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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二世纪初，军阀之间互相混战，王室贵族自相杀戮，北方游牧民族因气候极度转寒，从高原上横冲直下，同中原农耕者激烈争夺生存空间，一场长达四百年的战乱由此展开。西晋以后，中国分裂，黄河流域五个少数部族割据争霸，南方五个短命王朝频繁更替……无休止的战祸、饥荒、疾疫、动乱，极为残酷野蛮的阶级与民族压迫，中原“哀鸿遍野，饿殍满地”“白骨蔽野，百无一存”“饿死衢路，无人收识”“道路断绝，千里无烟”“身祸家破，阖门比屋……”
这时，晋宋间士族，纷纷隐会稽！陈寅恪解释说：“至南来北上之上层社会阶级，本为居住洛阳及其近旁之士大夫集团，在当时政治上尤其在文化上有最高之地位，晋之司马氏皇室既舍旧日之首都洛阳，迁于江左之新都建业，则此与政治中心最有关系之集团自然随司马氏皇室移居新政治中心之首都及其近旁之地。王导之流即此集团之人物，当时所谓‘过江名士’者是也。但建业本为孙吴旧都，吴之潜在势力甚大，又人口繁庶，其经济情势必非京口晋陵一带地广人稀空虚区域可比。此集团固占当日笼络吴之国策，此王导及其集团之人所不欲或不能为者也。然此等人原是东汉儒家大族之子孙，拥戴司马氏篡魏兴晋，即此集团之先世所为。其豪奢腐败促成洛阳政权之崩溃，逃命江左，‘寄人国土’，喘息稍定，旧习难除，自不能不作‘求田问舍’之计，以恢复其旧日物质及精神上之享乐。新都近旁既无空虚之地，京口晋陵一带又为北来次等士族所占有，至若吴郡、义兴、吴兴等皆是吴人势力强盛之地，不可插入。故惟有渡过钱塘江，至吴人士族力量较弱之会稽郡，转而东进，为经济之发展。”
因此，随着西晋晋室南迁建康(今江苏南京)，北方世家豪族和手工技匠，大量奔至会稽、剡中定居繁衍，植入融进科技文明，形成东晋南北朝的一个经济中心，使“今之会稽”成为“昔之关中”。北人南迁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也送来了黄河流域发达的中原文化。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一经碰撞，就爆发出绚烂的火花，数百年间就让浙东成为人文之地、文献之邦。
当时著名的王、谢、郗、许、戴诸大族中人士及宗教界名流，相继南下，鱼贯入越，结巢于三山之下，生活在溪湖之畔。如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高平郗氏、太原孙氏、陈留阮氏、高阳许氏、谯国戴氏、鲁国孔氏等，在这个茫无归宿的时代，追慕山水、大置田庄产业成了门阀士族的重要举措。当门阀氏族占有大量土地以后，就为他们置产建园提供了最重要的物质条件。永嘉后南渡的士族都是亡官失守之士，有迫切的家族利益亟待追求。他们挟持着除土地之外的全部财富播迁江南，凭借政治优势和北方带来的佃客、部曲、奴童等大众，到处求田问舍，经营产业，建立庄园。“东晋成、康以后，王、谢、郗、蔡等侨姓士族争相到此抢置田业，经营山居，卸官后亦遁迹于此，待时而出。”（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之《论郗鉴—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
这些南迁士人不仅政治上权倾朝野，文化上也出类拔萃，于是与南方士人融合一起，组成一个庚续200余年的会稽文人集团。会稽文人集团的出现，是南北文化融合交流的集中体现。集团人物各有建树，成就斐然，无论是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诸方面，都成为国之翘楚、学之典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白居易在《沃洲山禅院记》中大为赞叹：“夫有非常之境，然后有非常之人居焉。”陈寅恪也说：“六朝的政治中心在建康，但文化中心却在会稽。”
正因南北文化的融合交流，浙东终成人文荟萃之地，促使了中国山水诗的诞生；沃洲石城的“般若学”勃兴，表明外来佛教与本土文化的交融；第一个宗派“天台宗”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佛教鼎盛时期的来临；王羲之在书法方面的杰出成就，对中国书艺史更是影响深远；而刘宋元嘉年间以天姥山为创作题材的山水画，则标志着中国山水画艺术的发生；另外诸如饮茶、弈棋、音乐、园林、造纸等在内的名士文化，对后世的影响至今不衰。
的确，浙东风光再美，如果没有鸿儒硕士问津，鲜有骚人墨客歌画，也只能湮没无闻、明珠暗投。浙东除了佛教般若的起源、山水诗歌的滥觞，就是六朝时期的山水地记、山水诗歌及山水画，其中也多有浙东景观风物之作，对山川草木多加赞美渲染，并将人文情怀寄寓其中，由此积累起的社会声望，很多留下了不朽价值。有的经过进一步艺术加工后，上升成一种经典的美学意象，对文人墨客产生了多重的心灵感召，构成他们竞相前来的重要背景。
鲁迅早年整理乡邦文献时指出：“会稽古称沃衍，珍宝所聚，海岳精液，善生俊异，而远于京夏，厥美弗彰。吴谢承始传先贤，朱育又作《土地记》。载笔之士，相继有述。于是人物山川，咸有记录。”即道出了孙吴谢承、朱育以来相继撰述的会稽人物传和地志杂记等各种作品，乃是其地之美得以不断彰显广为人知的重要原因。据《隋书·经籍志》及散见于其他文献的有关记载，今仍可知六朝浙东地区的地志杂记，孙吴之时有朱育《会稽土地记》、沈莹《临海水土物志》、不知名氏《会稽郡十城地志》及《会稽旧记》等，东晋则有贺循《会稽记》、虞预《会稽典录》、孔晔《会稽郡记》等，南朝时期有孔灵符《会稽记》、郑缉之《永嘉记》及《东阳记》、虞愿《会稽记》、夏侯曾先《会稽地志》、孙诜《临海记》等。至于其他各体散篇之作，则有孙绰《游天台山赋》及《太平山铭》、支遁《天台山铭》、谢灵运《山居赋》、沈约《桐柏山金庭观碑》、陶弘景《太平山日门馆碑》等等，还有大量并不专叙而多及浙东的作品如谢灵运的《游名山志》、《居名山志》之类，则数不胜数。
如孔晔《会稽郡记》：“会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崿隆峻，吐纳云雾；松栝枫柏，擢干竦条；潭壑镜澈，清流写注。王子敬见之曰：山水之美，使人应接不暇。”王献之赞美山阴道景色的名言：“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正是通过这类作品而得流传于世的。又如孙绰《太平山铭》：“隗峨太平，峻逾华霍。秀岭樊蕴，奇峰挺崿。上干翠霞，下笼丹壑。有士冥游，默往奇托。肃形枯林，映心幽漠。亦既觏止，涣焉融滞。悬栋翠微，飞宇云际。重峦蹇产，迴溪萦带。被以青松，洒以素濑。流风佇芳，翔云停蔼。”孙绰为东晋一代文宗，此铭所述太平山色峻秀，人迹飘渺，极具情景交融之美，其影响之大不言而喻。这也典型地说明了浙东那些原本不甚著名的山水风光，因得六朝名士揄扬及相关著述的传播而闻名遐迩。
上述六朝地志及山水记咏之作，包括山水诗及山水画的兴起和发展，俱受魏晋以来士人崇尚自然、爱好山水之风气的影响。当这些作品刻画了浙东风光，又多传世之作时，自会相互烘托和放大浙东的声誉。如上面所引会稽地志对当地传统及山水名胜的记叙，孙绰参考图像所撰的《游天台山赋》，谢灵运浙东山水诗中的如画意境，毛惠秀所作的“剡中溪谷村墟图”，不仅是各类艺术的标志作品，更让浙东美誉巨大广泛。
如今，一波波历史的潮水终究消退，但艺术的涓滴早已汇进中华文明的河海，历史的遗迹仍留存在今天的浙东大地上。正如南开大学教授罗宗强所谓：“永嘉南渡之后，冥冥之中，不知是何种力量，何种因缘，将名士们置于如此秀美的山光水色之中。这里的山水的美，不是巨海怒涛，不是蜀山萧森，不是广漠无垠之北地风沙，也不是南荒瘴疠之穷山恶水。这里的山水，是温润明秀，山是苍翠深蔚，云遮雾绕；水是澄碧明净，纡徐潺湲，‘竹色溪下绿，荷花镜里香’一联，写尽剡溪之美。这种宁静秀美的山水景色，正好给了偏安一隅、正需要安顿一片安宁心境的名士们以最合适不过的环境。于是他们的心灵便与会稽的山水一拍即合。他们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天地。他们已经没有刘琨与祖逖的壮怀激烈，也没有过江初期的感慨凄伤，他们已经完全进入了一个宁静的精神天地，需要的就是这一片明山净水。”
可见，两晋两朝时，北方文人向南方的迁徙，促使南北方文化的交流，开唐诗之路的先驱，发唐代诗歌的先声。而这种交流与融合，又进一步丰富了浙东文化的内涵，增强了浙东文化的优势，至唐引得更多诗人的纷至沓来，出现了更大规模的文化访问活动。因此，浙东唐诗之路，是两晋文化的产物；它在两晋孕育，至唐瓜熟蒂落。
结束了260多年南北对峙的局面，隋唐时期不仅形成全国统一的局面，更为南北文风共融发展创造了条件。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刚劲、粗犷、厚重的北方文学可以成为南方文学的乳汁，而华艳、柔婉、唯美的南方文学也可成为北方文学的清泉。正如魏徵所说：“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所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同上）因此唐诗之路的形成，既是长期分裂形成统一后的文化新结局，又是南北两股文学潮流交汇融合的产物。历史的南北融合与浙东的山水人文一经结合，就催生出一条浙东唐诗之路。
因此，我们悦读着诗路上的唐诗时，会发现上面斑斓的“迭层石”：有对史前传说的追溯，有对先秦文化的追寻，更有对魏晋遗风的追慕：如李白“入剡寻王许”、杜甫“王谢风流远”、崔颢“谢客文愈盛”、孟浩然“能令许玄度，吟卧不知还”、赵嘏“正怀何谢俯长流，更览余封识嵊州”、刘禹锡“自言王谢许同游，凭将杂拟三十首”、张籍“谢家曾住处，烟洞入应迷”、刘长卿“剡溪多隐吏，君去道相思”……唐诗中有多少诗篇道出了他们心中的这类寄托？
另外如初唐王勃亦曾修禊于王献之所筑云门山亭，其所作序言感景怀古：“杂花争发，非止桃蹊；迟鸟乱飞，有余莺谷。王孙春草，处处皆青；仲阮芳园，家家并翠。”可谓《兰亭集序》的余响。盛唐杜甫有《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其末有曰：“若耶溪，云门寺，吾独胡为在泥滓，青鞋布袜从此始。”是其欲效六朝名士的向佛修道之心可掬。特别是李白，他一遇挫折，就自称“东山”，以励节砥志。晚唐白居易撰《沃洲山禅院记》，述“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洲、天姥为眉目。”故晋宋以来有白道猷等十八高僧居此，又有戴逵等十八高士游止于此，至唐文宗初又有头陀僧白寂然来游此山，与时任浙东观察使的元稹创修禅院，成而又请白居易为之作记。故白居易在记末感慨：“道猷肇开兹山，寂然嗣兴兹山，乐天又垂文兹山。异乎哉，沃洲山与白氏，其世有缘乎!”从这些诗文中，唐人的六朝情结，以及六朝浙东人文对于浙东唐诗之路形成的影响，不是已鲜活生动地展现出来了吗？
因此，浙东唐诗之路形成之前，先是一条中国佛、道、儒的揉合之路，也是书、画、诗的整合之路。所以有人说，如果没有佛教的传播，就没有后来的“唐诗之路”；没有东晋名士的风流和对山水的歌咏，唐诗的兴盛也许将推迟。
因此有人说，唐诗之路的源头在魏晋。魏晋遗风与唐代诗歌的关系，就似位于三峡内外的滚滚长江，虽狭阔殊别而又紧密相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