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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的渡口驿站，恰似今天的车站机场，每位往来的人，都从这里出发或抵达！那么浙东的渡口又在何处?
它在钱塘的南岸西陵渡。
“西陵遇风处，自古是通津。”刘长卿在《西陵寄灵一上人》一诗中，点出了西陵作为关隘的重要性。它不仅是唐代诗人出入浙东的津口，还是京杭大运河与浙东运河的隔江接口。因为西陵，唐代诗人的程途，可密集江南，又通向八方。
不过，关于浙东唐诗之路的起点，有西陵和渔浦之说，二地水路相距二十来公里，都是进入浙东的入口，也可能是出口。但相对来说，西陵与杭城隔江相望，唐朝诗人从长安、洛阳等地而来，从杭州渡过钱塘，再在西陵换船后沿浙东运河进入越中，这样走来更加顺畅；而渔浦则在西兴南面钱江上游，如果从越中溯富春江而上，或从富春江顺流下会稽，则在渔浦转乘更为便捷。
钱塘江为吴越两地的界河，西陵和渔浦都在钱塘江南岸，唐时均属越州，也就是浙东。因此西陵在历史上曾是两浙门户，自古为“浙东首地，宁、绍、台之襟喉”。
西陵之北原有铁岭关，地介海塘，据说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固陵遗址，形势险要，大有一夫固守、万夫莫夺之势，故名固陵。因其为越国之西陲，又称西陵，为古今兵家必争之地。宋宝庆《会稽续志》载范蠡大夫沿浙江（即今之钱塘江）之滨筑固陵城。
《越绝书》载有越国时期的“石塘”“防坞”“杭坞”等港口、码头、海塘设施。《水经注·渐江水》中也载：“浙江又经固陵城北，昔范蠡筑城于浙江之滨，言可以固守，谓之固陵，今之西陵也。”固陵应是越国第一大沿海港口，在越国航运及对外军事、经济、文化等活动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吴越交战，越国为了抗击吴国，在西陵附近的白马湖、湘湖训练水陆两军。六朝时改固陵为西陵，吴越王钱镠以“陵”非吉，改西陵为西兴至今。
西兴又是浙东运河的起点，西晋会稽内史贺循组织开挖萧绍运河，不久西接西兴，东贯娥江，从此南下的货客，可溯娥江而上，进入剡中，连通台闽。后来运河又东延明州，直达东海，全长200多里，既与京杭大运河贯通勾连，又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
因为浙东运河是内河，而钱塘江是潮汐河流；又因运河水位低，钱塘江水位高，河江之间无法直接通航。需在水道上设堰挡潮，必要时开堰放水；并设置港口码头和埭以供船只停泊、阻水和交通盘驳。所以“上船下船西陵渡，前纤后纤官道路”，南北客商、东西货物必须在这里中转。这时的西兴万商云集，士民络绎，市容繁华，店肆林立。
因为钱塘江堤塘很高，浙东运河船舶西行至此，不能与钱江相通，就只能靠塘。于是催生出一个行当——专替过往客商转运货物的“过塘行”，与现在的“物流中心”相仿。过塘行就是把浙东南富庶地区出产的物品，转运到钱塘江以北；同样把北来的货物转运到浙东。船靠塘之后，如是货物，即刻便有挑夫上来；如是客人，也马上会有人来引领。进入过塘行后，待过塘行的老板联系好船只，便越过钱塘江的堤塘，不论物或人，都从钱塘江上散去。也有从江上来的人或物，过了塘，通过过塘行，沿官河（运河）输送到浙东地区。过塘行在整条大动脉上，便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节点。“过塘行”多时曾达七十二爿半，是西兴商业全盛时期的标志。
因此，西陵的夜比秦淮河都要富丽繁华，高挂的红灯笼迎送着北往南来的货客。那时的西兴灯笼不单单是照明的工具，青楼、酒肆、旅馆，都用来作为招徕顾客的信号。夜航船在船头上挂起一盏灯笼，以引起别船警醒，注意交通安全。如今西兴灯笼的作用日渐式微，但作为一门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盏灯笼仍旧朗照着运河的历史天空，闪烁着运河的文化内涵。
作为交通要冲的西兴，自然吸引过无数文人墨客在此驻足盘恒，他们或潮水阻途，或乘机观潮，或凭栏怀古，或流连勾栏。据不完全统计，西陵、固陵、樟亭，西陵驿、白马湖、城山等涉及西兴地域地名的，有近30名唐代诗人写下了近40首诗篇，其中不乏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名家大腕的壮丽诗篇。
李白就有一首《送友人寻越中山水》：“闻道稽山去，偏宜谢客才。千岩泉洒落，万壑树萦回。东海横秦望，西陵绕越台。湖清霜镜晓，涛白雪山来。八月枚乘笔，三吴张翰杯。此中多逸兴，早晚向天台。”诗中的“越台”，系越王勾践在此招贤纳士、抗击吴国所筑。杜甫来过浙东，自然到过西陵：“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解闷十二首》）当时，胡人来到中原经商，随后来到浙东，杜甫为他写了此诗，表达了关心国家和人民的情怀。
在唐代，临江滨海的西陵既是渡口，又是理想的观潮胜地。因此，翻开带有“西陵”字眼的唐诗，目之所及，多是巨浪滔天、狂潮狮吼。如刘长卿的“西陵潮信满，岛屿入中流”（《重过宣峰寺山房，寄灵一上人》），郑谷的“漠漠江天外，登临返照间”（《登杭州城》，一作《题杭州樟亭》或《题樟亭驿楼》），李绅的“雨送奔涛远，风收骇浪平”（《渡西陵十六韵》）等等。
西兴堰还在西陵城西，这里才是真正的渡口。《嘉泰志》卷四载：“西兴堰，在萧山县西十三里，古西陵也。《水经》云：西陵湖一名西城湖，湖西有湖城山，东有夏盖山，湖水上承妖皋溪，下为浙江，谢惠连有《西陵遇风献康乐》。”谢惠连写的是首离别诗，写他与族兄谢灵运的一次告别：
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发。趣途远有期，念离情无歇。
成装候良辰，漾舟陶嘉月。瞻涂意少悰，还顾情多阙。
哲兄感仳别，相送越坰林。饮饯野亭馆，分袂澄湖阴。
凄凄留子言，眷眷浮客心。回塘隐舻栧，远望绝形音。
靡靡即长路，戚戚抱遥悲。悲遥但自弭，路长当语谁！
行行道转远，去去情弥迟。昨发浦阳汭，今宿浙江湄。
屯云蔽曾岭，惊风涌飞流。零雨润坟泽，落雪洒林丘。
浮氛晦崖巘，积素惑原畴。曲汜薄停旅，通川绝行舟。
临津不得济，伫檝阻风波。萧条洲渚际，气色少谐和。
西瞻兴游叹，东睇起凄歌。积愤成疢痗，无萱将如何！
此诗作于元嘉七年（430年）仲春二月，二十四岁的诗人告别会稽（今绍兴），沿水路北上，向着京城建康（今南京）进发，首次踏上仕宦之途。一至四句表达了离别时的淡淡哀愁。诗歌一开头交代了出发的季节暑候，谢灵运答诗中也云“暮春虽未交，仲春善游邀”，说明两人分别时为仲春时节。再远的行程总会抵达，但离愁却没有尽头。这时行囊已经理好，行期也已选定。分别前两人荡舟赏月，却良辰美景虚设，诗人“瞻涂”“还顾”，去意回徨，也暗示了此次出仕的矛盾心态。五至八句描绘了两人的分别场景。先写族兄越城郭、穿林间、饯饮野亭，殷殷相送，终于在湖畔长揖作别。恋恋不舍之情若在眼前，依依惜别之意跃然纸上。在这组镜头依次呈现之际，还推出一个特写的镜头：“凄凄留子言，眷眷浮客心。”执手相看泪眼，难尽万语千言。然后诗人登上小舟，转过回塘；但见哲兄身影渐小，别音渐消。史载，灵运无所推重，惟与惠连结忘年交。九至十二句刻画了诗人拭泪启程后的怀抱。行迈靡靡，长路遥遥；心中戚戚，前程渺渺。绵绵的悲情尚可排解，但悠悠的愁思向谁倾述?山一程、水一程，路越走越远；叹一阵、愁一阵，愁越拉越长。长得像一条路；人走到哪里，愁就延到哪里。“离情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十三至十六句渲染诗人在西陵行舟受阻的场景，以此照应题目：浓云密布，遮蔽了起伏的山岭；惊风怒号，掀起了钱江的浪花。这时雨雪交加，滋润着大地，笼罩了林丘；白雾皑雪，昏暗了峭崖，覆盖上原野。这也是诗人“薄停旅”与“绝行舟”的原因。十七至二十句水到渠成悲慨作结。借用《孔丛子·记问》中“临津不济，还辕息鄹”之句，既是凭古伤今，也写眼中实景。茫茫原野，万物萧条，自然逼出最后四句。“西瞻”“东睇”，前程凶险；念知己已去，留满怀悲慨。全诗通过景物的细致描写与时间的缓慢推移，将那淡淡的愁绪渐渐推向极致，因而把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读其诗，给人以回环往复、丝丝入扣、“渐入佳境”之感。
西陵不仅是江河之渡口，送往迎来之所在，更是八月观潮之胜地。因此唐代诗人写到西兴的，大致上表达两个主题，一是送别，二是写景。而钱江潮水是西陵最大的特色，唐代诗人薛据登进士第前，曾漫游齐鲁、梁宋及吴越等地，在西兴写有《西陵口观海》一诗：
长江漫汤汤，近海势弥广。在昔胚浑凝，融为百川泱。
地形失端倪，天色潜滉漾。东南际万里，极目远无象。
山影乍浮沉，潮波忽来往。孤帆或不见，棹歌犹想像。
日暮长风起，客心空振荡。浦口霞未收，潭心月初上。
林屿几遭回，亭皋时偃仰。岁晏访蓬瀛，真游非外奖。
前四句大处落墨，远景下笔：九曲浙江，汇聚百川；浩浩汤汤，近海弥广，描述了江海的沧溟浩荡、空灵玄妙的意象。接着从地形、天色、山影、潮波、孤帆、棹歌等多角度描绘，极写秋涛壮观，真是东南万里、极目无象。后四联时空转换，地点由潮及岸，时间从朝到暮。这时浦口霞飞，江心月上，林屿掩映，亭皋偃仰。虽然潮汛已过，但奔腾钱江，依旧壮观。此诗距今虽逾千年，诗中钱潮似乎仍在奔涌激荡。
正因为钱塘风凶波恶，常致渡者行程受阻，望江兴叹；一旦风平浪静，又唤呼雀跃，欣然开颜。孟浩然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和感受，并书诸笔端，诗题叫《渡浙江问舟中人》：
潮落江平未有风，扁舟共济与君同。
时时引领望天末，何处青山是越中?
“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自洛之越》）的诗人，“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如鹰放长空，龙归大海。他自洛之越，沿汴水南下，过杭州渡江，经广陵（西兴）到越州(今绍兴)。在杭州时诗人“今日观溟涨”，也就是说渡江前钱江潮涨，潮落舟路始通，诗人便迫不及待登舟续行。首句就直陈其事，三种平淡的日常语，三个停顿的短音节，表达出为潮信阻留又重登旅途的愉惬心情。钱江江面宽阔，诗人乘上“扁舟”一叶；同船者彼此素昧平生，却并肩促膝济济一船，一种亲近感就油然而生。尤其是在舟小客少的情况下，更有一种“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觉。虽然大家只是初见，登岸后又要各奔东西，更会油然而生一种飘零之感，因此偶然邂逅也会倾盖如故，以“君”相呼笑脸相向。这种淡朴如水的家常话，如掏心窝的称谓语，传达出淳厚的世风与人间的况味。当隐约看见对岸一带青山浮现，就激起诗人的多少好奇与时时翘望：青山隐隐的地方应该是越中了吧——那个心中早已向往的地方?对这方山水虽然神往心驰想兹念兹，诗人却盘马弯弓点到为止，大片留白让读者自由想象。使用问句作结，读来亲切自然，意境高远。
写完这首诗后诗人仍意犹未尽，登岸后又写下了《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八月观潮罢，三江越海浔。回瞻魏阙路，无复子牟心。”刚过钱塘的孟浩然，就不再有魏阙之念，无复子牟之想，反衬出浙东的神奇。那么诗人入越后，向往成为现实，如愿能否以偿?他在《题云门山》诗说：“我行适诸越，梦寐怀所欢。久负独往愿，今来恣游盘。”孟浩然开元十六年（728）赴长安求仕，但失意而归。开元十八年（730）秋经西陵渡到浙东，“两见夏云起，再闻春鸟啼”（《久滞越中贻谢南池会稽贺少府》）。历时四年饱览浙东名胜，留下了很多诗篇。
想见浙东是那样心情迫切，离开越中又那样愁肠百结。孙逖这首《春日留别》，描写了当时西陵的春江夜景：
春路逶迤花柳前，孤舟晚泊就人烟。
东山白云不可见，西陵江月夜娟娟。
春江夜尽潮声度，征帆遥从此中去。
越国山川看渐无，可怜愁思江南树。
此诗或写于归途之中，或作于多年以后。总之，那个春夜，西陵渡的潮波涌着孙逖的一生。由江南返回北地，西陵是必经的渡口。踏出船篷，却愁思涌起，诗人便为自己寻了个停留的借口——“孤舟晚泊”。谢安隐居的东山已不在视线之内，夜色下的西陵是片花月春江。好一方江南山水，也只得就此作别！回到长安后的孙逖，一路开挂。“开元十年，他登文藻宏丽科，拜左拾遗，迁左补阙。开元二十一年，又改考功员外郎，后拜中书舍人，历刑部侍郎，改太子左庶子，仕终太子詹事。”孙逖随着时代步入了盛唐，但他的少年情愫，却一直存放于初唐的浙东山水之中。
孙逖写的是春夜的西陵美景，而吴融的《西陵夜居》，把秋夜西陵写得别有一番情韵：
寒潮落远汀，暝色入柴扃。漏永沉沉静，灯孤的的青。
林风移宿鸟，池雨定流萤。尽夜成愁绝，啼螀莫近庭。
吴融与孙逖，相同的渡口，不同的人生。孙逖 (695-761年)幼时英俊，文思敏速。开元二年(714年)，中进士。哲人奇士，手笔俊拨，三科第一，成为朝野尽知的少年状元。开元十年、十四年(722年、726年)，高中文藻宏丽、贤良方正二科，名震长安，拜左拾遗。而吴融（?——903）正如《唐摭言》卷五载：“吴融，广明、中和之际，久负屈声，虽未擢科第，同人多贽谒之如先达。”虽然早有令誉，却久居场屋。吴融《祝风》诗亦自谓：“余仍轗轲者，进趋年二纪。”困于举场廿四载之久，心情郁闷可想而知。因此，孙逖是考场顺利，仕途得意，踌躇满志，离开山阴后，《春日留别》时，触目所见，春路虽逶迤但穿花拂柳，孤舟虽晚泊但靠村近镇，东山隐退了悠悠的白云，钱江荡漾着娟娟的明月，这时春江夜尽，征帆始行，家山渐远，愁思渐起。所以孙逖的眼前春和景明，内心波澜不惊，即使心生愁思，也是淡如江雾。而吴融的诗就不一样，氛围是寒潮、暝色、夜漏、孤灯、林风、池雨，再衬之以宿鸟、流萤、啼螀，真是辗转难眠，凄怆欲绝。估计此诗当作于屡举不第而再次赴举之时，而西陵之夜让他找到了一诉衷曲的平台。
诗人在变，西陵未变，一如既往地摆渡着命运遭际，流逝着岁月变迁。西陵有少年高中者眼中的西陵，久困考场者眼中的西陵，那么为官者眼中的西陵呢?唐长庆二年，公元822年7月，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他大概赴越而回，路过西兴，时间已晚，已无渡船；或者潮水刚至，要等明天，于是他就夜宿西陵，写下《宿樟亭驿》一诗：“夜半樟亭驿，愁人起望乡。月明何所见，潮水白茫茫。”全诗表达了诗人的思乡之情，用潮水明月深化了乡愁这一主题。
白居易因归乡受阻而生乡愁，皇甫冉因离开越中更念亲朋，他在泊渡西兴时，写过《西陵寄灵一上人》一诗：
西陵遇风处，自古是通津。终日空江上，云山若待人。
汀洲寒事早，鱼鸟兴情新。回望山阴路，心中有所亲。
皇甫冉大约在肃宗乾元元年（758）到代宗广德元年（763）在越，期间与越地诗人灵一、严维友善，与旅越诗人刘长卿、李嘉祐等有交谊。这次他离开越州，前往无锡，而西陵是越州的最后一站，渡过钱塘亲朋就留身后，所以他来到西陵，好在潮涌风阻，可以再留一晚。但潮落风退后，还得过江远行，一种惆怅之情油然而生。尤其对方外之交的灵一倍加怀念，在越中往访剡中、天台时，曾在小江驿写下《小江怀灵一上人》，“借问山阴远近，犹闻薄暮钟声。”此次离越前，特意赴云门辞别，并写下《赴无锡别灵一净虚上人云门所居》。而此时来到西陵渡头，又情不自禁地想起了灵一，写下《西陵寄灵一上人》一诗。当然灵一对皇甫冉也感情深挚，作别时写了《酬皇甫冉交赴无锡于云门寺赠别》，和这首《酬皇甫冉西陵见寄》：“西陵潮信满，岛屿没中流。越客依风水，相思南渡头。寒光生极浦，落日映沧洲。何事扬帆去，空惊海上鸥。”
皇甫冉和灵一上人的友谊如钱江水，西陵渡就是他们友情的见证。也是这条江和这个渡，见证了另外两位诗人的友情，成就了“竹筒递诗”的一段佳话。穆宗长庆三年（823）八月，元稹自同州刺史授越州刺史兼浙东观察使，同年十月途经杭州，看望一年前已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白居易见到好友，自然要设宴款待，以尽地主之谊。宴席上元稹赋诗一首，题目就是《赠乐天》：“莫言邻境易经过，彼此分符欲奈何?垂老相逢渐难别，白头期限各无多。”那时元稹约四十四岁，正值人生盛年，虽然官运亨通，但内心充满沧桑，只怕人生无多，白头期限都在，一别以后可能就成永远。元稹的诗，白居易懂；元稹的心，白居易通，他当即写下《席上答微之》以示安慰：“我住浙江西，君住浙江东。勿言一水隔，便与千里同。富贵无人劝君酒，今宵为我尽怀中。”元稹要离杭赴越了，白居易又设宴为好友饯行，并遣乐妓商玲珑吟唱元诗。元稹面对美女挚友，更是难分难舍，又写下《重赠》一诗：“休遣玲珑唱我诗，我诗多是别君词。明朝又向江头别，月落潮平是去时。”白居易又答诗一首——《答微之上船后留别》：“烛下尊前一分手，舟中岸上两回头。归来虚白堂中梦，合眼先应到越州。”明朝总要江头别，别时舟岸两回头。现在元稹只身渡钱塘、到西陵、日将暮，他深情地回望江对岸的杭州，别有一番离愁别恨绕心头，又写下《别后西陵晚眺》一诗，以竹筒贮诗递送杭州：“晚日未抛诗笔砚，夕阳空望郡楼台。与君后会知何日，不似潮头暮却回。”钱塘潮水退去总有回来的时候，但与好友的再见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收到诗筒的白居易读到此处，不觉眼睛一酸，心头一热，翘首东望，似乎看到好友忧愁的面容蹒跚的脚步，于是低首捻须思考片刻，写下《答微之泊西陵驿见寄》：“烟波尽处一点白，应是西陵古驿台。知是台边望不见，暮潮空送渡船回。”诗人望到了烟波尽头那白色的西陵驿台，但实在看不见一路东去好友的身影，只望到了载友过江的潮头在暮色中寂寞回来！白居易写好封筒，付于邮驿递送越州。钱江两岸的“竹筒递诗”，成就了中国诗坛的一段佳话，和元白两人的蕴籍风流。白居易还在《与微之唱和，来去常以竹筒贮诗，陈协律美而成篇，因以此答》一诗记载过此事：“拣得琅玕截作筒，缄题章句写心胸。随风每喜飞如鸟，渡水常忧化作龙。粉节坚如太守信，霜筠冷称大夫容。烦君赞咏心知愧，鱼目骊珠同一封。”
在西陵所写的诗文中，有咏钱潮的，有吟乡愁的，有歌友情的，也有叹贫寒的，周匡物的《西陵馆题诗》就是其中一首，可谓唐代寒儒的发难之作：
万里茫茫天堑遥，秦皇底事不安桥。
钱塘江口无钱过，又阻西陵两信潮。
此诗《全唐诗》中施肩吾名下亦有收录，只是施诗略有不同：“天堑茫茫连沃焦，秦皇何事不安桥？钱塘渡口无钱纳，已失西兴两信潮！”施肩吾乃睦州府分水县桐岘乡(今杭州市富阳区洞桥镇》人，他赴京赶考并不要经过西兴，但也要渡船。大概与周匡物相同的年代，相同的经历，相同的感受，借题发挥写成此诗。《唐诗纪事》载：“匡物，字几本，潭州人（今福建龙溪）……家贫，徒步应举至钱塘，乏僦船之资，久不得济，乃题诗公馆云……郡牧见之，乃罪津吏。”据推考这位郡牧叫杨於陵，是位贤者。据说从此以后，唐代舟子再不取举选人钱。那么周匡物此次赴京，是否考取了功名?可从《及第后谢座主》一诗中看出：“一从东越入西秦，十度闻莺不见春。试向昆仑投瓦砾，便容灵沼洗埃尘。悲欢暗负风云力，感激潜生草木身。中夜自将形影语，古来吞炭是何人?”原来诗人《西陵馆题诗》十年以后才博得功名，那一年是宪宗元和十一年（816）。
综上所述，唐代诗人写西陵的诗歌，主要是写景诗和赠别诗两类，而渡口、长亭又是精典的惜别场景。就拿西兴来说，赠别诗远非上述几首，还有刘长卿的《西陵寄一上人》，皇甫冉的《赋得越山三韵》《寄江东李判官》《西陵寄灵一上人》，灵一的《酬皇甫冉西陵见寄（一作西陵渡）》，皎然的《送契上人游扬州》，严维的《酬王侍御西陵渡见寄》，张南史的《西灵怀灵一上人兼寄朱放》，李绅的《却渡西陵别越中父老》《欲到西陵寄王行周》，方干的《送钱特卿赴职天台》等等。西兴，我们可以将其升华成一种美学意象——渡口意象。显然诗中的渡口不局限于现实生活功用的意义，而是蕴含着中国文化的独特审美情思。虽然各个朝代的诗词中，渡口所具有的特定功用和意义有所不同，但“渡口”都寄托着漂泊的辛酸，对家乡的留恋，好友的惜别，和亲人的思念。作为连接水陆运输的纽带，也作为联系起点与终点的关口，西陵带来了无尽的审美想象空间。“渡口”既是诗人的“送别之地”“返乡起点”和“停泊之地”，也是他们“送别”“漂泊”的“归宿”。
现在，西兴已是杭州闹市里的一个小镇，恰似一面长满绿锈的铜镜，在高楼林立的市区之间，还保留着小桥流水的风味，不管是其历史文化，还是现实栖居，西兴有着日益珍贵的价值。在已经完全都市化的滨江区里面，宛若空谷足音沧海遗珠，它既有都市的繁华，又享小镇的悠闲，能够让居民和游人，时时感受到古人留下的盎然古韵，享受最为质朴的那份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