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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岳兵认为，浙东唐诗之路上，至少铺筑着七大文化底蕴，这也是诗路的七大成因：首先是中国山水诗的发祥地，白道猷（或作帛道猷）在这里写下第一首山水诗，谢灵运在这里奠基了中国山水诗；其次是佛教中国化的中心地，“六家七宗”在此孕育出佛教母学般若学，后来诞生的几大宗派都从这里妊娠；第三是诞生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代表人物就是开宗立派的智者大师；第四是以王母为中心的道教巩固地，地点就是李白梦萦魂绕的天姥山；第五是中国书法的朝圣地，代表人物是为官会稽终老金庭的王羲之；第六是中国山水画的发源地，以南朝刘宋元嘉年间天姥山山水画为标志；第七是中国士文化的中心地，代表人物是东山再起的谢安。
山陬水湄的蕞尔浙东，为何受到上天如此的青睐?这里随便的一声低吟，唱响的可能是中国山水诗的序曲；随手的一根线条，拉开的可能是中国山水画的序幕；随势的一个转折，飘洒的可能是名垂千古的《兰亭》；随时的一记梵音，敲响的可能是佛教中国化的晨钟；随风的一句歌声，唱响的可能是西王母的《白云》；随流的一根钓竿，匍匐的可能是任公子的背影。这里的山水不仅成为中国诗、书、画等文化艺术的源头，这里的草木间还隐约着佛、道、儒等开宗立派者的身影。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认为：“浙东，自晋代起，渐成为人文荟萃之地，源远流长的山水诗在此滋生，与之有联带关系的书法、绘画以及宗教等，也在这一地域达到鼎盛。唐以降，许多‘壮游’的文人、失意的诗人以及‘宦游’的官吏在浙东一带流连忘返，吟咏不绝，使浙东一带再次成为唐诗发展中一个特异的地区。对于这一人文现象，‘唐诗之路’是一个形象、具体而科学的概括和归纳。”
正因浙东文化源远流长，在历史演进中渐成人文荟萃之地，所以傅璇琮先生认为，“吸引唐代诗人留恋于这条唐诗之路的不仅是秀丽的山水”，更是这里厚重的人文，“中国的山水诗在此诞生，佛教、道教在此交汇，成为当时人们向往的精神乐园。”魏晋名士寄情山水、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对唐代诗人乃至后世文人影响很大，因此自会稽山阴出发的唐代诗人，经历的其实是一场人文山水的朝圣。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楼劲，在《六朝浙东人文与“唐诗之路”》一文中分析得更为具体：“全国风光秀美之地多了，唐诗之路却只有那么几条；必须考虑浙东地区长期积累的独特人文资源，考虑其绮丽的自然风光，在唐初以前已屡被讴歌、刻画，成了‘名山’、‘名水’，更不必说其间还有大量名人逸事，及其行迹所及、形诸笔端的‘名湖’‘名园’‘名寺’‘名观’等等。我认为，首先是人文而不是自然本身，是得到人文滋养，与人文交相辉映的大量‘名胜’，才是浙东唐诗之路之所以形成的直接原因，此即古人所谓‘非道弘人，人能弘道’之理。正是长期的人文积累烘托了浙东、弘扬了浙东的方方面面,使之为各方注目，特别是使文人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在这里留下了诸多灿烂的诗篇，遂有所谓‘浙东唐诗之路’的奇观。”
影响唐诗之路的人文资源多种多样，我们先从道教入手来分析其中的成因。因为道教作为中华民族自创的宗教，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乳汁养育而成，和我国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血肉相连，是我国思想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鲁迅曾经说过：“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是道教的形成和确立时期。陈寅恪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指出，较大的道教势力多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 ，“东晋孙恩之乱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旧史记之已经详，且为世人所习知者也。若统计先后三百余年之史实，自后汉顺帝之时，迄于北魏太武刘宋文帝之世，凡天师道与政治社会有关者，如汉末黄巾米贼之起原，西晋赵王伦之废立，东晋孙恩之作乱，北魏太武之崇道，刘宋二凶之弑逆，以及东西晋、南北朝人士之所以奉道之故等，悉用滨海地域一贯之观念以为解释者，则尚未之见。”“神仙学说之起原及其道术之传授，必与此滨海地域有连，则无可疑者。”与陈说互为印证的是越中众多的道场，从上虞东关的峰山到天台山，道教在这一带设立起数十个道场，吸收信徒，修行学道。据考证，日本的道教是从上虞东关的峰山道场传授出去，由此可见道教在浙东获得了得天独厚的发展。
东汉时上虞人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认为炼丹之道与周易相通，又与黄老之辞相合，故将炼丹与周易、黄老契而为一。此书为道教经典之一，魏伯阳亦被称为“丹经之王”。汉末于吉为道教符箓派鼻祖。《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云：时有道士于吉，“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史传于吉撰《太平经》于上虞，以会稽为中心向四面扩散传道，故浙东民间多信奉于吉。可见两汉两晋时就有道教代表人物在浙东活动。他们收徒讲经、望气相面、著述结撰，使这一带充满了丹光符影、仙迹道踪。
道教发展到六朝，浙东更是重要传播区。继魏华存、杨羲，道教上清派茅山宗第三代宗师许谧做过余姚县令，其父东晋时曾为剡县令，其兄则定居于此，在这一带建立了较好的教众基础。约东晋末上清派原典多由许谧之孙许黄民携之入剡，又托付给当地马朗、马罕兄弟，二人后来被尊为继承许谧少子许翙的第五、六代宗师。这都足见剡县实为上清派早期发展的重镇和杨、许真经至为重要的集散地。而会稽的天师道势力尤大，王、谢、孔氏等侨旧高门，不少都世代为其信徒。王羲之去官闲居，即“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採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孔稚珪之父孔灵产则于禹井山立道馆，“事道精笃，吉日于静屋四向朝拜，涕泗滂沲”。谢灵运出生旬日，其家即因“子孙难得”，将其寄养于天师道领袖钱唐杜氏家中至十五岁。钱塘杜氏与浙东关系至为密切，东晋末年作乱于会稽的孙恩，即为杜氏家主杜子恭门徒孙泰的弟子。杜子恭之裔杜道鞠、杜京产父子刘宋以来亦活跃于会稽，京产则徙居剡县南墅大墟（今新昌沃洲一带），曾聚集顾欢、戚景玄、朱僧摽等整理道经，山阴、吴兴等四方道众多有前来。这些都表明了魏晋以来浙东道教的根深叶茂，也反映了此地在道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六朝时期浙东佛教、道教盛行，与玄学、儒学广泛交流，使得这里充满采药求仙、修道长生、崇佛觉悟、解脱俗谛、谈玄论儒、扬弃名教的浓厚氛围，涌现出一大批修为深湛、世所推重的名道高僧，他们与风流名士酬唱往还，与当地信众广结善缘，其教义直接关乎人心世道、信仰执念、玄言哲思，及于轮迴、长生等千古之秘，直接沉淀成精神的琥珀，影响着思想的走向。
伴随着道教在浙东的广为传播，各种神仙传说也广为流行。如《水经注》述始宁（今上虞南、嵊洲北的三界章镇一带，曾设始宁县）有坛讌山，“尝有采药者，沿山见通溪，寻上于山顶，树下有十二方石，地甚光洁。还复更寻，遂迷前路。言诸仙之所憩讌，故以坛讌名山。”又述上虞县南有兰风山，山有三岭，“丹阳葛洪，遁世居之，基井存焉。琅邪王方平，性好山水，又爱宅兰风，垂钓于此，以永终朝。”《名山略记》述会稽有小白山，“阳城赵广信以魏末入小白山，受李氏服气法，又师左元放受守中之道。”坛讌、兰风、小白诸山，本来仅为当地名胜，一旦与葛洪、王方平等道教神仙人物结缘，就因其仙踪道影而变得远近闻名。至于相传禹遇东海圣姑的会稽山、黄帝游仙的缙云山、葛玄等灵仙所居的天台山、西王母东来驻跸的天姥山之类，则更仙迹密布道观众多，也就愈为天下人心生向往。
正因仙影幢幢，也就仙迹处处。道教推崇的洞天福地，很多分布于浙东越中。所谓洞天福地，大多成名于六朝时期，皆为神仙名道所居。据道藏《云笈七签》卷二七载，首有十大洞天，“处大地名山之间，是上天遣群仙统治之所。”这十大洞天，即有三处在浙东：台州黄岩委羽山洞号曰大有空明之天；天台县赤城山洞名曰上清玉平之天；仙居、临海两县间的括苍山洞名曰成德隐玄之天。又有三十六小洞天，“在诸名山之中，亦上仙所统治之处也。”这三十六小洞中有七处在浙东，即四明山洞、会稽山洞、金庭山洞、仙都山洞、青田山洞、金华山洞等。又有七十二福地，“在大地名山之间，上帝命真人治之，其间多有得道之所。”这七十二福地有十五处在浙东，即盖竹山在衢州，东仙源、西仙源、灵墟在台州，若耶溪在越州的会稽县，沃洲、天姥岑、司马悔山在越州剡县（今新昌），陶山、三皇井、仙礚山在温州，南田山、玉溜山、青屿山均在东海，大若岩在永嘉等等。另外还有天台山之华顶、赤城，四明山之金庭、石鼓，沃洲山之沃洲禅院、支遁养马坡、放鹤峰，还有天姥等等。所有这些佛迹仙踪、释光道影，地在浙东，誉驰九州，唐时更是大放异彩。浙东洞天福地所占比重如此之高，说明唐前这里就是天下道众趋鹜之地，自然对唐代诗人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
法国汉学家傅飞岚曾在《超越的内在性：道教仪式与宇宙论中的洞天》中提到：“‘洞’有洞穴、激流之意，也有‘洞穿’之意（兼指物理与智能上的洞穿），常与近音字‘通’通用，具有贯穿、通达之义。故洞作为度化之所，神启之所，而与诸神域相连。在道教的用法中，洞也作为真经秘籍的藏列处。”他还引用苏远鸣有关罗浮山的文章，说洞天乃山之精，倘若攀登山顶是一种信仰的行为——要求洁净及神秘知识的信仰旅行，那么步入洞天则表示旅程终于抵达“启悟”的阶段。人们通过“洞”的穿越，从人间进入到了更神圣的领域。洞天是一个仪式性的过程，就像通过一座桥后到达彼岸一样。
因此，浙东的会稽、四明、天台都是道教名山，而天台尤甚。千百年来，天台山的桐柏宫一直是道家的圣地。天台山葱郁陡俊的山体、赤城山赭红色的山崖、石梁瀑布的视觉冲击力，给六朝文人和佛道实践者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早在公元178年，中国道教四大天师之一、灵宝派开山宗师葛玄就来到这里修炼。公元239年，东吴大帝孙权下诏在天台山建造道观，作为葛玄的修炼之所，“桐柏观”从此名扬天下。北宋年间，天台人张伯端浪迹云水，访求大道。公元1075年，91岁高龄的张伯端融摄儒、释、道三教理论精华，以自己多年来的内丹炼养思想为基础，在桐柏宫完成了《悟真篇》的创作，孕育出天台山道教南宗文化。自此，天台山桐柏宫成为中国道教南宗的祖庭，南宗始祖张伯端被后人尊为“紫阳真人”，天台山亦成为道教南宗的发源地。
道家称天台山为桐柏山，唐代天台山高道徐灵府《天台山记》是这样解释的：按《真诰》，天台山高一万八千丈，周回八百里，山有八重，四面如一，当牛斗之分，以其上应台宿，光辅紫宸，故名天台，亦曰桐柏。天台山分三处桐柏山，历代舆地家称司马承祯桐柏山为中桐柏，剡县金庭观桐柏山为西桐柏，宁海桐柏山为东桐柏。
西桐柏山，即四明山的大湖山，因山顶有大湖名也，唐天宝六载改为丹池（山）。《道经》曰：‘上有桐柏合生，下有赤水丹池。’南岳真人曰：‘越有桐柏金庭，与天台四明相连，神仙之宫也。’”四明山是天台山的支脉，丹池（山）（大湖山）是天台山与四明山相连接的山，四明山脉从大湖山起脉。大湖山是桐柏金庭之所在，故大湖山又唤金庭山。《真诰·运象篇第一》载：“（众真中）又有一人，年甚少，整顿非常，建芙蓉冠，著朱衣，以白珠缀衣缝，都未曾见。此人来，多论金庭山中事，与众真共言。又有不可得解者，揖敬紫微、紫清、南真三女真，余人共言平耳。云是桐柏山真人王子乔也。”“王子晋父周灵王有子三十八人。子晋，太子也，是为王子乔。”王氏以王子晋为一世祖。为什么王子乔谈论的都是金庭山中的事？《道经》曰：“王子晋登仙，是天台山北门第二十七洞天。洞在桐柏山中，三十五里，下见金庭壁，四十里……曰金庭洞天。”王子晋是从金庭步入仙界的，他钟爱金庭，赞美金庭，歌咏道：“写我金庭馆，解驾三秀畿。夜芝披华峰，咀爵充长饥。高唱无逍遥，各与有待歌。空同酬灵音，无待将如何？”王氏家族信奉五斗米道，羲之亦然。《晋书·王羲之传》：“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归隐金庭是王羲之一心的向往。好友许询有诗句：“洞天福地怀墨叟，赤水丹山见金庭。”是对王羲之归隐金庭的最好表达。
因此有台州学者认为，唐诗之路上的诗人其实是一种自发的文化寻源，是对中国重要文化原素道教圣地丹丘的朝圣。而丹丘是古代台州别称，三国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有“丹丘稻，秋冬再熟”的记载。而更早的古丹丘范围应更大，包括唐诗之路的整个浙东，春秋战国时期屈原的诗作《楚辞·远游》：“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
因此，唐代诗人徜徉浙东，很多就是为道而来。李白四入浙江、三入浙东，其中两次的动因就是访道。李白二十四岁前在四川青成山跟赵蕤学纵横术，二十四岁时开始辞家远游，目的地就选在道家名山天台山。他在《天台晓望》中说：“观奇迹无倪，好道心不歇。”可见浙东之地，景色之美与神仙之异对他产生了双重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