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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风光瑰丽无比，晋唐为何垂青浙东？
高僧名士品位极高，为何单单钟情剡中？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代。”（宗白华语）生活在这种既富贵安乐又满怀忧患的境地，处在身不由己的政治之中，他们的思想、眼界、兴趣由环境转向内心，由社会转向自然，由经学转向艺术，由客观外物转向主体存在。他们“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他们畏惧早死，追求长生，服药炼丹，饮酒任气，高谈老庄，双修玄礼，既纵情享乐，又满怀哲理，这就构成了时代的所谓魏晋风度。
就这样，他们对酒当歌，临刑挥琴，麈尾清谈，买山而隐，兰亭流觞，东篱采菊……在中国文化长河中，魏晋南北朝无疑是最迷人的一段；在历史名人长廊中，这时期的人物无疑是最具魅力的一群。刘大杰说：“中国文人生命的危险和心灵的苦闷，无有过于魏晋，然而他们却都能在多方面找着慰安，或是酒色，或是音乐，或是山水，或是宗教，这些都是他们灵魂的寄托所。”
于是一批批北人，举家带口，扶老携幼，渡过长江，涉过钱塘，沿着娥江，溯流而上。但见“剡山峻绝，竞爽嵩华，涧崖烛银，岫巘蕴玉”，“四嶂相衔，郁如鹫岳”，“曲涧微转，涣若龙池”，真乃“六通之圣地，八辈之奥宇”。北方士人看惯了北方山水的苍茫广漠，过江南渡后发现江南山水的秀丽明净，正好安顿他们追求宁静的心灵。这里少经战乱，田园静谧；风光幽奇，峰高林密；水碧山青，人烟稀少。对于饱尝战争离乱之苦的北人，无疑是一处世外桃源，方外乐土，也合了剡字“两火一刀可以逃”的谶语。因此，北方门阀士族，纷至沓来；高僧名士，接踵而至。
剡中在古代环境闭塞，山川千载沉寂，林海百里苍茫，周遭很少人烟。但这并不影响文化的积淀，相反这方环境封闭的山水，对“隐逸求志”“避乱求安”的高僧名士更具吸引力。东晋永嘉南渡后，历经战乱和政治黑暗、承受巨大精神痛苦的东晋士人，化作南飞雁，纷纷下江南。漫步山阴道，如在镜中行；一进古剡中，如入桃花源。于是他们就“寄情山水之中，放浪形骸之外”，这些“旧时王谢”堂前燕，择室而筑栖剡中。
剡中一带，名山簇拥，风景秀丽；上接台云，下临剡曲；峰峦挺拔，江水萦回。当时隐居及盘桓于此的晋宋士人多如过江之鲫，这在《沃洲山禅院记》《剡录》《世说新语》《建康实录》《高僧传》中都有记载。不去追溯汉前古迹，就是两晋两朝，剡中有史可稽的就有阮裕故居、戴安道宅、王羲之书楼墨池、谢玄坐石、葛玄钓台、白道猷涤巾涧、赵广信丹井、王信翁旧居、嶀山“羲之坪”、谢灵运始宁别墅和钓台等饱含历史文化意蕴的遗址。这里还有王羲之的兰亭雅会、谢安的东山再起、王子猷雪夜访戴等名人轶事；还有一代高僧支道林“买山而隐”的趣事雅闻，谢灵运“伐木开径”的荜路蓝缕、著屐向山的壮思逸兴。这里既有以王羲之为代表的大量名士，也有像戴逵这祥的绘画雕塑大师，更有以白道猷为代表的佛徒高僧。
剡中古属会稽，“会稽有佳山水”，这是吸引他们的重要原因。在战乱中深感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东晋士人，需要一个地方来安顿他们的心灵，老庄又向他们发出类似“到自然去”的召唤，而剡中作为典型的江南佳丽之地，因其封闭和宁静，令他们找到了精神寄托，可在这里超脱，也可在这里沉醉。
由此，大批士族官宦，高僧名士，见此山光水色，耳目一新，依依如归。或游弋吟唱，或修禅求仙，或隐逸遁世，或移籍迁居。高层次、高品位的中华文化迅速传入斯土，光大发扬。若干大族各依山傍水聚居，子孙繁衍，诗礼传家。一批批时代骄子，文化精英，留下胜迹，名垂竹帛。特别是剡东，桃源有刘阮仙踪，南岩有任公钓台；东岇有竺潜道场，沃洲有支遁精舍。释晖映水塑貌于溪滨，右军点燃丹灶于鼓山。剡东诸山，成为一座座旅游、宗教和文化的名山。山水诗积石导河，释与道开宗立源。佛影幢幢，仙迹翩翩。
王羲之誓墓辞官后，就隐居于剡东。“世人以为王右军、谢康乐为吾国文化艺术史上特出之人物，其欣赏自然界美景之能力甚高，而浙江山水佳胜，故于此区域作‘求田问舍’之计……”陈寅恪先生的点评，道出了王羲之隐居剡中的首要原因。当然他的向往山林隐于剡东，主要为了陶冶精神领略乐趣，把寄情山水、优游岁月当作一种生活的方式。另外还有宗教等原因。因此，剡中首先是风景名山。这里的秀山丽水吸引了名士们多情的目光。剡中以清幽奇丽著称，既有天台之雄奇，又有剡溪之秀丽。难怪历代文人墨客总是用灵秀的笔墨写剡东灵秀的山水，诗文汗牛充栋，莫不钟情绵绵。东晋大画家顾恺之谓“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天地神明镜”“唯剡溪两岸有之”。
其次是文化名山。六朝时期上层士族代表，佞佛崇道谈玄，往往一身三任，兼而有之。佛门巨子支遁，文化名流王羲之，政界首领谢安，都是一身三任的代表人物，都与剡中结下不解之缘。还有沃洲十八名士十八高僧雅集，还有更多士族文化名人流连。应该说，剡中崇高秀美的山水使他们沉醉，幽美凄清的环境让心灵慰藉，由此撩拨起他们的缤纷才思，激发起他们的创作灵感。积淀成或佛或道，或诗或玄。剡中也由此山因人灵，人因山传。王羲之的书法、支遁的玄理、二戴的雕塑绘画、许询和孙绰的玄言诗、谢灵运的山水诗、僧佑的造像，均属世界第一流的文化成果。因此，六朝时期，剡中诸山由于其特异的地貌风采和丰富的文化蕴含而名声卓著，成为一座座令人向往的名山。
宋儒黄度在《爱山亭记》中，首先设计了“家君”与“度”的对话：家君甫六十，尽弃人间事，筑室于孟塘山之阴而居之，终日徜徉于群山之中。既乃作亭北冈，回眺周览，万象偃伏，据登临之要。度尝侍侧，家君曰：“何以名斯亭？”度对曰：“请名‘爱山’”。家君曰：“试言其意。”度对曰：“市朝山林，出处之趣异也，纷华淡泊，躁止之机不同也，而各求其志，各乐其乐，盖有终其身不相为也，今夫往者如赴，还者如拒，委者如逊，突者如怒，方夭矫以龙骞，忽轩昂而鹤举。此山之布列曼衍，相为面势者也，朝暾升而凝紫，夕霭合而浮碧；暝欲雨而深黝，晃初霁而浓鲜，此山之变化翕忽，异姿而同妍者也。春秋耕获，旦暮薪刍，林空而弋，水落而渔，牲牲乎麋鹿之群友，交交乎禽鸟之鸣呼，此山间之人物错杂，耳目接之而为娱者也。故自夫出而动者观之，则诚虚空寂寞，何足爱者；自夫入而止者观之，则山与人常莫逆也，意消神融，则亦不知其然而然也，此爱山之意。”家君辗然笑曰：“汝知其外而不知其内，知其为可爱而不知吾之所以为爱也，泰华嵩衡，名其高也；涂室阳荆，名其险也，若夫箕首商蒙，岘完庐桐，其高可阶，其险可通也。而其名闻于天下者，以其人也。思其人爱其木，而况于山乎。”
黄度的家山是日常的，“春秋耕获，旦暮薪刍，林空而弋，水落而渔，牲牲乎麋鹿之群友，交交乎禽鸟之鸣呼，此山间之人物错杂，耳目接之而为娱者也”。也是美丽的，“朝暾升而凝紫，夕霭合而浮碧；暝欲雨而深黝，晃初霁而浓鲜”。但其家君笑答：“汝知其外而不知其内，知其为可爱而不知吾之所以为爱也。”从而点出主旨：“而其名闻于天下者，以其人也。思其人爱其木，而况于山乎。”下文果然笔锋陡转，主题突现：
汝试凭高而望之：直东危峰中立，俄然如侧弁者岇山也。岂非道深法师之所居乎？方其师友万乘，奔走公卿而能等朱门衡茅为一致，卒归老于空山，故吾爱其洁。少南，平冈隐阜，交互经纬者沃洲也，岂非支遁之所栖止乎？虽为浮屠氏之学，而有当世之望，一时名士，出处不同，尽从之游，片言只语，皆足垂世，故吾爱其达。北出坂陇支辏，有如倚剑塞其冲者，金庭也。岂非王逸少之所出入乎？识鉴精微，有经世实用，而不肯降志辱身，故吾爱其坚。又北出，秀嶂端整，如桓圭出于众山之表者，四明也。岂非谢安石之所游息乎？苍生喁喁，以其出处为安危，而高卧空谷，若将终身焉，故吾爱其远。界乎东南之间，层峤叠壁，如连云、如阵马者，天姥也。岂非李太白所尝登蹑者乎？当其文章名海内，人主一见倾属之，而飘然情兴，形乎梦寐，故吾爱其逸。环吾之庐，左右一舍，而山之名闻者五。建霞标于苍巅，凛清风于千载，虽蕙帐其已空，想謦欬之犹在，小子其能知吾之心乎？度对曰：“度不敏，诚不足以知此。”家君曰：“为吾志之。”度再拜曰：“唯唯。”退而书之，为《爱山亭记》。 旃蒙赤奋若冬，季男度谨书。（万历《新昌县志》卷三)
南宋历任嘉兴知县、礼部尚书的黄度《爱山亭记》，写出其不仅挚爱家山特有之景，描绘家山奇异之形，还能道出家山所居之人，点明因其居而生敬爱之心，最后道明作记之旨。凡此，《爱山亭记》之述备矣：“有非常之地，必以非常之人重焉。故尼山之重以孔也，濂溪之重以周也，而南阳、河汾之胜亦以孔明、仲淹增光焉。故山有虎豹则山若增而高，川有蛟龙则川若浚而深。生斯地也，当知所重矣！”
剡东孟塘山，从沃洲山延伸而来，至今还留有五峰坑地名，后来分为上五峰村和下五峰村，现在分别为羽林街道的天峰和五丰。有人认为，“五峰”名称的由来，就是源自黄度《爱山亭记》中所载的五座名山—东有岇山，爱其洁；少南有沃洲，爱其达；北出有金庭，爱其坚；又北有四明，爱其远；界乎东南的天姥山，爱其逸。
可惜剡中之花只为晋唐开放，剡中之光只把晋唐照亮。唐末的动乱已经波及剡中，剡中逐渐失去了避乱的意义。另外随着更多的地理被发现，剡中魅力也红衰翠减；加上北宋时镜湖面积缩小，不再与剡溪相通，入剡水路不再顺畅。同时因为人口的增多，使得剡中不再是“秘境”。因为上述种种原因，剡中在五代以后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剡东盛极而衰，唐后湮没无闻，恰似曳光而去的一颗流星，艳极而谢的一朵奇葩，只能让后人在追忆中回味，却难从实体中追寻。而那份光芒，那阵芬芳，却永远朗照在文化的长河中，氤氲在历史的氛围里。
但是，东晋浙东名士所代表的士文化与山水文化的融合，奠定了浙东唐诗之路的思想文化基础。南开大学教授卢盛江说，唐诗之路既是空间之路，也是历史之路。从历史之路来看，我们一般认为唐诗之路从东晋开始，之后都属于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