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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浙东唐诗之路，与运河有着密切关系！
站在21世纪的埠头，向运河的源头回望。蒹葭苍苍的历史深处，那是公元前5世纪，人类虔诚的心智尚处于神话年代，一代雄主吴王夫差，一心北伐与齐争霸，但军粮辎重陆运费力，如能利用江、淮湖泊密布的自然条件，局部开挖把几个湖泊相连，长江、淮河就能贯通一线，统一中原就指日可待。
这就是著名的邗沟。邗沟，是北运河的雏形，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邗沟流淌了一千多年，流到了公元605年。身在大兴的隋炀帝，深邃的目光定定地注视着东方：那里沃野千里，平畴坦荡，数条东西走向的大江大河，给广袤地域带来灌溉之利，也影响了流域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政治上的统一。江淮虽有稻菽千重浪，但运往北方全靠马驮人扛。开凿一条贯通南北的人工运河，联结相互分隔的不同流域，其作用可与长城比肩。大业六年，隋炀帝下令以洛阳为中心，先南后北，开挖运河，费时六年，用工数百万，2700多公里的南北大运河，组合成一个“丰”字图案，终使钱塘、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彼此相连。从此，繁荣的是货物贸易，交融的是江河文明，凝聚的是中华民族。
唐代诗人皮日休写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论禹公不较多。”明代的于慎行在《谷山笔记》中也说，隋炀帝“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矣”。劳民伤财的运河加速了隋朝的消亡，但开启了赫赫盛唐，贯通了中华命脉。
其实浙东也有条运河，与京杭运河一样古老，其历史甚至与邗沟同步，即春秋时期的山阴故水道。根据《越绝书》载，山阴故水道西起于范蠡修建的山阴大城(大致相当于今绍兴老城)东郭门，东终于上虞东关练塘，长20.7公里。晋惠帝时，为满足灌溉需要，由会稽内史贺循主持，修建从钱塘江东岸的西兴至会稽城的西兴运河。此后，这段运河与上虞以东运河以及姚、甬两江的自然水道贯通，直达甬江入海口，形成了全长239公里的浙东运河。
与浙东运河相伴相生的，是条古驿道。从西兴出发，伴河而行，东南经萧山、衙前，向南折至钱清，经柯桥、东浦、灵芝，进入越州府城。驿道运河，水陆并行；舟行为主，陆行为辅。
由于浙东地势南高北低，河流多为南北走向，因此东西走向的浙东运河需要穿越多条自然河流。为维持不同区域的水位并使船只能够通过不同水位的河段，先民在运河上修建起许多碶闸和堰坝，这些闸坝与数量众多、形式各异的桥梁一起构成浙东运河的特色。南北朝时，经过官方和民间的经营，运河的形制已基本成型。唐代中叶，随着江南运河沿线航运的日益繁忙，浙东地方官员主持疏浚浙东运河、增设堰碶设施、开挖新河道并疏浚鉴湖，使之成为运河重要的水源。
这样，从黄淮、长江由北而东的货物行人，不仅可以直达杭州，还可以渡过钱塘，进入浙东运河，来到越州。或在娥江溯流向南到达剡中、天台；或继续往东经余姚、明州，再转南到奉化天台，形成了一条直角形或环形的航运路线。
正因为运河的贯通和交通的发达，作为六朝都城建康的腹地，会稽郡就成为永嘉南渡诸多侨姓名族的置业居家之地。陈寅恪先生曾述东晋初年过江名士的“求田问舍”之道：“新都近旁既无空虚之地，京口晋陵一带又为北来次等土族所占有，至若吴郡、义兴、吴兴等皆是吴人势力强盛之地，不可插入。故惟有渡过钱塘江，至吴人士族力量较弱之会稽郡，转而东进，为经济之发展。”其时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高平郗氏、太原孙氏、陈留阮氏、高阳许氏、谯国戴氏、鲁国孔氏等，多在会稽置有田业。具体如琅邪王氏各房的王穆之、王胡之、王裕之、王镇之及王羲之等，均曾在山阴一带安家；陈郡谢氏更以上虞一带为家族聚居地，东晋后期名相谢安及子谢琰、孙谢混，安侄谢玄及玄孙谢灵运等，均曾居家于此；其余如傅敷、郗愔、阮裕、孙绰、李充、许询、戴逵等，皆为一时之杰而曾长住会稽。
《嘉泰会稽志·风俗》卷一载：“自汉晋，奇伟光明硕大之士固已继出。东晋都建康，一时名胜，自王、谢诸人在会稽者为多，以会稽诸山为东山，以渡涛江而东为入东，居会稽为在东，去而复归为还东，文物可谓盛矣。”文中所记汉晋之后，会稽杰出的人物相继而出，尤为东晋时期接王羲之、谢安之后，大批文人学士接踵而来，成为一种文化潮流。《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载：“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冠世，并筑室东土。”就是谢灵运《庐陵王义真笺》《全宋文》卷三十二也载：“会稽既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正如唐越州太守李逊在《游妙喜寺记》中写到：“越州好山水，峰岭重叠，逦迤皆见。鉴湖平浅，微风有波。山转远转高，水转深转清，故谢安与许询、支道林、王羲之常为越中山水游侣。”
这些置业居家于会稽的侨姓士族，对浙东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会稽侨姓可以说是当时最热衷游览山水胜观的一群士人，像东晋名流孙绰即“居于会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王羲之给谢万写信说：“比当与安石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暇。”谢安“居会稽，与支道林、王羲之、许询共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谈说属文，未尝有处世意也”。南朝谢灵运更以纵情山水著称于世，其山居始宁及为官永嘉等地的胜游，皆有大量佳作、逸闻，还曾为出游临海开路百里，留下了一条谢公古道。他们之所以热衷游览，既为秀丽风光所吸引，也有占山行田之所需；既有因官场失意寄情于山水之背景，也有同声相求访友论学的原因；既受崇尚自然、率性放达风潮之影响，也有追求长生而访道学佛之动机。
田余庆曾指出，由于会稽郡特有的条件，“东晋成、康以后，王、谢、郗、蔡等侨姓士族争相到此抢置田业，经营山居，卸官后亦遁迹于此，待时而出。”这就可以看出会稽在侨姓高官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并作为谋划自身进退之际的首选之地。他们和更多的追随依从之士，纷纷以建康与会稽为立足江东的两大据点，不仅推进了宁绍平原向南部山区的垦殖开发，更加强了建康与会稽的多重联系。这就易使浙东成为四方人物景附、风气汇聚之区，并且因其相对来说离朝廷较远，更多一份从容议论、闲适游历及文会雅集的诗酒风流，从而上承魏晋风流而下启江东新局，成为六朝精神及文化的另一个前沿。
当然，作为会稽郡本地大姓，著名的有虞氏、孔氏、贺氏、谢氏、魏氏、丁氏、钟离氏等。其中如山阴贺氏，在王导辅佐东晋元帝立足江东之时，即把贺循与吴郡顾荣并列为必须招引的“此土之望”。余姚虞球、虞存，则与山阴孔沈、谢奉、魏顗一起，被侨姓名士孙绰誉为会稽的“四族之俊，于时之杰”。这些会稽旧姓士人出外为官作宦，在乡广占田园山泽，并兼事造纸、制瓷等产业以外，学术文化上亦颇多建树。经学上如虞翻的易学早被誉为“东南之美”，而礼学名家贺循时称“当世儒宗”。史学方面谢承撰有《后汉书》百余卷，为首部私家纂修的东汉史而多所创制；谢沈撰有《晋书》三十余卷、《后汉书》百卷、《汉书外传》，二人堪称浙东史学之祖。至于其他诗赋记论，所抒发阐释的思想观念，更所在多有而各擅胜场。正因会稽这种浓厚的学术风气，与过江侨姓各携所擅之学交光互摄而融汇一体，从而构成了六朝浙东学术绚丽多彩的背景。
永和九年(353年)的兰亭修褉之会，相传与会42人中，包括了王羲之父子7人，以及谢安、谢万、谢瑰和孙绰、孙统、孙嗣，皆属侨居会稽的著姓；其余如虞谷、孔盛、谢胜(一作藤)、谢绎等，则为会稽旧姓人物；而宦游会稽的袁峤之、郗昙、桓伟、庾友、庾蕴、卞迪等，亦多出于东晋最为著名的将相家族。诸人所留诗作37篇，加上王羲之乘兴所作的《兰亭集序》，乃六朝会稽侨、旧士人交流雅集的一个缩影。
柳宗元在《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中说：“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美的东西不是因为自己而美，而是因为人的发现才得以彰显。也就是说，自然美的欣赏只有客体是不够的，必须有审美主体的存在才能构成审美关系。朱光潜先生更明确指出：“单靠自然不能产生美，要使自然产生美，人的意识一定要起作用。”就如兰亭这个地方，如果没有王羲之的到来，那么此处的翠竹清泉，只能在寂静的空山中自长自流，历经千载而不为人知，而他写了《兰亭集序》后，人们纵然不亲到兰亭，也能感受到那里的清雅宜人。
的确，如果没有《兰亭集序》和雪夜访戴等故事的兰亭和剡溪，那里虽也不失为一方胜景，却很难设想其会拥有如此重大而广泛的影响。正因聚于会稽的侨旧名士吟咏所及、胜游所至及其相互交流影响，才使浙东诸多名胜古迹和大量逸闻趣事井喷涌现，这对后来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产生了最直接的作用。其所承载、凝聚的魏晋遗风、六朝精神，随着时代变迁而异彩倍增。
综上所述，六朝至隋唐，江南运河与浙东运河经过疏通整治，及与全国交通网络连接愈发通畅，成为浙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也构成了浙东唐诗之路的基础。唐代宗时转运使刘晏《与元载书》：“浮于淮泗，达于汴，入于河，西循底柱、硖石、少华，楚帆越客，直抵建章、长乐，此安社稷之奇策也。”说明中唐时期江南财赋通过运河系统接济北方至于长安一带的重要性。李白有《别储邕之剡中》一诗：“借问剡中道，东南指越乡。舟从广陵去，水入会稽长。竹色溪下绿，荷花镜里香。辞君向天姥，拂石卧秋霜。”这是开元年间身在扬州的李白规划南游越州剡中的诗篇，其路线即是经江南运河南下，至浙东运河鉴湖东湖段，再循曹娥江南溯剡溪，以抵天姥。
通过以上两例分析，可以看出出运河与诗路直接相关的史实：一是从六朝整治江南运河、浙东运河到隋修大运河，唐代浙东已与全国水陆交通干线相衔接，向外交通已空前便利，区内交通亦不断完善，越、婺、台等交通节点愈显重要，明州设州和明州港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逐渐凸显。这对当时浙东地区的迅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六朝以来江东地区开始发展，唐时的浙东已商客繁炽、游士众多，其开发已从沿海平原向山区盆谷扩展，在籍人口也从唐初的6~7万户、40万人上下，到盛唐时迅速增至40多万户、200多万人。这都表明浙东经济社会发展之迅速，至中晚唐成为朝廷财赋支柱的江南八道之重要一道。其地非惟景色秀丽、名胜遍布，且亦交通便利、供应无虞，尤宜于四面八方的文士前来游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