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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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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6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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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吟浙东唐诗路》连载

第六章 地理物产:爽气淡云风雨秋

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

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与赵莒茶宴》

夏日竹林,青翠欲滴,对饮紫茶,清香甘甜,胜似流霞(传说中的一种仙酒)。红尘远去,杂念洗尽,茶兴更浓,蝉声益幽。不知不觉,一直品到,夕阳西下,树影横斜……这是唐朝诗人钱起所写的一首咏茶诗,紫茶又叫紫笋茶,是浙江的一种名茶。

《神农本草经》载,在距今约5000多年的神农赤帝时代,先民就已经了解茶的药用价值:“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荼”就是我们今天的“茶”。我国最早的字书《尔雅》记述:“槚,苦茶。”东晋郭璞《尔雅注》也有记载:“(茶)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作羹饮,今呼早采为荼,晚采为茗。”这是对茶叶生长采摘的最早记载。茶在古代除称“荼”、“槚”以外,还有“蔎”、“荈”、“茗”等名称,直至唐代陆羽著《茶经》,才统一称为“茶”,实为“荼”字的减笔写法。

茶叶,原产巴蜀云贵,秦并六国,四海一统,开筑灵渠,茶遂由水道传至荆楚吴越。如今,当你来到越地剡中,就会发现,那是另一片海,如波又似浪,涌向天尽头;那是五线谱,宫商角徵羽,八音齐合奏;是首圆舞曲,曼妙又舒缓,飘逸且洒脱;一幅山水画,旋律轻轻荡,意境若有无……越地剡中,四明、会稽、天台交错盘结,东海、镜湖、剡溪贯穿环绕,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自古以来出产好茶。东汉永和年间,会稽太守马臻营建了规模巨大的人工湖——鉴湖,极大地改变了越中地区的山水气候条件,为生产好茶创造了良好环境。而剡中三山环抱,濒临东海,属亚热带季风区。境内气候暖和,雨量充沛,山峦起伏,云雾缭绕,山清水秀、土壤肥沃。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孕育出优异的茶叶品质。

据《上虞县志》载,早在东汉时期,上虞东南山区及与嵊县三界、里东接壤之地,已有野生茶树,名为“大茗”。《嵊县志》载,两晋、南北朝时,县境内种茶、饮茶已经较为普遍。唐代,剡县已经成为浙东地区的产茶大县。越地名茶不少,其中主要是剡县的“剡溪茶”。诗人刘言史《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诗云:“粉细越笋芽,野煮寒滨溪。”可见越茶在唐时十分珍贵,连取火、拾薪、汲水、煎煮等一系列程序都由诗人亲自动手,且洛北离越州有数千里之遥,竟视为珍品,越茶之誉,可见一斑。陆羽在后来的《茶经》中亦记:“浙东以越州上,余姚县生瀑布泉岭,曰仙茗,大者殊异,小者与襄州同。”《神异记》载:“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就是说,浙江余姚人虞洪上四明山采茶,遇见一位牵着三头青牛的道士。道士自我介绍说他是丹丘子,听说虞洪懂得喝什么好,想着沾沾虞洪的光,于是就指引虞洪去瀑布山采大茗,希望虞洪采到茶后,也能送点给他。虞洪果然采到上等好茶,以后就常用茶叶祭祀这位神仙。剡茶一出场就有仙人加持,一开始就与道教结缘,馥郁茶香中更带神仙气息。

为什么时隔数百年,汉代的丹丘子能和晋代的茶人虞洪对话?因为丹丘子是喝茶后羽化成仙的道士。皎然有诗称“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羽化”乃道教术语,指得道飞升、位列仙班。显然,陶弘景的“苦荼轻身换骨”,与得道成仙的观念有着内在的联系。可见道教对饮茶早有深刻认识,并将其与追求永恒的精神生活联系一起。

丹丘子的羽化成仙,为饮茶得道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也让会稽、四明、天台三山成为神境仙源。当年一批又一批的文人雅士、名道高僧接踵而来,或结庐隐居,或炼丹修道,或念经诵佛,把个名不见经传的剡中搅得风生水起,由此而形成了“魏晋风骨”,孕育了茶文化起源,催生出一条唐诗之路。

当时来剡的名士中,除了书圣王羲之、雕圣戴逵等一批影响后世的名士大家之外,还有几个代表性的群体——也就是当时史称的“十八名士”、“十八高僧”和“十八高道”。《高僧传》记载:东晋有20多位高僧先后雅聚新昌沃洲、石城,其中昙光、昙猷、竺潜、支遁是佛教传入浙江的始祖。松林月夜,他们常邀友煎茶品茗,畅谈佛理,成就了佛教和茶文化的一段佳话。南朝刘宋时,高僧昙济隐新昌孟塘山,常“以茶茗接客”。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常往返于新昌石城与天台佛寺之间,“尝以茶供佛,参透茶禅一味”,誉称茶为“佛天雨露,帝苑仙浆”。

支遁更是弘扬“禅茶一味”的重要人物。这位得道高僧,玄学佛学都造诣很高,不仅热衷清谈,崇尚静与净,寻求主观上的解脱;更热衷于饮茶中参禅悟道,修身雅志。因此他所处之寺,寺必有茶,茶必有禅;茶入禅门,茶成禅茶。自此,禅茶不仅在剡地大小寺庙风行,更在中国佛教史上绵延,成为茶文化发展史上独具魅力的一章。

其实那时的越茗剡茶不仅芬芳于宗教,也风行民间。南朝刘敬叔作的志怪小说集《异苑》有这样一则故事:“剡县陈务妻,少与二子寡居,好饮茶茗,以宅中有古冢,每次辄先祀之。某夜,母梦见一道:‘吾长年来赖相保护,又享汝嘉茗,虽泉壤朽骨,岂忘翳桑之报?’及晓,果于庭获金十万。”这个故事虽旨在宣扬乐善好施的义举,但也说明当时普通人家以茶待客,饮茶之风已经广泛流布。

因为唐时社会安定,太平盛世歌舞宴饮,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史料记载,唐时越州各县都为著名产茶区,总称为越州茶。唐长庆至大和年间(821——835),越州隔日小市,设置茶肆,茶客满座,喧闹非凡。同时,官方又采取了贡茶制度,加速了越地茶叶的发展。

至宋日铸茶异军突起,成为名闻全国的优质名茶。宋高似孙在《剡录》中说:“会稽山茶,以日铸名天下……然则世之烹日铸者,多剡茶也。剡茶声,唐已著。”剡溪茶与日铸茶都在三山之内、湖溪之滨,气温、雨量相近,海拔、地形相仿,其间古木参天、松篁交翠,云雾缭绕、沟壑纵横,日照充沛,宜产好茶。

当然,唐宋时远不止越地剡中出产名茶,唐诗中写到产茶之地甚多,如孟郊“蒙茗玉花尽”说的是四川蒙山的贡茶;钱起“竹下忘言对紫茶”说的是浙江湖州的紫笋茶,“好向汜湖便出家”说的是湖南岳阳的含膏饼茶,“碾尽明昌几角茶”说的是四川眉州的昌明茶;刘禹锡“生采芳丛鹰觜芽”,说的是四川蒙顶的鹰嘴芽白茶,“松花满碗试新茶”说的是湖北的蕲州茶;司空图“刚须又扑越溪茶”说的是浙江绍兴的越溪茶;皎然“越人遗我剡溪茗”“剡茗情来亦好斟”,说的都是浙江嵊州新昌一带的剡中茶。

唐朝诗人写到越中产茶、饮茶之作颇多,有皇甫冉的“采茶非采绿,远远上层崖”、“借问王孙草,何时泛碗花”;灵一的“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此山”;齐己的“碾声通一孔,烹色带残阳”;刘长卿的“春风吴苑绿,古木剡山深”;刘禹锡的“山僧后担茶数丛,春来映行抽新溶”等等。唐代咏茶诗中最著名的,当数元稹的一首“宝塔诗”——《茶》:

茶,

香叶,嫩芽。

慕诗客,爱僧家。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

铫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晨前独对朝霞。

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

诗从“塔顶”述起,第一行用一个“茶”字引题;第二行解读“茶”的本来面目;第三行写对“茶”的爱慕;第四行写制茶工艺,需要经过碾压和筛选;第五行写煎茶、煮茶以及茶水的形态;第六行写喝茶的时间和环境,“明月”“朝霞”时喝茶意境最佳;第七行写茶不仅能洗去愁倦,还有醒酒的功能。

关于茶的功用,顾况在《茶赋》中有更多的交代:……如玳筵,展瑶席,凝藻思,间灵液,赐名臣,留上客,谷莺啭,泛浓华,漱芳津,出恒品,先众珍,君门九重,圣寿万春,此茶上达于天子也;滋饭蔬之精素,攻肉食之膻腻。发当暑之清吟,涤通宵之昏寐。杏树桃花之深洞,竹林草堂之古寺。乘槎海上来,飞锡云中至,此茶下被于幽人也。《雅》曰:‘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可怜翠涧阴,中有碧泉流。舒铁如金之鼎,越泥似玉之瓯。轻烟细沫霭然浮,爽气淡云风雨秋。梦里还钱,怀中赠袖。虽神妙而焉求。

作者以大段骈文,对比铺陈出茶具有“上达天子”、“下被幽人”、恩泽四方的魅力——于玳筵瑶席,伴灵液美酒,与名臣上客,贺君门圣寿,这是茶“上达于天子”的隆重展示。滋精素,攻膻腻,发当暑之清吟,涤通宵之昏寐,杏花丛中,桃花洞里,竹林草堂古寺中,这是茶“被于幽人”的深情演绎。文章最后正话反说,表明隐逸山林、宁静淡泊才是自已的追求,山野之间有涧草流泉可以观赏,有茶炉越瓯随伴左右,看茶烟袅袅,观细沫漂漂,闻清香阵阵,听山风习习。在“爽气淡云风雨秋”中,何须“梦里还钱,怀中赠袖”?茶有如此神妙,人生夫复何求?

将茶之效用讲得最全的,当属卢照邻之孙卢仝。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用“七碗茶”写出了喝茶的功效,“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这段诗分别道出了喝茶能生津、解愁、助文、抱不平、洗涤周身、荡涤精神、生清风通仙灵的功效。最后句同样说明茶与道的关系。我国茶道追求的是清心寡欲、胸无杂念;淡泊人生、无所追求。而茶采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加之泡茶之水源自岩泉,高山流水天人合一,一杯在手飘然欲仙,仿佛已将自身溶于秀丽山川……

唐诗中不乏越中产茶、饮茶之作。如温庭筠的《宿一公精舍》:

夜阑黄叶寺,瓶锡两俱能。松下石桥路,雨中山殿灯。

茶炉天姥客,棋席剡溪僧。还笑长门赋,高秋卧茂陵。

诗人早期的乐府诗爱情诗,色泽艳丽,辞藻华美,风格奇艳。晚年由于现实生活的失意和窘迫,迫使其远离醉酒酣歌,走向山水田园,诗风也为之一变,流露出自然的生活之趣,呈现出天然的清淡之美。本诗就体现出这种风格:松下古桥,雨中灯火,在这清寂的环境中,与黄叶寺僧围炉而坐,品茶下棋,这时他嘲笑茂陵中的司马相如,何必费心去写文章,锦绣文章也同样归于朽土。嘲笑古人,也在嘲笑自己,自嘲满腹才华不值一囊钱物。诗歌中间两联写得尤其精彩:“松下石桥路,雨中山殿灯”,虽然是松下石桥,夜雨古寺,但是风声雨声,声声入耳;一灯如花,照亮长夜。“茶炉天姥客,棋席剡溪僧”,虽然山客溪僧,寂静对坐;而茶沸棋敲,又很热闹。温庭筠的后期诗风接近贾岛、姚合一派的自然清冷,但没有他们的枯寒和冷寂,而是清中有明丽、鲜媚,故寒而不瘦;静中有生机、活力,故静而不寂。

写到越溪剡茶的还有司空图的《暮春对柳二首》:“萦愁惹恨奈杨花,闭户垂帘亦满家。恼得闲人作酒病,刚须又扑越溪茶。洞中犹说看桃花,轻絮狂飞自俗家。正是阶前开远信,小娥旋拂碾新茶。”说是首伤春诗,不如说是饮茶诗。

陆羽为了考察茶事,写作《茶经》一书,足迹遍及浙东各地,“尝镜水之鱼,宿剡溪之月”。正如其友皇甫湜《送陆鸿渐赴越序》所云:“野墅孤岛,通舟必行,渔梁钓矶,随意而往,馀兴未尽,告云遐征。夫越地称山水之乡,辕门当节钺之重,进可以自荐求试,退可以闲居保和。吾子所行,盖不在此。”陆羽所著《茶经》一书,奠定了他在茶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被尊为“茶圣”。《茶经》分“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之出”“之略”“之图”十章,写得细致入微又气象万千。

剡中茶事,陆羽似乎考研得最为详细。他在“之出”一章中写道:“浙东,以越州上,明州、婺州次,台州下。”在“之器”中说到,用两层又白又厚的剡溪出产的剡藤纸做茶叶纸囊,储放烤好的茶,可使香气不散失。在“之事”中收录了一则剡中“飨茗获报”的故事。就是盛茶的“瓯”,陆羽也认为是“越州上”。当时可与越瓷相媲美的是邢瓷。陆羽说如果邢瓷质地像银,那么越瓷就像玉;如果邢瓷像雪,越瓷就像冰。邢瓷白而使茶汤呈红色,越瓷青而使茶汤呈绿色。陆羽踏遍越州的角角落落,把对茶的审美相契于越地的山山水水。

皇甫曾《送陆鸿渐山人采茶回》一诗,就写陆羽外出考茶之事:“千峰待逋客,香茗复丛生。采摘知深处,烟霞羡独行。幽期山寺远,野饭石泉清。寂寂燃灯夜,相思一磬声。”皇甫冉也有《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一诗,写出陆羽考究茶事之艰辛:“采茶非采绿,远远上层崖。布叶春风暖,盈筐白日斜。旧知山寺路,时宿野人家。借问王孙草,何时泛碗花?”

而歌咏剡茶最多的诗人,还数陆羽的好友皎然。皎然出生儒学世家,有良好的幼学基础,中年遁入空门在杭州灵隐寺受戒,专心于禅学,一生秉承儒家“君子谋道不谋食”的理念,参禅悟道作诗,集儒、释、道于一身,其学识素养、惊人智慧和哲人思维,为当时“一代伟才”。皎然与剡中又有着特殊的渊源,他是谢灵运的十世孙,始宁曾是他先祖的封地,因此曾一度在车骑山太康湖(今嵊州市三界镇车骑山村)一带买山而居。

陆羽年少命运坎坷,二十多岁时幸遇皎然。那时皎然是湖州杼山妙喜寺的主持,他不仅为陆羽提供了一个安宁的生活与写作环境,还为陆羽考研茶事提供种种便利。在陆羽撰写《茶经》的过程中,皎然还多次提出修改意见,为《茶经》倾注了大量心血。皎然有首《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就可以看出两人的关系:“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此诗写于重阳节这天,诗人与陆羽在妙喜寺内品茗、赏菊、赋诗,开创了以茶代酒、移风易俗之新风。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皎然传》载:“出入道,肄业杼山,与灵澈、陆羽同居妙喜寺。”皎然在《赠韦早陆羽》一诗中写道:“只将陶与谢,终日可忘情。不欲多相识,逢人懒道名。”诗中将韦、陆二人比作陶渊明与谢灵运,表明不愿多交朋友,只和韦卓、陆羽相处足矣。也正因此,谢、陆两位旷世茶人的“缁素结交”,成就了中国茶文化上的一个经典桥段,并逐渐融化成中国茶道的一种精神境界。因此,当时皎然居住剡中,陆羽跟随而来,也在情理之中。

从湖州尾随而来的,还有那位女冠李季兰。《唐才子传》载她“往来剡中,与隐士陆羽、上人皎然意甚相得”。遥想当年,天姥山下,剡溪之畔,一介“茶道之父”,一位当代“茶圣”,一个才高道姑,三人同品一壶“剡溪茗”,共赏一幅剡中画,这是中国茶文化史上最精典的一个场景:夏夜,他们泛舟剡溪,把茶临风,享受着纯净与清凉;冬夜,他们煮雪煎水,同品佳茗,体验着超脱与豁达。借着剡山的一片月光,剡溪的一绺清泉,剡茶的一丝清香,化作对茶的审美视角和生命体验。尽管三位分别代表的三教教义有别,但都被一种超然的精神所包容:茶是禅,茶是儒,茶是道,茶是一种神韵和境界。他们把发源于剡溪的茶道推向新的高度,更把中国茶文化演绎到了极致。请看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

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牙爨金鼎。

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

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似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

愁看毕卓壅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

崔候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

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在这里,从茶叶、茶具、泡茶、煮茶、茶饮方式、茶境、茶舞……茶道等方面,完整地勾画出了茶道的形式、意境与神韵,这里一饮乃养身,二饮乃养心,三饮达到体道悟道的境界,从茶道之源到饮茶修道、饮茶本道(饮茶即道),已系统地道出了中国茶道的真缔,比日本人使用“茶道”一词早了八百多年。皎然的《三饮茶诗》与卢仝的《七碗茶诗》,同称唐代的茶诗双璧。因此,许多专家认为皎然这首诗,开启了大唐茶道——中国茶道,古剡中也成了茶道的源头。

皎然对剡茗情有独钟,他不仅品剡茗、赏剡茗、馈剡茗,还咏剡茗。“剡茗情来亦好斟,空门一别肯沾襟”(《送许丞还洛阳》)是品;“清明路出山初暖,行踏春芜看茗归”(《山居示灵澈上人》)是赏;“聊持剡山茗,以代宣城醑”(《送李丞使宣州》)是赠;至于《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自然是咏了。经皎然等人提倡,唐代品茗蔚然成风,形成僧侣茶道、文人茶道的雏形。

茶为清饮,发言为诗。据统计,在这条“浙东塘诗之路”上,留下的剡茶诗有三十多首,诗情助茶灵,茶灵涤诗情,一首唐诗三碗茶,留得高香余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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