹的商业行为。但是，只要企业不伪造单据，货物也真实存在，客户经理对此类业务来者不拒。
虞桐内心是反对这种套利行为的。因为这将扰乱金融市场的秩序，并造成虚假的经济繁荣，有害于实体产业的健康发展。然而，这既是他的工作内容之一，也是他需要达成的KPI项目。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提出明显有违政策规定的建议，而这恰恰也是新加坡总部的要求。
“你们家最讲规矩了。”农行的霏霏说她最放心的就是做永宁厂的业务。
2015年，农源中国在大交所的棕榈油期货交易获利套现颇为丰厚，资金有了相当的积余。虞桐打算归还部分股东贷款，然而肖恩指出：“股东贷款是集团对下游事业部的投资，不算利息的。如果你归还了，沙华当然感到满意，但文清却不高兴了。”
于是，虞桐不再提归还股东贷款，而是把闲余的资金通过人民币跨境资金池借给新加坡贸易公司，它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从事全球范围的贸易。林鸿一般不会过问农源中国的资金状况，即便有所询问，虞桐也能解释称，这部分资金属于短期闲置，需随时调回国内，因此无法归还股东贷款。
境内人民币通过跨境资金池借贷给新加坡贸易公司，期限为一年。肖恩一收到这笔人民币，就马上把它兑换成美元使用，同时买入一年以后的人民币远期汇率。由于市场对人民币汇率预期是看跌，远期人民币价格低于当前价格。因此，新加坡的贸易公司便通过这笔业务，获得了由汇率差价带来的额外收益。
虞桐提出这个收益在KPI上自己只能算一半，肖恩说：“不用，钱是从你这里来的，利润也应该全部算你的，我这里的KPI你不用担心，能完成。”
这让虞桐很感激。
在这个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世界某地发生的任何事件，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们或许会比身处现场附近的人更早获知相关信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联系紧密，贸易和金融交流频繁。中国在金融领域的政策调整、行政举措及市场波动等信息，在世界各国尤其是作为全球金融和贸易中心之一的新加坡，一直备受关注，并在第一时间被报道和深入解析。
为了表示自己的尽职与专业，虞桐总是尽可能第一时间将国内的新政策、新措施及其对农源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以简明扼要的方式通过邮件报告给戈普尔和肖恩，有时也抄送至菲利斯和沙华。现在，虞桐把这项任务交给了瓦妮莎。他鼓励她加强与其他部门同事的交流，鼓励她寻机向远在新加坡的总部发送工作邮件。他对她说：“你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你，要在集团里增强你的存在感。”
戈普尔似乎很赞赏虞桐主动找来的这项工作。他每次都即刻回复虞桐的邮件，并加上自己的评语和观点，随后将这些内容转发给各地区的Treasurer（资金主管）“FYI”（供你参考），同时抄送巴拉特、菲利斯等人。
人民币汇率的持续走低对进口业务构成了不利影响。永宁厂和农源滨城每年合计需进口逾百万吨大豆，作为进口大户，公司的财务报表上将显示出巨大的汇率损失。然而，由于目前超过四分之三的大豆来自日东集团代理进口的融资豆，融资豆的交易均以人民币进行结算，因此，汇率上的损失实际上由日东承担，反映在他们的账上。至于日东究竟将多少汇率损失通过融资豆的价格转嫁给了农源，就不得而知了。农源只需看到融资豆的价格比自己直接采购进口的大豆便宜即可。
2016年的春节才过，央行突然出手加强了对大宗商品进口贸易融资的监管。此举的背景在于，大量的贸易融资资金流向了房地产等行业，引发了监管层的关注。央行的精神传达之后，银行马上对贸易融资的授信额度进行了收紧，同时加大了对额度使用和资金流向的监管力度。
这些措施立即对以融资为目的的进口商产生了影响。三月份，日东集团就一船正在海运途中的融资豆，向永宁厂提出了合同变更的请求。日东与永宁厂签订的进口代理协议中，进口方一直为日东旗下的日东国际贸易公司。现在，日东提出将进口方变更为重庆某公司。该公司为日东国际贸易公司代理进口大豆，随后，日东国际贸易公司再把大豆卖给永宁厂。
虞桐敏感地觉察到日东的资金状况有点不妙。显然，它的银行授信额度受到了限制，所以才找了别人为它代理进口。
虞桐是第一个对变更协议提出异议的人。他发邮件给瑞奇，抄送法务的萨曼莎以及巴拉特等一众人，按他的说法，又是一封发给全世界邮件。
他首先指出日东集团自己不进口而去找别人代理，显然它的财务状况出了问题。然后提出：“我们和日东集团的合同不再是代理合同，而是纯粹的大豆买卖的内贸合同，这里存在着法律风险。”
瑞奇迅速回复了邮件，表示他恰好也正想就这个问题向某人请教。虞桐这才明白，大豆进口的代理是巴克斯在安排，与瑞奇没有多大关系。此外，从邮件中瑞奇语气的判断，两人之间的龃龉和间隙显而易见。
巴克斯保持了沉默。而一直在申请协议更改忙上忙下的郭云回复了邮件，她说她和日东沟通过了，日东说这样做没有任何问题。她在邮件里说：“日东卖给永宁厂没有问题，他们在华良也这样做过。”邮件还附上了日东提供的他们与华良买卖协议的扫描版。
这时，巴拉特回复了邮件，他问萨曼莎当前法律是否仍禁止转基因大豆的买卖。萨曼莎回复道：“是的，尽管实际上许多人在进行交易，但法律的规定没有变。”
然而，巴拉特最终还是同意了日东提出变更协议的要求。
拿到了巴拉特同意的邮件，郭云立即登录OA系统申请用章，日东那边正在急切等待中。
戈普尔对融资豆的交易本身并不关心，他稍后也回复了虞桐的邮件，却提了另外一件事情。他说他从新加坡银行界的一个朋友处得知，中国央行正在采取措施打压近期过热的利用贸易套取银行信贷的行为。“因此，恐怕将来日东一家公司满足不了我们的融资豆。”
虞桐一直记得，去年十月份他陪同洪主席在滨城拜访开发银行期间，洪主席对沙华说不要再找别人代理进口大豆了。然而，从郭云提供的船期表上看，农源滨城和永宁厂后面几船的大豆全部都由日东代理进口，没有放弃融资豆的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