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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那些唐代诗人首先是被这条路上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村野牧歌、清流舟筏的景色所吸引。
浙东，群峰蔚起，东海环绕。东南部是一片崇山峻岭，中西部是起伏的丘陵台地，西北部则是河谷盆地。北濒杭州湾，平原上河湖交错，江流纵横，是片水乡泽国；自东汉马臻率众筑湖以后，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大型人工湖——镜湖，周长358里、面积206平方公里。其东南会稽、四明、天台三山，群峰蔚起，万壑萧森，与剡溪、姚江互相襟带，使浙东呈现出水木青华、山川映发、平畴远风的一派胜景，展现出迥异于黄河流域的旖旎风光。
五胡之乱，西晋灭亡，中原士大夫纷纷避难江南，继而又往浙东求田问舍。他们一到山明水秀之乡，顿觉心旷神怡，难抑满心喜悦，不禁呼朋引伴，来此乐业安居。丘迟《与陈伯之书》曰：“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其意是面对如此良辰美景，劝导北去友人早日回返。南北朝时，众多文人接踵而至，倾情讴歌湖光山色。《世说新语·言语》篇载：“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这是著名画家顾恺之的评论；又载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王羲之云：“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在《兰亭集序》中写兰亭风光：“此处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流水激湍，映带左右。”孔晔《会稽记》写会稽山水：“会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崿隆峻，吐纳云雾。松栝枫柏，擢干竦条。潭壑镜澈，清流写注。”这些人可说是唐人东游的先导。
孙绰《兰亭集诗》之二中云：“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其所传递的兰亭景色之美非唯笔调丰富，更弥满着生机，可谓山水诗兴起的标志。谢灵运在《山居赋》中，写他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又叙剡溪景色：“拂青林而激波，挥白沙而生涟”，“竹缘浦以被绿，石照涧而映红”。除了《山居赋》，谢灵运还写下了诸多礼赞浙东美景的诗歌，如《过始宁墅》的“白云抱幽石，绿篠媚清涟”；《登池上楼》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永嘉绿漳山》的“涧委水屡迷，林迴岩逾密”；《初去郡》的“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的“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等等。其笔触情致的敏感细腻，和审美意境的绮丽幽远，代表着山水诗发展的成熟。
谢氏族人谢朓承光其风，萧齐时亦在山水诗上大放异彩，遂与谢灵运并称“大小谢”，“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为李白等唐代诗人所倾心。甚慕谢灵运的南梁诗人王籍宦游会稽，《入若耶溪》中所咏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是公认的写景妙句。这也可见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六朝浙东山水诗作，不仅使得浙东一带誉满天下令人神往；更因诗歌自身的继承发展，持续影响着后代诗人，成为浙东诗路的一个成因。
由于浙东山水的秀美和魏晋诗人的盛赞，孟浩然在《渡浙江问舟中人》时就表达出迫不及待的心情，李白《秋下荆门》来到剡中也表达了这种喜不自胜的感情，杜甫在《壮游》中表述了多少年前游历越地的依恋之情。白居易也曾说过：“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洲天姥为眉目”（《沃洲山禅院记》）。
唐时的越中即浙东，是指浦阳江流域以东、括苍山脉以北至东海的区域，涉及绍兴、宁波、台州等地，面积达两万平方公里。“涛落浙江秋，沙明浦阳月。今游方厌楚，昨梦先归越”（李白《送杨山人归天台》）。在这一区域内，三条呈西南东北走向的山脉斜卧其中，它们分别是会稽山、四明山、天台山。三条山脉，“五岳烟霞连不断，三山洞穴去应通”（贯休《山居诗》）；“碧嶂几千绕，清泉万余流”（孟郊《赴越中山水》），纵横交错，互相勾连，形成了浙东大地健美的骨骼。
三山逶迤，溪湖环绕。这里有会稽史前古迹、魏晋遗风，有四明烟霞、仙风道骨，有天台名刹、华顶绝境；无论是镜湖秋色、禹穴兰亭、浣沙越女、若耶桃花，还是剡溪碧浔、潺湲四窗、天姥云烟、石桥赤城，都无不深深地吸引着诗人们的目光。他们纷纷前来，而且一来再来，一忆再忆。李白就曾四到浙江，三入剡中，二上天台；孟浩然、杜甫、白居易、刘长卿、孟郊、贾岛、杜牧、皮日休、陆龟蒙等著名诗人，都无不以来此一游作为人生一大快事：白居易认为“稽山镜水欢游地”（《元微之除浙东观察使，喜得杭越邻州，先赠长句》），孟浩然“久负独往愿，今来恣游盘”（《题云门山，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李白“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李白《秋下荆门》），刘长卿“四明山绝奇……我来游其间”（《游四窗》），杜甫“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壮游》）……
浙东三山正是以其独特的地理、人文优势，成为诗人们向往之境种情之地，以至于到达如痴如醉、梦萦魂绕的地步；那海水、江水、湖水、溪水，那石帆、归舟、钓矶、鱼潭，那寺钟、山僧、云门、寒岩，那干将、浣女、牧童、樵翁，那烟渚、翠竹、孤松、啼猿……正是由于浙东三山无所不具，集唐诗意象之大成，才成为诗人取用不竭的源泉。然而，浙东三山虽然紧密相连宛若娈生兄妹，却以其独特的内涵展示着各自的风采，难怪孟浩然发出“我行适之越，梦寐怀所欢”（《题云门山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的感叹。
“用艺术的形式表达激情的唯一方式是找到‘客观对应物’”（英国诗人艾略特语）。这是一个意象俯拾皆是的“山水州”，美景随处可遇的魂栖地，任何生命隐流与微妙情思，都可与这里的景物相对接，通过这里的象符来表达。当然，他们撷取自然意象进行表达的背后，涌动着的是悲欣的生命之流。刘长卿《送少微上人游天台》一诗：“石桥人不到，独往更迢迢。乞食山家少，早钟野路遥。松门风自帚，瀑布雪难消。秋夜闻清梵，余章逐海潮。”诗人享受的是视觉和听觉的盛宴，倾诉的依然是生命的止泊去留。诗人们正是借这里山水云树的欣欣生意，借三山丰饶深厚的历史底蕴，来冲谈个人的飘零之感，稀释内心的孤独情怀。故唐人诗中常出现天人、朝野对比的句子，而成为“此行”“恣游”的注脚。如孟浩然的《自洛之越》诗云：“皇皇三十载，书剑两无成”，故而才“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从浙东唐诗之路中，寻觅到一条唐代诗人的精神之旅，感觉到一种令人意味无穷的东西：会稽—四明—天台，人间—仙境—佛地。从会稽经由四明，再到天台，所谓“坐有湖山趣，行无风浪忧”（白居易《想东游五十韵》），原不过是官场失意、生命空幻的遁词与避地，三山正好投合了这些精神游子的矛盾心态：先是为官场所累，后为失望所逐，再为流俗所驱，带着破碎的政治理想，试图从三山中得到安抚。此后随着三山的深入，现实渐轻，绿色益深；渐入佳镜，忘却营营；飘飘欲仙，终是一梦。最终隐入天台，遁入空门，找到最后的归宿。因此从会稽到四明再到天台，其实是他们的心路历程。
诗路首站是稽山镜水，草长莺飞山水和美。这里的气候是：“越风东南清”、“越天阴易收”（孟郊的《下第东南行》）；这里的地形是：“稽山碧湖上，势入东溟尽。烟景昼清明，九峰争隐嶙”（孙逖《和登会稽山》诗云）；这里的城池是：“越嶂绕层城，登临万象清”（孙逖《登越州城》）；这里的湖水是：“试鉴镜湖物，中流到底清”（孟浩然《与崔二十一游境湖寄仓贺二公》）。很显然，镜湖水碧、九峰山清的不只是自然万象，更是诗人们壅塞于胸的涣然冰释。诗人经过运河的安抚，镜水的洗濯，稽山的暗示，一种飘如转蓬的感情终于在此止泊，一颗伤痕累累的心终于得到慰藉。当然，会稽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更在于不可胜数的历史古迹、先贤流风、美人遗姝，“此地饶古迹，世人多忘归”（丘为《送阎校书之越》）；“越溪自古好风烟”（陆龟蒙《伤越》）。无论是李白之“今日赠予兰亭去，兴来洒笔会稽山”（《酬张司马赠墨》），孟浩然之“将探夏禹穴，稍背越王城”（《游镜湖》），还是白居易之“勾践遗风霸，西施旧俗姝”（《和微之春日投简阳明洞天五十韵》），杜牧的“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古今同”（《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这时的会稽已经转化成一位益友良师，正以自己的沧桑变迁宽解着诗人的窘途困境，正以自己的博大厚重启迪着诗人的得失荣辱。于是，大禹之公而忘私，勾践之卧薪尝胆，王谢之旧时风流，均成了可资借鉴的榜样：“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李白《王右军》）；“门掩右军余水石，路横诸谢旧烟霞”（薜蓬《送剡客》）。断断续续的历史香烟，丝丝缕缕的人间情怀，犹如不绝如缕的袅袅歌声，浇你块垒明你眼眸益你心智。然而，伤逝凭吊，古今茫茫，一切都似黄鹤一去、风流云散，在现实与历史的背景下，时光交错，恍然梦境：“夏禹坛前仍聚玉，西施渚上更飞沙”（张继《会稽郡楼望雪》），让人感觉真实而虚幻。
而越女西施，是会稽的又一个意象。汪遵《越女》诗云：“倾国美人妖艳远，凿山良冶铸炉深。”而李白的《西施》则曰：“西施越溪女，出自苎萝山，秀色掩古今，荷花羞玉颜，浣沙弄碧水，自与清波闲。”她们美丽清纯得像镜湖上的出水芙蓉，无疑成为诗人们向往和追求的对象。王维为越女营筑了这样一个场景：“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山居秋暝》），李白就直唱赞歌，“镜湖水如月，耶溪女如雪”（《越女词》），杜甫更大声附和：“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壮游》）。就连诗僧皎然，也禁不住僧心怦然，写下“芳心动越人”的诗句。越女是会稽山上的一抹流云，剡溪畔的一点胭红，稽山镜山有她显得婉约灵动。
诗人们渡镜湖、绕稽山、入耶溪、访越女，对于诗人来说，名利的枷锁正在脱落，亲近的山水慢慢走近。“溪边逢越女，花里问秦人”（法振《越中赠程先生》）。这时的越女成了导游，这里的美景成为桃源。桃花源中只有“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自然万物，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秦人世界，而稽山镜水不仅山水秀丽更有越女西施。因此“虽然不是桃花洞，春至桃花亦满溪”（贯休《山居诗二十四首》）。稽山下的若耶溪不是桃源胜似桃源，“晚风吹行舟，花路放溪口”（綦毋潜《春泛若耶溪》）；“春溪缭绕出无穷，两岸桃花正好风，恰是偏舟堪入处，鸳鸯飞起碧流中”（朱庆余《过耶溪》）。两处的环境也何其相似，“潭影竹间动，岩阴檐际斜。人言上皇代，犬吠武陵家”（綦毋潜《春泛若耶溪》）；而丘为的《泛若耶溪》，则更如一幅人间和乐图：“短褐衣妻儿，余粮及鸡犬。日暮鸟雀稀，稚子呼牛归。”面对如此良辰美景，总视自己为时代弃儿的诗人们，触景生情后真的不忍遽离，希望“结庐若耶里，左右若耶水”（丘为《泛若耶溪》）；“石城花暖鹧鸪飞，征客春帆秋不归”（杜牧《越中》）；“空持钓螯心，从此谢魏阙”（李白《同友人舟行台越作》）。然而，儒家的入世和道教的出世，常在诗人的内心争斗，退忧进忧的矛盾心理，终成心灵的桎梏和枷锁，使其难逃永无休止的精神苦役，因此所谓的“从此”、“不归”，不过是一时兴起，注定他们重新启程如云飘泊，不断寻访人生的意义，寻找精神的归宿。
好在“洞里无尘通客境，人间有路入仙家”（牟融《天台》）。于是他们来到诗路的第二站——四明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四明山旧称名胜；岩壑幽邃，奇洞飞瀑，故不乏逸人隐士，仙家辈出。四明东北大隐山，洞天福地称六十三福地，东晋时即有虞喜隐居于此，三召不就，大隐成名。孟郊《大隐咏》首句：“古人留清风”，想必有凭吊之意，诗中后四句为：“安得一蹄泉，来化千尺鳞。含意永不语，钓璜幽水滨。”天下第一隐士、千古传诵不衰的严子陵，其终隐之地陈山（客星山），今在余姚慈溪交界处，此乃四明之余脉。李白《酬崔待御》诗云：“子陵不以万乘游，归卧空山钓碧流。”子陵虞喜，隐者高士，为四明披上一件潇洒的道袍，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而作为“四明山心”的四窗岩，据《幽明录》、《太广平记》记载，为东汉刘晨、阮肇遇仙之地，明人张瓒《石窗》诗中，“自从刘阮游仙后，溪上桃花几度红”，指的正是此事。相距四窗不远的白水潺湲，相传为后汉刘纲、樊云翘夫妇向白道人学仙之处，故皮日休《潺湲洞》诗云：“水流万丈源，尽日泻潺湲……料得深秋夜，临流尽古仙。”因此，作为道教第九洞天的四明山，无论怎么看，都与“仙”字相关：“海色连四明，仙舟去容易”（胡幽贞《归四明》）；“平野水宽阔，舟丘连四明。仙都最高秀，群峰似翠屏”（寒山《诗三百三首》）。因此，张籍《送施肩吾》一诗云：“世业偏临七里滩，仙游多在四明山。”的确，四明山的真正魅力在于那些仙风道骨的潇洒身影，“白云本无心，悠然伴幽独。对此脱尘鞅，顿忘荣与辱。能笑天地宽，仙风吹佩玉。”（刘长卿《游四窗》）而施肩吾的《四明山》，已然是一片仙境：“半夜寻幽上四明，手攀松桂触云行。相呼已到无人境，何处玉箫吹一声。”
“天台连四明”。天台也是一处人间仙境，诗人继续他们的寻幽觅仙，“近抛三井更深去，不怕虎狼唯怕人”（崔道融《天台陈逸人》），“难与英雄论教化，却见猿鸟共烟梦”（杜荀鹤《别四明钟尚书》）。然而两山的仙境神界，充其量只是一种美好传说，“失向来之烟霞，惟觉时之枕席”（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来是空言去绝踪”（李商隐《无题四首》其一），李商隐借刘晨重入四明寻觅仙女不遇的故事，点出人神阻隔的主题：“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同上）曹唐也曾发出凄美的疑问：“晓露风蹬零落尽，此生无处访刘郎”（《仙子洞中有怀刘郎》），并感叹“烟霞不是生前事，水木空疑梦后身”（《小游仙诗九十八首》）；“今来尽是人间梦，刘阮茫茫何处行”（章八元《忆游天台寄道流》）。张钴在《题余姚龙泉观》时追问：“待漱葛仙井，此生其奈何。”与世隔绝全然幽独是不是真正的宁静?餐风饮露采药炼丹是不是终极的人生?“潺湲半空里，霖落石房边……自古惟今日，凄凉一片泉”（冷朝阳《瀑布泉》）。飞瀑之飘动，清泉之流逝，唤起诗人无限伤感。正是方干所谓的，“未能割得繁华去，难向引中甘寂寞”（《再题龙泉寺上方》）。人终非仙，长林深筱，依然人间。“回首望四明，矗若城一堵”（张钴《游天台山》）。而白居易也忠告，“悲哉梦仙人，一梦误一生”（《梦仙》），促成多少人的幡然醒悟。于是，诗人精神探险的最后一站，由仙入佛，寻找最终归宿。
其实，“南国天台山水奇”（李郢《重游天台》）也好，“遥看瀑布识天台”（施肩吾《送人归天台》）也罢，诗人们的醉翁之意，不在乎山水之间；诗人们的寻寻觅觅，在于灵魂的寄托。天台无疑是安置现世生命的最后家园，传递着人类永恒的宗教情感。陆龟蒙《和袭美游天台》一诗，开宗明义地点出：天台，“应缘南国尽南宗”；而就地理方位而言，又恰好“去程犹在四明东”。早在陈太建七年（575），智顗率弟子二十余人居天台山十年，独尊《法华经》，创中国佛教一派天台宗。从此，由赤城、瀑布、佛陇、香炉、华顶、桐柏诸山组成的天台山，几乎无山不寺，除最著名的国清寺外，现存的尚有直觉寺、华顶寺、高明寺、方广寺，故唐人诗题每涉天台，大多与“僧”、“上人”有关。李郢另有一首《送圆鉴上人游天台》，其中两句，道尽了天台作为佛教胜地的的个中意蕴：“华顶夜寒孤月落，石桥秋尽一僧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衬托出一个恬淡宁静的世界。在这里，“童稚念经深竹里，猕猴拾虱夕阳中”（贯休《山居诗二十四首》），一切自成境界。“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终有烟霞约，天台作近邻”（贾岛《送无可上人》）。佛教视人生为无常与苦难，惟有皈依佛门方得解脱。因此，诗人们对这个终极归宿，心怀一份隐隐的期待，就连豪放不羁的李白，声称“此中多逸兴，早晚向天台”（《关友人寻越中山水》）。孟浩然亦有诗云：“问我今何适，天台访石桥”（《舟中晓望》）。温庭筠也称羡：“僧居随处好，人事出门多”（《赠越僧丘云》）。这种精神指归，刘长卿表现得更加强烈，在“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送灵澈上人》）中，“秋夜闻清梵，余音逐海潮”（《送少微上人游天台》），然后在“忆想东林禅诵处，寂寥惟听旧时钟”（《送惠法师游天台因怀智大师故居》）时，得到省悟和解脱。古刹钟声，佛殿梵音，对于进无所依、退无所据的诗人们，不管日照千山，还是夜半客船，谛听钟声成了他们最温馨的消受，坐禅山寺成了他们最亲切的归宿。“听钟投宿入孤烟，岩下病僧犹坐禅；独夜客心何处是，秋云影里一灯燃”（施肩吾《宿兰若》）。诗人正因为钟声的召唤而去投宿，烟霞中孤岩下坐禅的病僧，无限苍凉又无限安祥，悲智双修着自己的人生，此景成为一盏精神明灯。“天台山下寺，冬暮景如屏。因共真僧话，心中万虑宁”（刘昭禹《冬日暮国清寺留题》）。天台，止泊的不仅仅是肉身，更让人的心魂得到安宁。
当然，浙东的诗路也好，三山也罢，终非诗人们的终极家园，尽管他们在这里得到了心灵的栖息，但这里既无世外桃源，更不会刘阮遇仙，都不足以使他们的生命一劳永逸；而对天台山佛光梵音的倾慕与向往，也不过是人生游历的一段插曲，或者只是思想精神上的一次休整，他们注定还要离开。好比养好伤的骏马，总要回归它的草原；理好羽的苍鹰，总要飞回它的蓝天。尽管有几人留了下来，但毕竟凤毛麟角。一旦离去又故态复萌：“越国山川看渐无，可怜愁思江南树……”（孙逖《春日台别》）总之，在诗歌中寻求理想上的平衡，精神上的慰藉，如常人在亲朋中得到鼓励，都是人类固有的一种天性。浙东三山以其得天独厚、钟灵毓秀的自然文化背景，满足了至少曾经满足过诗人们的这一天性；由兹而生的关不住的诗情，使贫乏的生命变得富有情调，使苍翠的三山更加摇曳多姿，使浙东大地顿显飘逸厚重，使中华文化更加丰富璀璨，这已经足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