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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思何所寄，山川一缕魂。”
中国人受儒、释、道的影响，其宇宙观外化为山川，内聚于心灵。当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遇到困难无力回天又想改变，就常常希望借助神力来实现。因此山川就成为人民倾诉的对象，寄托的神灵。譬如浙东唐诗之路上，因其风光秀异、山水奇绝，会激发起历代人民的美好想象；又因地震洪水、频繁灾害，希望有个英雄来拯救他们的苦难，于是就创造出一个个关于山川古迹、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的优美传说。
根据现代专家考证：距今7千年前，浙东沿海发生了一次叫做卷转虫式的海侵，使浙东平原成了浅海，迫使原始居民一部分后退到会稽、四明、天台三山上，一部分迁散到浙西和江苏南部丘陵，一部分逃移到了海岛上。
当时的人们不能科学地解释海侵，就用想象和借用想象去观察、说明它，从而产生了许多神话故事，并口口流布，代代相传，到战国的时候，经过一个叫列御寇的人的综合熔裁和再创作，产生了文学上的燦灿明珠 ──《列子·汤问》。《汤问》说：在东海岸上，原有5座神山，都是仙圣居住的地方。后来岱舆、员峤这两山沉入大海，“仙圣之播迁者巨亿计”。这就是长期影响人们思想的海上三神山、方丈蓬赢的来历。而实际上所谓神山，就是会稽、四明、天台三山（到唐代，这里的山谷平原还是“溟海”）以及舟山群岛、嵊泗列岛。
李白《赠王汉阳》“吾曾弄海水，清浅嗟三变。果惬麻姑言，时光速流电”、“我思仙人，乃在碧海之东隅。海寒多天风，白波连山倒蓬壶。长鲸喷涌不可涉”，以及李商隐《海上》“石桥东望海连天，徐福空来不得仙。直遣麻姑与搔背，可能留命待桑田”等诗，都本源于海侵，句中“三变”、“麻姑”、“桑田”，即成语“沧海桑田”。而那位已三见沧海为桑田的“麻姑”，自然被奉为老神仙了。海侵和《汤问》，吸引秦、汉、晋、唐的许多名流文人、达官贵人到这里来寻神山。
如果把浙东唐诗之路比作一部交响曲，浙东运河是其开篇，到稽山鉴水渐入佳境，而剡溪两岸是其精华，那么到了天台山就是高潮，台温则是这首曲的余韵，整部乐曲让人一唱三叹荡气回肠。每一乐章都有着自己的山水传说，作为高潮部分的天台山更是传说众多，最著名的当数“刘阮遇仙记”。《辞海·文学分册》“刘阮”条所述：“相传东汉永平年间，剡溪人刘晨、阮肇同入天台山采药，遇二女子，邀至家，留半年，其地气候草木常如春时，迨还乡，子孙已过七世。”天台山是美丽的，传说更加美丽。这个故事最早见于干宝的《搜神记》和刘义庆的《幽明录》，传说已经突破仙凡相通的樊篱，达到了人仙结合的境地，是这个故事最可宝贵的地方。故事表达了对于爱情、自由的追求，对人间仙境的向往；也表达了对现实苦难世界的厌恶和鄙弃。整个故事没有怪异的色彩，而是充满着浓厚的人情味。故事场景具体而微，叙事委婉动人，颇有峰回路转、渐入佳境之韵。天台山终因刘阮故事的广传远播而声名卓著，刘阮故事也因天台山的奇光异彩而备受欢迎。
“桃源”茫茫何处寻?就是在浙东，也有天台（今天台县内）、天姥（今新昌天姥）、四明（今余姚境内）三种说法，大概美好的东西人们总想分享。汉代的天台山范围很大，甚至包括今天的四明山，唐时就有“晋前同是一青山”之说。这个美丽传说升华了天台山水，而天台山水又美化了这个传说。山水一旦植入了传说这个灵魂，就赋予山水以生命和情感，山水美也上升到艺术美，从而获得了永恒的生命。
从刘阮传说可以看出，人们先把山水自然进行人格化、社会化，在山水中找亲人觅知音；艺术家又进一步将其文学化、典型化，在山水中寻寄托找精神。当一丘一壑变身三教九流充满人情世故；当一情一节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人们就会受其熏陶，并从中得到启迪受到教益，从而也会更加喜爱这方山水，真正收到一方山水养一方人的效果。
山水传说不仅表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还反映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改造和利用。新昌东岇山等地有种石头叫“禹粮石”，俗称“石馒头”，大小不等的圆石内，有“金针”、“豆沙”、“肉粒”等形状的“馅”。《东岇志略》：“禹余粮石，随人意劈开，呼麻类麻，呼菽类菽。”故有“信口呼来应不虚”之诗句。相传大禹在此治水时摇身变成一头似象非象、似牛非牛的怪兽（一说大黑熊），用又粗又长的鼻子来拱山。一天大禹的妻子涂山女，给丈夫送来馒头做点心，她到工地见此情景，惊吓得跌坐地上，篮内的馒头滚落一地。大禹听见妻子的尖叫，连忙恢复成原形。奇怪的是地上的馒头，后来变成了一个个石团，人们就叫它为“禹余粮”。后来大禹总算凿开挡在剡溪口的嶀嵊二山，导引剡中积水流入舜江归入大海，史称“禹治水毕功于了溪”，这了溪就是今天的剡溪。如今人们还能在东岇山水帘洞附近找到石馒头。
如今，大禹虽然远去，禹粮石却留了下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远古的剡中沼泽泥淖一片蛮荒，是一代代先民与自然的抗争，才开垦出这片丰饶的土地。而大禹只是先民之中的一个杰出代表。由于他们的鬼斧神工日夜劳作，蛮荒的剡中才流来了妩媚的剡溪，滋润着万顷良田千里沃野。正是因为大禹这样的的勤劳先民，才改变了祖国的山川风貌；经人们改造后的山川，从此也得以“人化”；“人化”后的自然，变得美丽多情。甚至能让一个个冰冷坚硬的圆石，变身成让人垂涎的馒头，这就是山水艺术化后的魅力。让人惊奇的是，如今的“禹余粮”虽然变成石头，却已转化成一味医治人间疾苦的良药：晋代的张华《博物志》称其为“自然谷”，南朝梁任昉在《述异记》说它有化湿的功能，而明代的李时珍则称其为“太乙余粮”。
石头也罢，山水也好，一经名人的涉足和染指，山川风物便化为人为之物。这时的一草一石，已经是“人化了的自然”，充满了传奇色彩，给人一种深沉的历史感。而传说中的历史人事与当地山川，有的风马牛不相及，经过民间作者有机地捏合，山川风物就成了历史人事的遗物遗迹，成了人事活动的历史见证。
就是剡溪下游曹娥江的得名，也来自于曹娥救父这一传说。曹娥（130-143），东汉上虞人。其父溺死于江中，不得死骸。娥时年十四，沿江号哭十七昼夜，投江而死。经五日，抱父尸浮出，世传为孝女。后人感于曹娥的孝行，就把她埋在江边，并建庙立碑纪念。一条本名舜江的溪流，后便改名为曹娥江；曹娥的家乡，人们就称其为曹娥。我们中华文化向以忠、孝为轴心，忠以孝为表，家以孝立业，国以孝治天下。于是围绕“孝”名，不知有多少故事感天动地，“二十四孝”就应运而生。“忠孝”两全，人生典范；居家尽孝，为国尽忠，这是中国人的普遍准则、起码要求。当一件“孝感动天”发生在一条江上，人们就赋予其忠孝的历史内涵，而曹娥江水又反哺着生生不息的人民，滋养着代代后人的心灵。
一条以舜命名的江，来头可谓不小。当一件孝行发生在舜江之上以后，江名就由一位有名皇帝让给了一个普通女子，这不是人们的“移情别恋”，而是社会道德的需要，人间情感的指向。曹娥的忘我纯孝的品格，就随着滔滔江水源远流长。所以，宗教有地方化，自然更有地方化，尽管舜在上虞有古迹有传说，但相比曹娥更是“这一个”。因此“舜江”反不及曹娥江影响大，端午节屈原的影响也比不过伍子胥。
由于长期形成的民俗心理因素的作用，曹娥江畔除了曹娥还有另外“二娥”的传说：如今曹娥庙里的孝女曹娥座像左右，还有两尊姑娘的塑像，一位叫朱娥，另一位叫诸娥。朱娥为北宋人，世居上虞，从小母亡，由祖母领养。一次村里有个无赖，与她祖母发生争吵，性起行凶，10岁的朱娥赶上前来，抱住无赖的手臂，才使祖母幸得挣脱。无赖恼羞成怒，朝朱娥乱砍，朱娥倒在血泊之中。诸娥是明朝人，从小生长在山阴县。因其父被人诬告，判为死罪；诸娥两位哥哥为父申辩，遭拘禁后也被一起判了死刑。当时年仅8岁的诸娥，同舅父一起上诉申冤，冒死滚卧钉板，全身皮开肉绽，鲜血直流染红铁钉，悲壮孝行震动京城，皇上下旨免去其父兄死罪，查办那个诬告的恶棍。诸娥终因体无完肤，流血而尽奄奄死去。乡邻感于朱、诸两娥的孝义，均为之塑像造庙。后由地方官作主，将两人塑像迁入曹娥庙内，侍立于孝女曹娥像的两旁。
如果说曹娥江的传说是当地的，那么真君殿的神明却是外来的。真君来历本身就是一个传奇：相传新昌沃洲山下的溪东、溪西，住着石氏始祖——“亦朝公”。一次从扬州返乡途中，有块红石漂浮水上，跟船而行。亦朝公好生奇怪，命人打捞上来，见是一个石像，有手有脚，五官端正，头戴避风帽，便携带其回乡。亦朝公将其置于“真觉禅院”，不想却接连发生了三桩奇事：一是和尚拿石像支门，第二天起来，却见石像与院内伽蓝互换了位置，如此数日方知其来历非凡。二是禅院附近种有500亩玉米，正待收获却遭野猪侵扰，和尚敲锣打鼓把石像迎到种玉米的蝴蝶山，就再也没有野猪出没；三是附近息坑村人知道这个石像非同寻常，便在山上为它建造了蝴蝶庵；那料完工的第二天，庵内石像便不知去向，多方寻找后才在一荆棘丛中找到，于是便就地为其建起一座大庙，这就是石真人庙。有一年，南宋都城失火，皇帝在弥漫的烟雾中见有红脸、白脸两个将军“挑着竹篮”前来救火，终将大火扑灭。经问才知那红脸是宗泽，居沃洲山；那白脸是“七世龙王”，住小将“七宝龙亭”。皇帝赐恩，追封宗泽为“九天司命”，该殿也易名为“真君殿”。
新昌“真君殿”奉祀宗泽，全国恐怕属于唯一；而且该县真君殿还不止一处。宗泽生前的功绩已经载入史册，然而其身后的哀荣还在诗路上留存。因此沃洲山不仅是佛教之山，还是座英雄之山。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这就是沃洲山屹立于名山之林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诗之路”上的山水传说，以天台山、剡溪、曹娥江、镜湖、运河这条水上干线为经，以华顶、石梁、国清、刘门山、天姥山、东岇山、沃洲山、剡山、东山、云门、秦望等主要景区为纬，每个山水景区中蕴藏着优美的传说，每一个传说中又都体现着某一方面的审美价值。唐代诗人们行走在这条诗路上，既歌咏着诗路上的山水，同时又歌咏诗路上的传说。这些山水风景人文传说，就被永远镌刻于浙东山水间、唐诗之路上。
写到这里，我们也就自然理解神话传说对于每一位越人的影响。鲁迅先生逝世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0月19日），他唯一一部历史题材小说集《故事新编》出版于1936年1月。八篇中有五篇（《非攻》、《理水》、《采薇》、《出关》、《起死》）写于1934至1935年，这是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但《故事新编》的整体风格却从容、充裕、幽默、洒脱。这是一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看透世事后的温柔，虽然其中难掩的锋芒依旧直指人心。鲁迅自己认为这是一部“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的总集，写法上“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
浙东唐诗之路正因有了山水与传说两只翅膀，才会在历史的时空里永远展翅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