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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裘马轻狂，踏歌而行”的年代；
那是一条“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路途。
回望千年前的缤纷盛唐，两千多位诗人恰似群星闪烁，璀璨着中国文学的熠熠星空。如果稍加留意你会发现，其中一处星光特别灿烂，因为450多位诗人先后涌向同一个地方——浙东。或寻仙、或修道、或归隐、或壮游、或宦游、或神游。这些诗人占《全唐诗》收载诗人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中被《唐才子传》收载的有173人，占唐才子总数的62％。
他们既有青年就入台越、游冶忘归达四年之久的杜甫，和四入浙江、三至越中、二登台岳的李白这样的超级巨星，也有王维、孟浩然、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杜牧这样的大家，还有“初唐四杰”、“中唐三俊”、“晚唐三罗”等名家。他们或溯流而上，或顺水而归；或载酒扬帆，或着屐向山，无不临水赋诗，登顶高歌，赞咏着这里的瑰丽风光，流传下千古不朽的诗篇。那一行行飘逸的脚印，一串串爽朗的笑声；那一声声清朗的高歌，一句句隽永的低吟，最后蝶化成1500多首瑰丽的诗文，铺排成一条云蒸霞蔚的浙东唐诗之路。有人说如果排除应制诗，纯粹从写景角度统计，诗歌总数会超过长安、洛阳。
唐代诗人到江南，大多乘船走水路……即从扬州经运河南下，渡钱塘江，从西兴渡口进入浙东。他们驾一叶扁舟，唱一路欸乃，沿萧绍运河一路向东，南首是巍巍会稽，北边是滔滔东海，中间是汤汤镜湖，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直达波浪滚滚的剡川，然后溯江而上一路向南。排沓来迎的是两岸青山，笑语欢歌的有碧波清流；绿树掩映着竹篱茅舍，阡陌相望着行人黄犬。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白帆归舟、村野牧歌，使人仿佛进入了桃花源中。
这是一条诗意之旅，精神之旅，李白早有“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的向往，杜甫发出“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的感叹，白居易更有“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洲天姥为眉目”的盛赞。从初唐的骆宾王、李峤、王勃一直到晚唐的杜牧、贾岛、姚合、罗隐等等，这些诗人中，有的如李白和李绅，三次在这条路上流连忘返；有的如顾况和许浑，两度在这条路上徘徊徜徉；有的如孟浩然和杜甫，在这里前后逗留达四年之久。唐朝诗人的大家和名家，几乎无一不寻访和歌咏过这条诗路。
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诗人钟情浙江，特别是浙东？这要归结于此处得天独厚的地理风光与文化积淀。这里会稽、四明、天台三座名山盘桓纠结，居中一条剡溪是三山的自然分野。汇入三山的无数清流，出自万壑千岩，一路泠泠作响。“会稽佳山水，名士多居之”（《晋书·王羲之传》）。“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又载：“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水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世说新语·言语》）王羲之也说：“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非常之景栖非常之人，东晋十八高僧和十八高士曾在剡中聚会，王羲之等41人曾在兰亭修禊。
镜湖、剡溪、天姥等秀山丽水，深深地吸引着诗人们多情的目光，更吸引他们的是这里丰厚的人文积淀。丰富灿烂的河姆渡文化是浙东唐诗之路的基因，舜禹传说又为其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勾践兴国复仇、北上称霸的史实更使这里充满好奇。
7000多年前的余姚河姆渡文化，为新石器时期早期文化，可见浙东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余姚上虞一带流传着五帝之一舜的传说。《史记·五帝本记》“正义”引《会稽旧记》：“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又引《括地志》云：“越州余姚县，顾野王云舜后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云余姚。”《水经·渐江水注》引《晋太康地论》曰：“舜避丹朱于此，故以名县。百官从之，故县北有百官桥。”上虞、余姚至今仍有百官、舜江、舜井、舜王庙、握登山、历山、姚江等地名和传说。至于大禹，《越绝书》有载，“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有关禹的传说更多，如禹杀防风氏于刑塘（今称型塘），禹遗草履于桥下（今有夏履桥），禹与女娇婚后四天即启行治水，禹治水最后“毕功于了溪”（今称剡溪）等等。《越绝书》又曰：“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见耆老，纳诗书，审铨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葬会稽。”《史记·夏本纪》也载：“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禹奠平九州为全民族生息繁衍打下了基础，又创立了华夏历史上第一个王朝，他所表现出来的公而忘私、艰苦卓绝、敢于同大自然作斗争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瑰宝。舜禹传说无疑吸引着众多唐代诗人，使浙东成为文艺武库、创作津梁；令诗人们振翮远翥、飞绝六合。
除了舜禹传说，还有勾践复国。《史记·越王勾越世家》称“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他与吴国之战，开初只“以余兵五千人保栖于会稽”。后来他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认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经过20年努力，终于一战而平吴。且引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诸侯毕贺，号称霸王”。这个历史奇迹，自当引人瞩目。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故事，成了民族精神的象征：这种自强不息、转败为胜的奋斗精神，坚毅沉着、团结进击的生活信条，已经成为民族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里有云门寺、大佛寺、国清寺等名寺古刹，百官朝舜、西施浣纱、曹娥投江、梁祝化蝶等美丽故事，大禹治水、卧薪尝胆、马臻筑湖等史迹遗存，王羲之的兰亭雅会、谢安的东山再起、王子猷雪夜访戴等名人轶事；任公子“蹲乎会稽，投竿东海”钓巨鳌的神奇寓言，刘晨、阮肇天台采药遇仙的美妙传说，一代高僧支道林“买山而隐”的趣事雅闻，谢灵运“伐木开径”、著屐登山的壮思逸兴。这里既有以王羲之为代表的大量名士，也有像戴逵这祥的绘画雕塑大师，更有以白道猷为代表的高僧佛徒。在中国文化史上，很少有一条线路和中国的山水诗、书画艺术以及宗教思想发生如此密切的关系。正是因为这层关系，才引得诗人纷至沓来；也因为他们的歌咏，才成就了一条绝无仅有的“唐诗之路”……
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多少诗人正是为了见贤思齐。李白说“此中久延伫，入剡寻王许”(许，即许玄度)，刘长卿说“剡溪多隐吏，君去道相思”。唐诗之中很多诗篇写出了诗人心中的这类寄托。因此唐诗之路的源头在魏晋，这里不只是一条诗路，更是中国佛教、道教、儒教的揉合之路，也是书、画、诗的整合之路。所以有人说，如果没有佛教的传播，就没有后来的“唐诗之路”；没有东晋名士的风流和对山水的歌咏，唐诗的兴盛也许还要推迟。
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还与安史之乱人口南迁有关。安史之乱造成文人南迁这一社会背景，对中唐文学与政治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很多南迁者并没有回到北方，南下的移民浪潮，多在淮、汉以南沉淀下来。大概是北方在战乱中遭到严重破坏，正如刘昫《旧唐书》卷一二三所载：“东都残毁，百无一存……函陕凋残，东周尤甚……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而吴、越经东晋南朝的开发，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历经隋唐，更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方。正如皇甫冉《送陆鸿渐赴越诗序》中说到：“夫越地称山水之乡，辕门当节钺之重，进可以自荐求试，退可以闲居保和。”
因此，中唐前期的吴越之地，更呈现出文人荟萃的局面；安史之乱后，南方形成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文学集团，他们或应酬唱和，或联句赋诗，无论对文学题材的选取，文学趣味的欣赏，还是文学艺术的追求，都与安史之前具有明显的不同。他们作诗具有共同的美学趣味与生活追求。诗中他们没有像杜甫那样，反映安史之乱后的社会现实，而是追求隐居的生活以及对于盛世生活的怀念。
另外，行政建制也促成了浙东诗路的形成。唐时的江南道浙东观察使驻节越州，管辖越州（今绍兴）、婺州（今金华）、衢州、处州（今丽水）、温州、台州和明州（今宁波）。其行政长官常以越州刺史兼任浙东观察使一职。而杭州属于浙西观察使下辖之一州而已，驻节润州（今江苏镇江），管辖润州、常州、苏州、杭州、湖州、睦州（治建德，宋方腊起义后改名严州，今并入杭州）六州。浙东的山水风光、佛道宗教以及山水诗等在终唐之世，其名声、影响都要大于浙西，对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与繁荣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些著名诗人任职浙东，即仕宦群体，成为诗路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早在两晋和南北朝，一些文人充任会稽郡县官员，如东晋王羲之任会稽内史，东晋李充、南朝宋周颙、南朝陈徐陵先后任剡县令，南朝宋谢灵运任永嘉太守等，对文人选拔、重文风气的养成，都起着推动作用。唐时如骆宾王、宋之问、元稹、李嘉祐、刘长卿、元稹、白居易、李绅等，就但任过浙东的大小官吏。他们或为任命，或遭贬谪，又可分为三个类型：一类是籍贯非浙江而任职于浙东地区者，如河南籍元稹、安徽籍李绅皆曾任浙东观察使，河北籍李嘉祐出为台州刺史，山西籍李敬方被贬为台州司马；二类是籍贯为浙江甚至浙东的出仕者，如骆宾王、朱庆馀、顾况、钱起、吴融、严维、罗隐；三类是仕宦过程中途经浙东或因事至于浙东者，如白居易、张继、刘长卿、许浑、萧颖士、贾岛、李频等，此种情形在浙东唐诗之路仕宦群体中占了很大比重。特别是中唐著名诗人元稹左迁为越州刺史兼浙东观察使一职，对于唐诗之路的振兴与繁荣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元稹在越州任职凡七年，《旧唐书》本传称稹：“会稽山水奇秀，稹所辟幕职皆当时文士，而镜湖、秦望之游，月三四焉，而讽咏诗什，动盈卷帙。”正因为一些著名诗人任职越州，有的还任要职，加上其幕僚也多诗人，就诞生了一些有名的诗歌联唱、文人雅会，浙东观察使幕府就有过很有名的“大历浙东联唱”（诗歌联句）活动。仕宦诗人们创作的浙东诗歌，或作于浙东当时当地，或作为离开后的回忆。
另两类就是漫游诗人和诗僧。前者以孟浩然、李白、方干、陆羽等人为代表，他们或游历、或避难、或隐居于浙东地区，寄情山水。他们将山水作为审美方式，将山川作为心灵港湾，以求内心的宁静与超脱。后者以灵澈、贯休、皎然等人为代表，他们中既有浙江本土籍诗僧，如灵澈、贯休、皎然；也有外省籍或隐居或游历于此的诗僧，如寒山、拾得。这些诗僧既是诗歌的客体，又是其他诗人的写作对象；也是诗歌的主体，自发进行诗歌创作，写出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总之，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原因林林总总。在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当中，诗人以诗的灯火照亮了浙东的地理山川、政经风貌、阡陌田园。也正因此，让我們真切地体会到中华五千年文明脊骨里所透逸出的強大的民族气息。
至于“唐诗之路”对后世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南宋理学大家朱熹，留下的著名对联——“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百代圣贤心”，以及他讲学的地方亲手种植的“朱梅”里，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也可以从旅行家徐霞客、文学家张岱、袁枚乃至近代的俞曲园、弘一法师等人作品或书法里，找到深浅不一的痕迹。
在世上所有的路中，“唐诗之路”是一条浪漫而特别的路。它虽然客观存在，但并没有插着“路牌”，我们今天只能通过历史遗迹的路标，才能把这条道路延伸下去。重走唐诗之路，就像一部电视连续剧，脉络清晰，情节丰富，精彩纷呈，充满悬念。渡潮登岸，至渔浦西兴；沿着运河东行，相伴一路桨声；从柯桥古镇，到梦中镜湖；从宛委禹穴，到越国府山。进入上虞，一路上则是诗剑风流的称山，孝感动天的曹娥，谢安再起的东山，小江驿边的窑址；穿过湮没无闻的始宁，诗情回荡的嶀浦，来到雪夜访戴的剡溪，寂寞千年的剡山，书圣遗墨的金庭。而剡东则是唐诗之路的精华，散发着文化鱼腥的南岩，堪比香山佛国的石城，招徕非常之人的沃洲，诗仙一生萦怀的天姥。天台是浙东诗路的终结之地，可资观照的文化遗迹很多，将重点拜访江南名刹国清寺，道教重地琼台桐柏，穿石而过的石梁飞瀑。可以说，每一站都留下了一个王朝的背影，凝结了一代文人的墨痕。它们那么厚重，说不完，也道不尽。
身处唐诗之路的故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幸福的。在中国古代诗歌最繁盛的唐代，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徜徉间留下了那么多光照千秋的诗词歌赋。走过唐诗之路，你会真切感受到，那些原来似乎离我们遥远的名字，其实离我们是那么的近。近得几乎可以看到他们飘飞的衣衫，听到他们多情的吟哦，闻到他们温热的呼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