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师问寄禅何处所，浙东青翠沃洲山”（唐·鲍溶《送僧择栖游天台二首》）。哪里修禅好地方?就在浙东沃洲山！
沃洲山仿佛系缆于天台山麓的一片筏，一片用来普渡众生的簰筏；又像是安放在剡溪之滨的一张床，一张诞生天台宗的产床。妊娠孕育天台宗的，是曾经活跃于此地的“五家六宗”。
沃洲山在东晋、南朝时期，即有众多道教人物在此相聚。南朝齐梁间茅山道士陶弘景（456—536）在他的《真诰》里说：“孔璪贱时，杜居士京产将诸经书往剡南墅大墟住，始与顾欢、戚景玄、朱僧标等数人共相料视。顾先已写在楼间经，粗识真书，于是分别选出，凡有经传四、五卷，真书七、八篇。”“山阴何道敬，志向专业，工书画。少游剡山，为马家所供侍，经书法事，皆以委之。何后多换取真书，出还剡东墅青坛山住，乃说真经之事，可有两三纸。”并藏道教上清经于“道墅墟”“青坛山”。唐代，高道司马承祯在《洞天福地记》中，把沃洲列为第十五福地。山上有真君殿，原称石真人庙，殿宇巍峨，神像庄严，祀奉抗金名将宗泽，千年香火延续，信众纷至沓来。这些可能是把东岇称作道源的一个原因！就是曾经的大市聚（2020年又改回沃洲镇）地名，也可能脱胎于“道墅墟”“墅大墟”这一古称。
当时，东晋的高人名士，或道或佛，有官有士，他们倾情山水，在沃洲山流连忘返，这些痴迷留在了林林总总的诗文中。以支道林、竺道潜等为首的十八高僧，以孙绰、王羲之为代表的十八名士，或结庐讲经，或翰墨游弋……把沃洲山构筑成了时人眼中名流光顾的“时尚”之地。而支遁打算向竺潜买山而居的风雅故事，更被后来的文人墨客吟颂了千年。沃洲山慢慢成了江南佳山丽水的代表，成了一个不断被寻寻觅觅的文化符号。
那么，两晋高僧名士缘何聚居在这里？佛教天台宗又为何缘起于此地？
西晋以后，中国分裂。黄河流域五个少数部族割据争霸，南方五个短命王朝频繁更替……无休止的战祸、饥荒、疾疫、动乱，极为残酷野蛮的阶级与民族压迫，中原哀鸿遍野、饿殍满地，“白骨蔽野，百无一存”、“饿死衢路，无人收识”、“道路断绝，千里无烟”、“身祸家破，阖门比屋……”
北方血雨腥风，战祸频仍；南方经济发展，相对安逸。于是一批批北人，举家带口，扶老携幼，渡过长江，涉过钱塘，穿越运河，来到娥江，溯流而上。但见“剡山峻绝，竞爽嵩华，涧崖烛银，岫巘蕴玉”，“四嶂相衔，郁如鹫岳”，“曲涧微转，涣若龙池”，真乃“六通之圣地，八辈之奥宇”。这里少经战乱，田园宁静；风光幽奇，峰高林密；水碧山青，人烟稀少。对于饱尝战争离乱之苦的北人，无疑是一处世外桃源，方外乐土，也合了剡字“两火一刀可以逃”的谶语。因此，北方门阀士族，纷至沓来；高僧名士，接踵而至。
“山从东南来，水向西北去。”剡东南诸山大多由天台山脉延伸而来，剡溪数条支流都发源于天台，汇入曹娥江最后注人东海。“江到剡溪清见底，山入天台人自迷”，剡东南也就成为“上接台云，下临剡曲”的捩转之地。
“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洲天姥为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后有非常之人栖焉。”白居易在《沃洲山禅院记》中记下当年盛况。宗教儒士一代名流，在此风云际会；王谢大族才人集团，几乎网罗无遗。晋时沃洲，高僧云集，名流荟萃；星光璀璨，云蒸霞蔚。既是社会因缘的撮合，又是时代思潮的支配，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聚集到这个山陬水湄的弹丸之地，使得剡东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
沃洲山，东接岇山，南邻天姥，西接刘门，为天台山支脉。晋以前松竹蔽天，浓荫覆地，四山围抱，中开灵境，兰芷丛生于溪滨，喧鸟长讴于樾荫，不见波影，但闻流声。风露摇曳枝梢，而不侵及落叶，游人到此不见庐舍，闻鸡犬始知有人。
沃洲山是士族文化的荟萃地。士族阶层源于东汉，至西晋蔚成气候。虽然那时的簪缨人家已经附庸风雅地游山玩水，但直到东晋永嘉南渡后，内心苦闷、别无寄托的士大夫才真正从内心爱上山水、恋上林泉。沃洲山让他们发现了又一个世外桃源，于是呼朋唤友，结伴而去，开始了最早的团体自助游。沃洲山更是宗教文化的发祥地。一批才华横溢的佛界人物，从全国各地迤逦而来，在剡东组建起一个个佛教僧团。以竺潜为首的东峁山僧团，驻足今天的水帘尖下面；以支遁为首的沃洲僧团，聚集于今天的沃洲山一带；以于法兰及弟子于法开、于道邃为首的元化寺僧团，驻锡于石城山的元化寺即今天的大佛寺千佛禅院。三个僧团地处毗邻，交往频繁；共究佛典，同辩义理。更准确地说，东晋般若学“六家七宗”，东岇、沃洲占了四宗：竺道潜在东岇创本无异宗，支遁在沃洲山创即色宗，竺道壹在沃洲创幻化宗，竺法蕴在东岇创心无宗。
沃洲即岇山的开山祖师，应该是白道猷。《东岇志略》则称，有白道猷尊者，“纪略西天竺人，罗汉僧也，晋时来游剡，首居东岇沃洲间，为开山之祖。”白道猷俗姓冯。生卒年不详，东晋山阴人。白道猷的继踵者应是竺道潜（286～374）。竺道潜字法深，俗姓王，瑯邪（今山东临沂北）人，晋丞相武昌郡公王敦之弟。十八岁出家，有很高的佛学造诣。世称其“剪削浮华，崇本务学；微言兴化，誉洽西朝；风姿容貌，堂堂如也”。二十四岁时讲《法华》、《大品》，“既蕴深解，复能善说。”既能深入阐发经义，又善于言辞，故深受朝野听众欢迎，听者常常超过好几百人。“观风味道者，常数盈五百。”东晋元、明二帝及丞相王茂弘、太尉瘐元规都非常敬重他。
竺道潜德高望重，学识渊博，朝庭曾请其为相，他坚辞不受。五十岁以后，于东晋咸康六年（335-342）归隐剡东岇山，在这一带立寺行道，而“追踪问道者，已复结旅门”。竺道潜在东岇山上优游讲席三十余载，或畅宣《方等》（泛指大乘佛典》，或释《老子》《庄子》。基于老子“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观点，提出“本无者，未有色法，先有于无，故从无生有，无在有先，有在无后之义”，成为“本无异宗”的创立大师。其高足竺法友、竺法蕴、康法识、竺法济均驻锡于此。东岇山与沃洲山同为江南大乘般若教义中心。还有一点，竺道潜出身于琅琊华族王氏，和王羲之的父辈有交，因此他驻锡沃洲后，与近在王罕岭上的王羲之，来往得就更加密切频繁。
公元353年，隐居在新昌县水帘洞三十多年的竺道潜，深受晋哀帝尊敬，晋哀帝不断遣使臣来水帘洞请他入朝讲佛学《大品》，竺道潜只好暂时应允。一天，竺道潜在会稽王司马昱（就是后来的简文帝）府中，遇到了当时名士刘惔，刘惔嘲笑竺道潜说：“道士何以游朱门？”竺道潜说：“君自睹其朱门，贫道见为蓬户！”刘惔本想奚落竺道潜，不料反被竺讽刺，只好低头走了。
晋哀帝去世，简文帝即位，竺道潜重返岇山，“逍遥林阜，以毕余年”。支遁曾派人向竺道潜买岇山旁边的沃洲小岭，作为自己的隐居之地。竺道潜回答说：“要来就给，何曾听说巢父、许由买山而隐的。”竺道潜在岇山隐居三十多年，直至晋宁康二年（374）去世，享年八十九岁。圆寂时，朝廷下旨捐钱十万，星夜驰送到水帘洞。晋武帝特下诏哀悼：“潜法师理无虚远，风鉴清贞，弃宰相之荣，袭染衣之素，山居人外，笃勤匪解，方赖宣道，以济苍生，奄然迁化，用痛于怀，可赙钱十万，星驰驿送。”可惜当年朝庭赐钱十万所修的道潜墓，如今不知湮没何处?竺道潜等所创的东岇寺，也在唐会昌时（841-846）毁废。至五代后唐同光元年（923）重建。宋代东岇寺迁至高砩成大明寺后，东岇山一度沉寂，而余绪未衰，仍有优昙禅师等活动于此。
竺道潜在东岇山所创大乘般若“本无异宗”，与支遁在沃州山创“即色宗”，同为大乘般若学肇始法脉。竺道潜是般若学本无异宗的创始人，他回答刘惔的话，正是“本无异宗”的义谛。他的观点主要保留在《中论疏》和《中论疏记》中，《中论疏》引竺道潜的言论说：“本无者，未有色法，先有于无，故从无生有，即无在有先，有在无后，故称本无。”又说：“诸法本无，壑然无形，为第一义谛。所生万物，名为世谛。故佛答梵志，四大从空而生。”意思是说，万物从无而生，因而从根本性质来讲，万物本身就是无，就是性空，这是第一义谛。但从世俗的观点来看，好像是从无生出了万物。所以佛回答梵志说，四大是从空而生的。
支遁在弘法行道时，极力阐述“色无自性即色是空”“明即色是空，故言即色游玄论”等般若性空说。所作《即色游玄论》，宣扬“即色是空”，发挥般若学“性空”思想，创立“即色宗”，为般若学六大家之一。即色宗的思想特色就是即色论，一方面，色即是空，色空的原因在于色法因缘而起，空无自性，没有内在的实体，本性空寂。“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色而空。”另一方面是色复异空。按照般若空观的色空关系的理解，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支道林的思想，在般若学六家七宗中，处于理论逻辑的最高点，因而也是最完备的。支道林要求正确处理色和空、现象和本体之关系，并要看到色与空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于法兰为河北高阳人，自小有异能，十五岁出家，冠年即风神秀逸，道振三河，名流四远。《高僧传》卷四，尊其为义解高僧的正传大德。其性好山泉，常临溪泉，情寄岩壑。闻知江东山水神秀、剡县称奇时，乃徐步东瓯（温州），远瞩嶀（嶀山）嵊（嵊山），移锡剡东石城山，建元化寺（今千佛禅院）。与近邻隐岳寺创建者昙光同时并学，昙光以禅味消影，法兰以慧解驰声。于法兰率六名高足，钻研般若，形成元化僧团。其中于法开、于道邃分别创立识含、缘会二宗。于法开倡识含，认为“三界如梦幻，皆起于心识”，主张“三界为长夜之宅，心识为大梦之主”，偏执空心；于道邃以为“缘会故有，缘散则无”，偏执空色。
“幻化宗”创立者竺道壹，也是《高僧传》中义解高僧的正传大德，因有讲筵之谊的白道猷之邀——特作《招道一归隐沃洲》诗，道壹得诗后欣然南下越州剡东沃洲，与道猷会合，定于林下，纵情尘外，以经书自误。他积多年释典心得，倡导“一切诸法，皆同幻化”，创立“幻化宗”，常游学说教于石城、沃洲，隐岳寺、元化寺、栖光寺曾是道壹开讲经论的重要场所。
不知是沃洲山水之灵气启发了这些佛学大师，还是佛学大师之思想滋润了沃洲山水?使得沃洲山上的一草一木、一岩一石，都流露着玄机，充满了禅意。那朝雨暮云，江村烟树；悬瀑深潭，远山近丘；岩花涧草，峰松壑竹……
当时印度佛教典籍已在中国广为流传，特别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般若经》影响更是巨大。“般若”意为佛的智慧，属大乘空宗，又称“无相大乘”，倡导“四大皆空”、“无所有相，无生灭相”、“假号不真，不有不无，不着两边”。这是一种非常精微深奥的思辨哲学，也是佛学精义所在，故《般若经》又称“佛母经”。概其要义有三：事物均由因缘和合而成，其名称只是区别其他形相的一种假名，并无不变之实体；法是镜中缘，法生于心，譬如水月镜花，露珠映日，皆是幻象；有为之法，无得久停，一切事物都在成住坏灭中流转，故物不可得，心无所住。三大僧团承继三国以来研习般若学的风气，将佛教般若与中国本土玄学结合起来，开创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般若学派。
般若学引进之初，译出的经典并不完备，且多错讹。“《道行》颇多格碍，《放光》言少事约，《光赞》辞质胜文。”因此众解纷坛，莫衷一是，形成了对“空”义的不同理解，产生了不同观点的学术流派，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六家七宗”。他们钻研般若，畅玄探幽；结合老庄，进行解读。对空的解释提出不同的说法。
般若空义存在众多歧义，于法兰深感经文不足，就是两徒也各执己见自立一宗。怆然叹曰：“大法虽兴，经道多缺，若闻一圆教，夕死可也。”于是率徒于道邃远适西域，成为我国最早西天取经的高僧之一。惜其“至交州（亦称交趾，今越南河内），罹患重疾，卒于象林（今越南承天顺化附近）”。支遁追立像并赞曰：“于氏越世，综体玄旨，嘉遁山泽，驯洽虎兕。”而其徒道邃，先于师父病逝交趾，享年三十一岁。支遁著铭赞：“英英上人，识通理清；朗质玉莹，德音兰馨。”这也可能是于法兰悲伤过度，相继病逝的重要原因。师徒俩未能像唐僧玄奘一样取经而归，但比玄奘取经早了二百多年。而另一高足于法开虽未随师西行，但在于法兰去世后，续修元化寺，继师之遗志。
由于多位高僧在此研究与传播佛法，剡东俨然成为全国佛教研究基地。高僧名士，互相结交，过从密切。既谈佛理（主要是般若）、又谈庄老（即玄学），将道家的“无为”与佛家的“般若”冶作一炉，你唱我和，形成思辩性的宗教哲学。这种佛玄合流的哲学思想，代表了时代精神，打下了文化印记。
这样，“即色宗”的创立者支遁，于东晋建元年间入剡，先后在沃洲和石城山建寺说法10多年；“识含宗”、“缘会宗”的创立者于法开、于道邃，均是名僧于法兰的弟子，他们在石城山创建元化寺即今天的千佛禅院；“本无异宗”的创立者竺道潜，隐迹剡东峁山讲经说法30多年，直至东晋宁康二年（374）圆寂；“心无宗”创立者之一的竺法蕴是竺道潜的高足，一直跟随竺潜左右；“幻化宗”创立者竺道壹在绍兴嘉祥寺为僧首时，曾游学说教于石城，沃洲、石城等三个寺庙曾是他开讲经论的重要场所。“六家七宗”中只有“本无宗”创立者道安没有到过剡东，其他“五家六宗”的创立者均与剡东有关，或驻锡建寺于沃洲，或游学说教于石城。
他们各抒己见，思想自由，相互尊重。东峁竺潜创本无异宗不碍其弟子竺法蕴倡心无义；元化寺中于法开、于道邃，同为于法兰弟子而各立一宗，师徒无间；元化寺于法开虽一度与沃洲支遁争名，而支遁晚年归石城却为于法兰、于道邃作了铭赞；“昙光比丘，与晋世于兰，同时并学；兰以慧解驰声，光以禅味消影。”并处石城山中互不干扰。于法开认世情为一场大梦；竺潜讲学时“或畅方等，或释老庄”，佛玄并重；支遁也以佛解玄，注《逍遥游》，被称为支理。这种兼容并蓄的包纳宽容、综合贯通的学术风尚，为后来的天台宗立教作了前导，使其“教观总持，解行并进，破斥南北，融会三教”，形成了集百川以归海的局面。
史书上说中国佛教走上独立道路，是以“般若学”的兴起为标志，而般若学的六宗代表人物都在剡东，剡东成了佛教中国化般若学的中心地。
如今，东峁山下，水帘依旧飘洒，寺庙早埋草丛。水帘洞顶有潜公台，片石凌云，传为竺道潜说法处。想当年，士僧跋山涉水成群结队，来到这里听其讲经，潜公在一块巨石上盘坐弘法，哗哗水声好像他顿挫的话语，金色阳光恰似他灿烂的笑容。岩下的人们仰观静坐如听天人布道，个个如醉似痴泥塑木雕……现在瀑布下方还存断壁残垣，据说是竺道潜的住宅遗址；一片树林里有圈石头基座，据说那是竺道潜的坟基。如今的沃洲山上尚留有支遁岭、养马坡、放鹤峰诸胜迹，均与支遁活动有关。
过了一百余年，又一位生活在这一带的大师，掀起了佛教史上一个新的高潮，这就是天台山国清寺的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即智顗，他融合当时中国南北方的佛学，创立了中国佛教的第一个民族化宗派——天台宗。天台宗以般若学理论为借鉴，创立了“一心三观”和“三谛圆融”的认识论。这是一种不执着于两个极端的认识方法。般若学认为，人的认识来自于三个方面，一个是世俗的一切认识；一个是超越了世俗的认识，近乎真理的惟一认识；还有一个是达到了最高的认识，即佛的智慧，是最高的智慧。这三种认识皆来自于一心或者说是一念，所以一心或一念之中即可观察到这三种智慧。智者大师根据一心三观的理论，提出了三谛圆融的认识观，强调整个世界没有一样是不变的。认识世界既要看到事物的两面性，更要把握它们的整体性。
今天的石城大佛寺山门口，还立着一座“石城古刹”牌坊，上有对联：“晋宋开山，天台门户；齐梁造像，越国敦煌。”“开山”实有发端、前导之意。这既是对其在宗教文化史上崇高地位的肯定，也是对天台山佛教文化渊源的追溯。
从剡东石城到天台国清，只有数十公里路程。就在这百里距离中，一二百年间不断地出现佛教大师级人物，把中国佛学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从诠释般若学开始，到天台宗创立，中国佛学的建构过程似乎就浓缩在其中。更令人惊叹的是，智者大师建构了天台宗理论之后，就离开了天台山，圆寂在新昌大佛寺的弥勒佛脚下，给佛教般若学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隋开皇十七年（597年）十月，晋王杨广再三恳召智顗下山。其时智顗已“将身不慎，遂动热渴”。他安排好后事，规划好国清寺的寺基及殿堂样式，十月十日下山，骑驴代步，越剡岭到石城。旅途不免劳顿，气病兼笃，卧病于此。对弟子智越说：“大王欲使吾来，吾不负言而来也。吾知命在此，故不须前进也。石城是天台西门，大佛是当来灵像，处所既好，宜最后用心。”卧病愈月，心力日衰，自觉难以复起，延至十一月二十一日开始交代后事：衣钵道具分为两份，一份奉弥勒，一份充羯磨。又留下《遗晋王书》，对石城大佛作了最后关怀。给晋王杨广的遗言是这样写的：“吴县维卫、迦叶二像，愿更聚合修复。鄮县阿育王寺颓毁，愿更修治。剡县十丈弥勒石像金色剥坏，愿更庄严。右三处功德，乞修。”智者遗嘱重修佛像有三，一是前世佛；一是释迦佛，即现在佛；再是未来佛。这三佛象征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智者圆寂前立愿修治的三座佛像，可谓是他对如来三世能常保庄严的宏愿，也是自己对于永恒生命的期待。这时石城弥勒自完成以来已过了八十个春秋，佛像的色彩、殿阁的架构等显然有必要修缮。“越三日，至十一月二十四日未时入灭。圆寂之际，灵迹疾现，右胁侧卧，忽然风云变色，松桂声鸣，宛然天乐入房，起床合掌，神气熙怡。回顾侍者曰：“观音来迎，该当去矣！”垂手西向，端坐神迁。侍官张达等五人自见石佛倍大，光明满山，直入房内。智顗圆寂于弥勒膝下，可说是一种天意！智者的遗愿杨广有否实施?已经查不到记载。但杨广不仅修缮还保护了石城弥勒像，我们应该深信不疑。
写到这里，我们恍然大悟，原来三僧雕凿的 “江南第一大佛”，就是为了纪念东晋时期剡东的佛学文化活动，体现了信仰、思辩相结合的时代特征。而智者大师选择在剡东大佛前圆寂(597)，也缘于“般若炽于石城”的缘故，最终他要到这里认祖归宗。那么到了唐代，诗人们承先辈嘉言遗风，继前贤懿德亮节，最终走出一条唐诗之路，也就不难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