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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浙东升起了谢灵运这颗北斗，至唐这里汇成了璀璨的星河。
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年)，谢灵运袭封康乐县公。起家大司马(司马德文)参军，历任抚军(刘毅)记室参军、太尉(刘裕)参军、中书黄门侍郎等职。刘宋建立后，降封康乐县侯，历任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永嘉太守、秘书监、临川太守。作为“幼便颖悟”“博览群书”的“乌衣子弟”，“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宋书·本传》），虽然不得不屈心降志侍奉新朝，可从没有收敛高傲横恣的作风，更不检点放纵任诞的行为，在朝“多愆礼度”，外任则“惊扰”（同上）百姓。宋文帝元嘉十年(433年)，终以“叛逆”罪被诛，时年四十九岁。
有人将谢灵运比作“一颗旁逸斜出的树”。他是一个才华横溢之人，但天性桀骜不逊，满世之人无一能入他法眼；他率性使气，狂放不羁，这在任何朝代都是不能容忍。政治上几近“弱智”的谢灵运，艺术上却是位巨人：首先是开创了中国山水诗的先河！他与鲍照、颜延之一起，对诗歌创作进行开拓创新，形成了“元嘉体”；与族侄谢眺开创了“永明体”，同发近体诗之先声，共成唐诗的奠基人。
除了文学，谢灵运还是晋宋之际重要的佛学家，参加过《大方广佛华严经》、《大般涅盘经》的润改、注释，编有梵汉字典《十四音训叙》，还创作了大量的具有佛禅意蕴的诗赋文章。最重要的是他倡导和发挥了道生的顿悟成佛理论，所撰的《辨宗论》是中国佛教的关键性论著，成为唐宋禅学、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学术渊源。谢灵运在目录编撰方面也成就非凡，宋元嘉三年(426年)奉诏著录，四处收访亲为校理，在殷淳等目录学家的协助下撰成《秘阁四部目录》，比东晋李充所编《晋元帝四部书目》著录更为宏富。
当然，谢灵运的最大贡献，还是其开创了山水诗这一诗歌形式。他创造性地将多重艺术表现手法运用到山水诗的创作中，使他的诗歌充满新鲜而陌生、幽深又明丽的景观，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诗化的“自然”；又因谢诗总是蕴含着主观情感，因此他的山水诗蕴含着独特的自然、人文韵味。
但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似和他的政治噩运相连，这实在有些“国家不幸诗家幸”的味道。应该说，谢灵运真正写山水诗是赴任永嘉之后，也就是他在政治上受排挤、遭压抑开始。《宋书·谢灵运列传》说：“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邀。 遍历诸县，动逾旬期，民间听讼，不复关怀。” 唐朝诗人白居易在《读谢灵运诗》中所谓“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因此，谢灵运的山水诗，按照白居易的说法，“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树。岂唯玩景物，亦欲摅心素”（《读谢灵运诗》）。政治上的失意促使他投身自然，瑰丽自然又孕育出他的山水诗篇。
谢灵运一半以上的诗歌，都在歌咏山水。即使一些抒情或应酬之作，也夹杂着对山水的描写。可以说此前还没有哪位像他那样对山水的倾情，也没有哪个像他那样对自然的专注，更没有谁像他那样对山水的体悟。从《诗经》到《楚辞》再到《古诗十九首》，尽管有些诗歌也有几句山水景物的描写，但只是诗人情思的一种陪衬。即使曹操的《观沧海》，虽有大段景物描写，目的也在于“歌以咏志”。只有到了谢灵运，对山水的歌咏才算反仆为主、熬媳成婆，用一双专情的眼睛去观赏自然，用一支纯粹的妙笔去模山范水，把自然景物从陪衬情思的客位提升为诗歌内容的主体，把诗的领域从人间世事拓展到自然山水。在古今文人之中，恐怕很难找到像谢灵运那样倾心自然、钟情山水的人了，他那种“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备登”（《宋书》本传语）的精神，几乎达到疯狂和执拗的地步，他把一生奉献给山水，也用一生来歌唱自然，他是真正的山水儿女自然之子。
谢灵运的山水诗取得了如此高的成就，甚至超过了同时期的陶渊明。南朝钟嵘在《诗品》中说他的诗“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曲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鲍照亦说：“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山水诗的书写，由魏晋发展至隋唐，由附庸而至独立，由雕琢而至圆融。个体对山水的感知，以审美觉醒为契机，以情感为媒介，以玄理为旨归，使审美主体体道自然。而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南朝山水诗,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转捩作用，带动了“浙东唐诗之路”上的山水诗书写，为盛唐山水诗的成熟导夫先路。
俗话说，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是浙东的秀山丽水，养成了他对山水的热爱，和对自然的敏感。三山之麓，剡溪之滨，当年谢玄构筑的始宁庄园：“右滨长江，左傍连山，平陵修通，澄湖远镜。于江曲起楼，楼侧悉是桐梓，森耸可爱，居民号为桐亭楼。楼两面临江，尽升眺之趣。芦人渔子，泛滥满焉。湖中筑路，东出趣山，路甚平直。山中有三精舍，高甍凌虚，垂檐带空，俯眺平林，烟杳大下。”（《水经注·浙江水注》）谢灵运在《山居赋》中也说，祖父“选自然之神丽，尽高栖之意得”，而自己则是“谢平生于知游，栖清旷于山川”。谢灵运无论是赋闲家居还是任职地方，总要带着僮仆门生和故旧新知，“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备尽。登蹑常著木履，山上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宋书》本传）
因此，谢灵运成为山水诗的鼻祖，离不开浙东群山的影响，剡川之水的滋养。金人元好问有首《诗》诗：“坎井鸣蛙自一天，江山放眼更超然。情知春草池塘句，不到柴烟粪火边。”元好问根据刘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的观点，进一步说明客观景物对诗歌创作的关系。正是白居易说过的“非常之景”，才产生出“非常之句”“非常之作”，才孕育出谢灵运这样的大诗人。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说：谢灵运天质奇丽，运思精凿，虽体格创变，是潘陆之余法也，其雅缛乃过之。“清晖能娱人，游子澹忘归”，宁在“池塘春草”下耶?“挂席拾海月”，事俚而语雅。“天鸡弄和风”，景近而趣遥。谢灵运的佳句，如剡川之花，开遍两岸。
因此，浙东山水不仅是他的生养家乡，更是他的精神家园。浙东山水孕育了谢灵运的满腹才思，谢灵运又用诗词来讴歌家乡。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后世仰慕谢灵运的杰出才华，或有相同境遇和情感的诗人，追随他的足迹并写起山水诗，也就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唐诗“双子星座”的李白、杜甫就是他的铁粉。
李白诗风纵情豪放，不受拘束，向来对南朝诗不屑一顾，并公开宣称“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五十九首之一），但对谢灵运却是顶礼膜拜、推崇备至。这可以从他的诗歌中，处处提到谢灵运看得出来。李白诗中直接提到谢灵运的有二十首左右，其中提到“康乐”或“谢康乐”的有八首。明人谢榛《四溟诗话》说：“李太白曰：‘襟前林壑敛暝色，袖上烟霞收夕霏。’此用谢康乐之句，但加四字。”丁福林指出：李白受谢灵运影响更多的是在语言艺术和写景技巧方面。如李白的写景之句“西峰峥嵘喷红泉，横石蹙水波潺湲。东崖合沓蔽轻雾，深林杂树空芊绵”（《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尺梁。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嶂凌苍茫。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空濛三川夕，回含千里昏。青桂隐遥月，绿枫鸣愁猿”（《入彭蠡经松门观石镜》）等，他在景物铺陈、辞句锤炼和色彩交替等方面，与谢诗有前后相承的关系。只是李白学谢诗的同时融进了自己的浪漫主义风格，更具宏伟开阔的气势和奔放洋溢的激情，成就上超过了谢灵运。
杜甫诗中虽然也有提到谢灵运，但没有李白那么多。而学习谢诗却比李白深刻而且成功。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七说：“详谢诗格调，深得《三百篇》旨趣，取泽于《离骚》、《九歌》；江水、江枫、斫冰、积雪，是其所师也。间作理语，辄近《十九首》。然大抵多发天然，少规往则，称性而出，达情务尽，钩深索隐，穷态极妍。陈思、景阳，都非所屑；至于潘、陆，又何足云！千秋而下，播其余绪者，少陵一人而已。”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五云：“谢诗看似有滞晦，不能快亮紧健，非也；乃正其用意深曲，沉厚不佻，不可及处，须细意抽绎玩索乃知。杜子美作用多出此等”、“杜公能兼大谢，而实驾出其上”、“杜公时时用康乐意与字，但气加紧健雄迈耳”。杜甫对谢灵运的传承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谢之体，概指谢诗之结构而言；二是学谢之法，主要是从文字工夫和声律（双声叠韵）两方面继承了谢灵运的诗法。
而李杜之后的刘长卿，更说他的浙东之旅和谢灵运相关：“康乐爱山水，赏心千载同”“独往应未遂，苍生思谢公”（《题萧郎中开元寺新构幽寂亭》）。
由此可见，谢灵运的诗艺成就之杰出，对中国诗歌发展影响之深远，确如沈约《谢灵运传论》所言，是个“方轨前秀，垂范后昆”的大诗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谢灵运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应不限于“元嘉之雄”，即便称之为“百代诗宗”亦不为过。
当然，对于一位“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草创者来说，存在这样那样的缺憾也是正常的。由于谢灵运的山水诗大多来自寻幽探奇，这就使诗的结构呈现纪游的特点：往往先交代游程及其缘由，再铺写游览所见的景色，最后抒感慨发议论。因为诗的结构有纪游的特点，诗中的景象常呈现一种动态的流程，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不断变换，很少表现为一种静态的画面。永嘉之后，他的山水诗结构才开始打破纪游的格局，章法显得既紧凑又跌宕。
的确，谢灵运山水诗存在着三段结构的模式，即述行——写景——悟理。述行一层通常写他为何和如何来到某山清水秀之地，即所谓“遗情舍尘物”，走向自然美的过程。写景一层才正面刻画山水，这其实就是“贞观丘壑美”，用“遗情”之后虚静之心观照山水之美。悟理一段是由观照山水所悟出的人生哲理。写景这一层是谢灵运山水诗的精华，诗人用一双独具的慧眼和一支生花的妙笔，流泻出许多精工富艳的妙句：如“扬帆釆石华，挂席拾海月”（《游赤石进帆海》），如“云日相辉眏，空水共澄鲜”（《登江中孤屿》），“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于南山望北山经湖中瞻眺》），如“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等等。这些诗句明白晓畅，各联仅仅十字，勾勒出一幅幅让人神往的美好画面，可谓精品、逸品，甚至达到了美的极致。与谢灵运同时代的大诗人鲍照衷心折服，赞叹为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后人也称赞为东海扬帆、风日流丽。只是每诗的结尾处，都以落寞的心境作结语，成为一种程式化的尾巴，才被后人所诟病。
对谢诗的语言，前人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评价，南朝普遍认为谢诗语言自然可爱，“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南朝·梁·钟嵘《诗品·宋光禄大夫颜延安之》），李白更赠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的最高美誉。但明清人却有相反的说法。谢诗最受诟病的在于多佳句少完篇，情景相融的诗篇不多见。人们往往将此归结为还没有完全摆脱玄言诗的桎梏，写景之后总拖一条玄言的尾巴。其实谢灵运遨游山水，并非陶渊明那样，“性本爱丘山”“守拙归田园”，而是政治失败的无奈之举，遭贬被谪后的排解消遣，借山水这副良药来医治政治上的创伤，他并未在山水中找到精神的归宿，与山水始终对峙而未融入，山水不可能变成其情感的载体，其情感也不可能借山水来抒发，因此总在写景之后再行议论。这些缺憾和不足，丝毫不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将随着山水诗歌的发展得到弥补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