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剡东石城，大佛最胜。
东晋以前，这里古木参天，岩绕如城；虎豹出没，杳无行人。东晋高僧昙光开山后始为人知，但当时山无专名，泛称剡山天台。刘勰就称其为“剡山石城寺大石像”，智者大师又称其为“天台山”或“天台西门”。稍后出现“石城山”之名，既来自“石城之山，千仞壁立，嵯峨怪石，环布如城”的山形特点，又来自刘勰所写的《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一文，以前的泛称这时有了专名。而“南明山”则始于唐末钱镠称吴越王之时。钱王武肃出钱八十万贯，起殿阁三层建屋三百楹，装裱金像赐额“宝相”。并下令改山曰南明，改乡曰像明。而石城之称一直保留了下来。因此南明山与石城山这两个名称，使用上多变化，有时是包涵关系，石城只是南明山的一部分；有时是并列关系，大佛所在一侧为石城，棋盘亭一侧为南明。严格地说，南明山比石城山范围大。
南明石城，群山环抱，松竹叠翠，楼台寺庙，错落有致。与其他按中轴排列的气派寺庙不同，这里借山就势，随势赋形，有一种“深山藏古寺”的含蓄，“禅房花木深”的韵味。
一进山门，两池碧水，一片天光；苍岩黄墙，古木萧森。顺着山谷左转，见一“石城古刹”牌坊，边柱上有联云：“晋宋开山，天台门户；齐梁造像，越国敦煌。”穿过牌坊，走进第二道山门，只见大肚弥勒袒胸露乳，开怀大笑；背后韦陀持杵而立，表情严肃。踏上一条石板甬道，右边危崖千尺，左边翠竹万竿。甬道并不平展，循势抬升；也不率直，移步换景。走到甬道尽头，又遇峭壁危岩。“僧过不知山隐寺，客来方见洞开天。”往右一拐，大佛寺就在眼前。
寺分五层宝阁，飞檐挑角；自下而上，层层缩小；楼顶为歇山式，取名为“逍遥楼”，系颜真卿真迹。以下依次是“弥勒洞天”“三生圣迹”“大雄宝殿”“宝相庄严”。从牌匾来看，有僧有道，两教并存，让人好奇。其实“石城古刹”两旁的对联，就对你作了个提醒。因为这里是佛教中国化的源头处，“六家七宗”的诞生地。整个建筑红楼灰瓦精巧稳重，依崖而筑浑然天成。
别的寺庙，总是拾级而上，凛然巍然；而大佛寺，却要顺阶而下，躬身亲民。只见岩顶草木似髻，甬道蜿蜒而下，佛寺平易近人，这时会心生何名大佛的疑问。等到跨进大殿抬头仰望，霎时有种巨大的震撼，原来这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尊佛！置身于巨像大佛之下，沐浴在金碧辉煌之中。巨大的弥勒佛石像盘膝而坐，微笑俯视着芸芸众生。细瞻面容：秀骨清相，婉雅俊逸，端庄慈祥。额部宽阔，鼻梁高隆，眉眼细长，方颐薄唇，两耳垂肩，顶有螺髻。身披袈裟，中胸袒露，衣着绉招，自然流畅。身段秀丽，体态匀称，给人一种超脱、庄严的感觉。瞻仰着，遥想着，一千六百多年前三僧凿佛的艰辛，一方巨岩成为江南第一大佛的可能。还有大佛建成后历经千年的多舛命运……
据《高僧传》记载，东晋永和元年（345），高僧昙光为领略浙东的奇山异水，尤受当时高僧竺道潜和支遁归隐浙东的影响，也慕名来到剡县东南的石城山。见这里岩石嶙峋，壁立千仞；古树苍苍，飞瀑泱泱；曲涧微转，幽洞深邃，于是心生喜欢。
当年石城野兽出没，荒无人烟，荆棘满山，无路可行。昙光披荆斩棘，拄杖入谷。进入数里，狂风暴雨，劈面而至；虎啸猿啼，令人胆寒。昙光毫无惧色，依然前行。他见崖壁千仞， 中开石室（隐岳洞），遂攀壁跻岩，飞身摊开荆条，坐禅入定。朝出乞讨，暮返室中，如是三日，先有斑澜猛虎来访，后有赤色巨蟒驻足，昙光对它们各授三皈依教诲，身旁的虎蛇缓缓退去。又过三日，山神终以石室相让，虎蛇其实是其化身。昙光就此定居，每次坐禅入定即七日不起，被称为奇僧。后砍柴与采药者渐来，信佛及学禅者稍有，昙光于室侧拔茅搭舍，渐成寺宇，取名隐岳。禅室位于东岩，昙光经常可以听到弦管齐奏，韵震霄汉，其中流动的是五结之妙声，九类之清响，因此号此山为“天乐”。昙光在石城山五十三年，晋太元末年（396）以衣蒙头而卒，享年一百一十岁。众学佛习禅之徒，还以为禅师依常入定，过七日不见禅师出来，大家才近前视之，见身色如常，唯鼻息已绝，方知神迁已久，然开骸不朽。直至南朝宋孝建二年（455），剡县令郭鸿入山礼拜，试以玉如意拨其胸，风起衣散，唯存白骨。郭鸿惧怕，使人收骨于石龛，以砖石叠其外而涂之以泥。如今，一进入大佛寺山门，左侧有径可拾级而上，昙光尊者舍利塔就坐落苍松翠柏丛中，永远与他创立的大佛寺相依相伴。
仰望昙光坐禅的崖上石室，上无路可登，下无径可降，终究何人所凿?遥想昙光当年，又是如何入室？有传其武功高强，所创“蟹行八步”，遇柔则柔，遇刚则刚，能攻善守，变幻莫测，走进石室殊非难事。也有说昙光是从侧山攀到崖顶，再附绳降下，进入崖壁中间。其实如何进入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忠诚信仰、坚韧意志、无畏勇气。狂风暴雨不能挡其道，荆棘遍地不能阻其情；毒蛇猛兽不能吓其胆，山神警告不能改其志。就这样风餐露宿，筚路蓝缕；就这样经声悠扬，霞光满天。
但寺庙毕竟是简陋的，佛像也是寒酸的。南齐永明四年（486），隐岳寺迎来了新的住持，他的名字叫僧护。据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一三《梁剡石城山释僧护》介绍：“释僧护，本会稽剡人也。少出家，便克意常苦节，戒行严净。后居石城山隐岳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数十余丈，当中央有如佛焰光之形。上有丛树，曲干垂阴。护每经行至壁所，辄见光明焕炳，闻弦管歌赞之声。于是擎炉发誓，愿博山镌造十丈石佛，以敬拟弥勒千尺之容，使凡厥有缘，同睹三会。以南齐建武中（494—497），招结道俗，初就雕剪。”又《乾隆绍兴府志》云：“东晋昙光开山，齐永明中僧护深尝隐于此。护始到，闻钟磬仙乐之间，又时现佛像，炜煌可骇。由是启愿，凿百尺约弥勒像……”
僧护数次意外看到，仙髻岩千尺岩壁之中，隐约着一尊端庄慈祥的烨烨佛像；多次经过那道峡谷，耳畔传来凤鸣龙吟的美妙音乐。这是梵音法语的召唤？还是七彩佛光的昭示？僧护于是朗声发出“愿造弥勒，敬拟千尺”的宏愿。
从公元486年开始，不管雨湿芒鞋，还是雪满袈裟；不管是毒日当头，还是月华满身，僧护到处募化，悉心准备；苦心孤诣，殚精竭虑，终于在第十年的公元494年动工兴建。
当第一声鸟鸣唤醒翠谷，第一缕晨曦照进石城，僧护和一干工匠，腰系着绳子，背负着工具，头顶着青天，从崖顶下荡到石壁上方。他们一手握着钢凿，一手拿着铁锤。一记响亮的叮当，几粒迸溅的石火，震荡着幽幽深谷，震飞了古树宿鸟，震跑了松鼠麋鹿，震下了残月晨星。不知磨短了多少钢凿，不知震裂了多少铁锤，不知积起了多少老茧，不知流淌了多少血汗。不管是冷雨浇岩，还是白雪盖壁；不管是大雾锁谷，还是骄阳烤山，叮当不绝，此起彼伏；汗似雨飞，晶莹闪烁。僧护他们像展翅的雄鹰，贴壁的蝙蝠，饥了，啃一把挂在腰上的饭团；渴了，嚼几片垂在岩间的草叶。这时的叮当声，应和着明亮的山泉，追逐着多彩的流云，歌唱着神圣的意志，传递着不屈的信念。飞鸟回来了，应和着，飞翔着，在他们的身边盘旋；麋鹿回来了，携野兔，带松鼠，在他们的身下翩舞。
再坚硬的石壁，如果与坚定的信念相遇，最终也会软化；再冰冷的悬崖，如果与火热的真情相逢，最后也会融化。就这样，叮当之声，穿越孤独，穿越岁月；穿透坚硬，穿过艰辛。“疏凿移年，仅成面璞。顷之，护遘疾而亡。临终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办。第二身中，其愿克果。’”由于长年辛劳，僧护终于病倒。看着岩壁上仅仅凿出的轮廓，他喃喃地说着来生再造，终于赍志以殁。愚公把移山的希望寄托给子孙，僧护则把凿佛的信念寄望于来生。
僧淑继承师傅衣钵，凿岩不止。他拿起粘着僧护血汗的钢凿和铁锤，系上留有师傅体香和温度的腰索。锤声开始有些生涩，有些凄凉；接着变得流畅，变得昂扬。叮当，意志之声又在南明山谷响起；叮当，信念之歌又在石城山上嘹亮。诧异的鸟兽们听着听着，又开始唱起了歌谣，跳起了舞蹈，共同庆祝着僧护的复活。
僧淑率领众人凿呀凿，冬去春来，不知几年，一尊巨大的弥勒石像已有眉目，但仍肤浅。再继续凿吧，炉子倒了，钢凿钝了，脚手架散了，资金早没了。僧淑忧心忡忡地踱出山门，走到象鼻山下，看见有两个小孩用一根稻草芯在一块大岩石上来回拉动，岩石下已堆满了草粉。僧淑觉得奇怪，就问两个小孩：“你们是在磨草粉，还是在锯岩石？”两个小孩齐声回答：“锯岩石！”又问：“能锯开吗？”两个小孩“虎”地站起来脱去上衣，笑嘻嘻地说：“只要有恒心，万事皆能成！”僧淑幡然醒悟：“对阿！只要有恒心，万事皆能成！”于是返回寺院，不分昼夜，不论孤苦，不停地雕凿着弥勒石佛。最终因“运属齐末，资力莫由，未获成遂”，被迫停工……
看来，单凭民间自发的薄弱力量凿佛，已是杯水车薪；只靠几个僧人的宏图大愿，终也无济于事。只有依靠国家意志，王朝权力，才能完成这一旷世鸿业，佛界盛典。于是就有了“三道人”托梦陆咸，最终被纳入梁朝文化工程的奇事。
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一三记载：至梁天监六年（507），有始丰令昊郡陆咸罢邑还国，夜宿剡溪，值风雨晦冥，咸皆危惧假寐，忽梦见三道人来告云：“君识信坚正，自然安稳。有建安殿下，感患未瘳，若能治剡县僧护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获平豫。冥理非虚，宜相开发也。”意思是你善辨是非，识性坚定，自然安稳；建安王烦恼不断，感受风寒未愈。他如果支持剡县僧护所造弥勒石像成功，他就必获康复。这其中的奥妙之理不是虚语，请你在适宜的时机对他予以开导。咸还都经年，稍忘前梦。后出门乃见一僧云，听讲寄宿，因言：“去岁剡溪所嘱建安王事，犹忆此不？”咸当时惧然，答云：“不忆。”道人笑曰：“宜更思之。”乃即辞去。咸悟其非凡，乃倒屣谘访，追及百步，忽然不见。咸豁尔意解，具忆前梦，乃剡溪所见第三僧也。咸即驰启建安王，王即以上（梁武帝）闻，敕遣僧佑律师专任像事。
愚公移山，最终感动了上帝；少女溺海，最后化成了精卫，这两个故事不知感动了多少世人。而托梦陆咸的三道人也好，一僧也罢，其实都是僧护的化身。正因为僧护的精诚所至，才换来建安王乃至梁武帝的金石为开。
其实，僧佑与其说是受建安王萧伟的邀请，还不如说是受了两位前辈的精神感召，他年逾古稀千里迢迢赴剡主持凿佛工程。虽患脚疾，行走不便，一到石城，马未解鞍，人没洗尘，就匆匆赶到荒芜的工地。这时的工地“硕树朦胧，巨藤交梗”，僧佑派人“原燎及岗，林焚见石”，两位前辈虽然“疏凿积年”，但“仅成面璞”。造像只着手于佛的面部，其他部位取自然之势，未经人工雕琢。就是其面部雕造，在僧佑看来，也是“失在浮浅”。
僧佑为性巧思，能目准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高僧传·僧护》记载了僧佑改造大像的工程：“椎凿响于霞上，剖石洒平云表，命世之转关，旷代之鸿作也……乃铲如五丈，更施顶髻，及身相克成。”僧佑的改造工程浩大，并且造像也不同于僧护，就是沿着仙髻岩壁凿进五丈，岩壁变成石窟，浮雕改成圆雕，“扪虚梯汉，构立栈道，状奇肱之飞车，类仙腹之悬阁，高张图范。”
这时的叮当声比以前更加繁复，更加激越，更加高亢，更加嘹亮，引来了飞瀑流泉的和鸣，竹呼木唤的致敬；引来了虎啸龙吟的歌唱，鸾翔凤舞的祝愿。响起的叮当如梵音悠扬，洒下的石屑如天女散花。当最后一锤敲落时，霎时山崩地裂，金光四射。所有的鸟儿都飞临上空，眼睛盯住同一个地方；所有的走兽都起舞和鸣，声音充满着幸福吉祥。一尊石佛坐像，如弥勒转世，菩萨再生；美轮美奂，光芒万丈。
僧佑率众，历时四年（到公元516年），终于凿成“洞中十丈金身”。传记曰：“像以天监十二年春就工，至十五年春竟，坐躯高五丈，立形十丈。龛前架三层台。又造门阁殿堂，并立众基业，以充供养。”建安王因造像有功，竟也恢复了健康，并晋封为南平王。
今天的寺院，大殿不大，紧挨千尺山崖；佛像四周，皆是岩体开凿。佛像体态匀称，气度娴雅，超凡脱俗；面容沉静，微翕唇间，略敛笑意。佛高约16米，盘膝相距10.6米，头高4.8米。试想一下，大佛头部尺寸占坐像全高的三分之一，比例似乎严重失调。但是立于佛像前，抬头仰望佛像各部，却觉得处处匀称协调。且因眼珠中空，造成另一种奇特景观：无论站在什么角度瞻仰大佛，都会觉得佛的眼睛随你转动，隐含微笑的目光始终和你对视。
大佛造像各部比例配置，匠心独运；凿成深穴代替眼珠，极富工巧。头部放大，目长与掌宽几乎相等，真是巧夺天工；凿穴代珠，不仅内含“诸法空相”的哲理，且具极佳的视觉效果，令人叹为观止。要知道佛像的瞻拜者主要是通过仰望接受启示、进行洗礼，对于十分高大的佛像，就必须处理好视差关系，适当放大头部，凿穴代替眼珠，便于亲接佛身，加强真实感受。
让我们再次把虔诚的目光投向大佛，只见它静坐石穴，身饰黄金，光彩灿然。顶有螺髻。石穴后壁上有圆晕，正当佛首，相距不差毫厘。佛像面容清瘦秀骨清相，婉雅俊逸。额部宽阔，鼻梁高隆，通于额际，眉眼细长，方颐薄唇，两耳下垂几及于肩，表现了佛陀沉静、智慧，坚定、超脱的内心世界。从整体上观察，则体态匀称，身段秀美，气度娴雅。上衣披于两肩，中胸袒露，衣着襞褶，流利如绘画的线描，准确地表现出人体的曲线结构。袒露部分，精微而妥帖地表现出肌肤的润泽，好像里面有血液在流动，脉搏在跳动；衣着还表现出丝绸的质感，薄薄地贴在身上，漾起襞褶，如微波淡荡，富有音乐的韵味。
“名山入剡圣贤风，文士高僧托迹同。最是石城大佛寺，三生哲匠夺天工。”非心中有佛之人，非笃佛信教之人，断难以成就如此的精美艺术和鸿姿巨相。如今，大殿上立有“三生圣迹”的匾额，以彰显三位法师锲而不舍雕凿石佛的功绩。三代主持的夙志宏愿，三十春秋的筚路蓝褛，深深打动了南朝梁代著名文学论批评家刘勰，为它写下了长达二千多字的碑记，称赞它是大梁王朝的“不世之宝，无等之业”“命世之壮观，旷代之鸿作”。歌颂它有无上的神力感召作用，使“梵王四鹄，徘徊而不去；帝释千马，踯躅而忘归”。
“三生圣迹”的匾额，悬挂在大佛寺上已经一千六百多年。而大佛寺建造的幕后英雄，却至今不为人知，他们就是“二戴”，就是上章“雪夜访戴留诗情”中的戴逵。逵次子颙亦善画，世称“二戴”。当然，戴逵（326-396）辞世后九十年（486），石城寺僧护才发心造石佛；卒于宋元嘉十八年的戴颙（377-441），距离石城造佛也有四十余年时光。看起来二人似乎与大佛寺毫无瓜葛可言，但石城大佛的雕凿，很可能有“二戴”的门徒参加，至少吸收了“二戴”的创作经验和技巧。因为他们父子二人是我国民族化佛像的奠基人，正如范文潤所言，王羲之和戴逵分别在书法、雕塑上完成革旧布新之伟业，因此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中提到的“十八高士，戴逵名列前茅。二戴的佛像制作，已不停留在单纯的模仿阶段，而是运用通瞻的机思来巧凝造化，创作出具有民族风格的佛像：戴逵善于捕捉人物情态，恰当表现人物的性格气质；戴颙则对形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及造型，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独特的成就。剡地有着如此伟大的佛像雕塑专家，同样作为造佛专家的僧佑肯定如雷贯耳早有所闻，来剡凿佛时对“二戴”门徒也肯定四处打听八方搜罗，并把“二戴”的技艺与思维融入其中，这可从石城大佛采用的木架扩展和夹苎工艺得到印证，因为戴逵为山阴灵宝寺、建康瓦官寺、镇江招隐寺各造过阿弥陀夹纻像。除木雕夹纻工艺，戴逵还将画法运用于雕塑妆銮上，这一点在刘勰碑记中有所记载。戴颙一事见于《宋书》本传载：“宋世子（418年）铸丈六铜像于瓦官寺。既成面很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颙看之。颙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既错减臂胛，瘦患即除。”戴颙减削离观者视线较近的肥臂胛，解决了铜佛面瘦的难题，这种协调形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后来僧佑造像时“目准心计”像前观察，遥控指挥定位，的确开了先导。
巨匠辈出，风云际会。石城大佛，因此成为一座超然自得、高不可攀的思辨神灵，一位有着无限可能性的人格理想神。它既有深刻的时代印记，又有一定的阶级特征，还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在它身上不仅体现了艺术技巧的高明创造，同时蕴含着哲理构思的深刻内涵。从早期佛像以理想取胜的要求来说，石城大佛确有较云冈、龙门雕像高出一筹的地方，有足够资格充当南朝石窟艺术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