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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教的视角审视，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背靠的是一座山，先导的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司马承祯，这座山就是天台桐柏。
据《天台山方外志》中记载：“天台山者，东濒大海，届水而止，为东南一大结局。而父于南岳，祖于峨山，会于昆仑，高于雪山。自雪山东南而下不减四五万里，其中所有灵粹之气，莫不毕集于此，为神仙之窟宅，罗汉之道场，间生圣贤，养育英哲。”
天台山地理环境优越，适合修行。《抱朴子·内篇》云：“诸山不可炼金丹，以其皆有水石之精，惟太华少室缙云罗浮及大小台，正神居之，助人为福，可以修炼。”此山作为“上应台宿”的名山，因其偏而不僻的地理方位和“可以精思合作仙药”等自然禀赋，汉魏以降逐渐变成“神仙之窟宅，罗汉之道场”，积淀了极为丰富的佛道底蕴，而道更胜于佛。黄帝、浮丘公、王子晋、魏华存等大仙降临天台山的神话传说，葛玄、顾欢、陶弘景、徐则、王轨等隐士高道纷至沓来的历史因缘，葛洪、孙绰等名士的礼赞歌颂，使得天台山积淀了深厚的道教底蕴，成为六朝以降最为知名的仙山之一。
天台山因此成为道家的圣地。古代修仙之人常常以“桐柏山”代称“天台山”，唐朝崔尚在《桐柏观碑记》中说：“天台也，桐柏也，释谓之天台，真谓之桐柏，此两者同体而异名。”桐为桐树，代表阳；柏为柏木，代表阴，一阴一阳之谓道。桐柏这一名称中有阴有阳，阴阳相和，与道教有着天然的联系。
历史上的不少传说与桐柏山相关。传说黄帝曾经来到天台山，命人在天台桐柏山建造了“天人合一”的天、地、人三个祭坛，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桐柏山上的桐柏宫，明朝王思任说“是宫肇于周，灵于晋，盛于唐，扩于梁、宋”。周灵王太子晋曾修道于此，道成后被封为右弼真君，号天台山主，是桐柏宫第一代祖师。到东汉时期（公元178年），中国道教四大天师之一、灵宝派开山宗师葛玄来此修炼，始以“桐柏”为道观之名。唐人崔尚《唐天台山新桐柏观颂并序》云：“故老相传云：昔葛仙公始居此地，而后激励风俗。”公元239年，东吴大帝孙权下诏在此建观，作为葛玄的修炼之所，“桐柏观”从此名扬天下。唐宋属于鼎盛时期，楼台争耸的宫观有36处，有千僧万道的规模，很多高道居此修炼。
但对唐朝诗人起到“虹吸效应”的，则是被唐朝三位皇帝四次诏见的司马承祯。
司马承祯 (647—735) ，字子微，法号道隐，河内温(今河南温县)人。自幼笃学好道，师事嵩山道士潘师正，得受上清经法及符箓、导引、服饵诸术。不仅是道教上清派第十二代宗师，且个人文学修养极深，诗、文皆工，篆、隶俱妙，擅长绘画，精通音乐，乃名副其实的文化名流。司马承祯的道教宗师、文化名流身份使其成为修道文人群体的标志人物。《新唐书·陆余庆传》所载“方外十友”（陆余庆、赵贞固、卢藏用、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毕构、郭袭微、司马承祯、释怀一），是初唐后期最有影响的文人群体之一，成员大多结缘道流，与司马承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司马承祯在群体中影响巨大。《益州名画录》所载“仙宗十友”（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高适、毕构、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司马承祯），是初唐后期至盛唐时期热衷于修仙问道的文人群体，司马承祯发挥着引领作用。这为其隐居天台而文人追慕至天台，从而形成浙东唐诗之路打下了基础。
司马承祯在文学上的非凡造诣，可从其仅存的一首《答宋之问》看出：
时既暮兮节欲春，山林寂兮怀幽人。
登奇峰兮望白云，怅缅邈兮象欲纷。
白云悠悠去不返，寒风飕飕吹日晚。
不见其人谁与言，归坐弹琴思逾远。
这是首骚体诗，优美纯净，悠远空灵；时空合一，虚实交融；可配琴曲，或唱或吟，显示出很高的艺术水平和音乐素养。这首唱和之作，语言简洁，意象简单，勾勒出一幅似淡实浓的图画，淡的是意境，浓的是友情。宋之问有诗答司马承祯：“河有冰兮山有雪，北户墐兮行人绝。独坐山中兮对松月，怀美人兮屡盈缺。明月的的寒潭中，青松幽幽吟劲风。 此情不向俗人说，爱而不见恨无穷。”八千里路云对月，是一个美好心灵回应。
司马承祯琴艺卓绝，可谓大唐的盛世仙音。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其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寄寓了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位列中国传统文化四艺之首。司马承祯的《素琴传》记录了他斫琴的方法，还对传统古琴作了概括性陈述：他认为不同质地的琴，发音迥然有别。古人对制琴有特别的选择，材质多取于桐木，且须长成于阴山峻谷，为凤鸟所栖，以取其幽悲之音。琴式上更有讲究，要像天法地，内合阴阳，以育中和之气。琴成之后，须与主人形影不离，携之登高，临河赋流，如同挚友相伴，且如人取名。司马承祯认为“琴之为器也，德在其中矣。琴之为声也，感在其中矣。无成与亏，雅量贞固；有操而作，响应通变”，琴可以表达和影响人的思想感情。司马承祯还善作琴曲，自述作有琴曲《蓬莱操》、《白雪引》，惜未传世。《唐书·礼乐志》记载：“帝（玄宗）方浸喜神仙之事，招道士司马承桢制《玄真道曲》，茅山道士李会元制《大罗天曲》，工部侍郎贺知章制《紫清上圣道曲》。”明蒋克谦《琴书大全》说他：“尝著《坐忘论》，因援琴而作《坐忘引》，又每调弦爱作商声，以其清泛疏越，故歌《白云引》，明其道号耳。”根据这些记载可知，司马承祯是一位得到皇帝钦点善于制琴作曲的大师，其功力与涵养之深，在当时首屈一指。
同时，司马承祯在道教绘画与造像建筑方面也是登峰造极。他到达王屋山后，创建阳台观，于天尊殿内绘制了高1.6丈、长9.5丈、周回20丈的大型壁画，内容为神仙云气和王屋山洞天福地，并将画本题目上奏朝廷，受到唐玄宗褒奖，玄宗亲自题写匾额，并命玉真公主及光禄卿韦韬至其所居，修金箓斋。司马承祯还向唐玄宗建议：“今五岳神祠，皆是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各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职，请别立斋祠之所。”唐玄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以奉祀上清真人。这些真君祠的建筑格局及神像造型，均由司马承祯考诸道经而设计制订。
司马承祯还善书篆、隶，自为一体，号称“金剪刀书”。玄宗曾命他以三种字体书写《老子道德经》，刊正文匍，刻为石经。张九龄、张说等皆师之。
那么，作为一代宗师、文化名流的司马承祯，为何“遍游名山，乃止于天台山”（《旧唐书·司马承祯传》）。徐灵府也说：“先生早岁从道，始居嵩华，犹杂以风尘，不任幽赏，乃东入台岳，雅惬素尚，遂此建修真之所”（《天台山记》）。陶弘景在《真诰》里曾说过：“天台之桐柏山，高万八千丈，周回八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中有洞天，号曰金庭……是之谓三灾不侵，洪波不登，不死之福乡，养真之灵镜。”宋代高道张无梦的《桐柏观》诗说得更清楚：“桐柏观周匝，千峰累翠螺。地高阴气少，天近月光多。”司马承祯也曾撰文指出，天台山“丹水济成神之域”“黄云霭不死之乡”，乃“养真之福境，成神之灵墟”，是王子晋“金庭宰职”之处，是“五岳是司，群神所奉；八洞交会，诸仙游集”之山。
值得一提的是，桐柏观前有五梭溪流过，平时碧水长流，暴雨时山洪暴发，过剑、印两山间的水口，依险峻的高峡飞泻而下，奔腾汹涌，如龙出山，连跌三级，一级一潭，形成三井，瀑以得名，总高差320米，最宽处80米。远观如匹练悬垂，轰然有声。瀑布沿崖飘曳，溅万斛珠玑，令观者慨叹不已。孙绰在《天台山赋》中写道：“启二奇以示兆：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以界道。”这飞流指的就是桐柏瀑布。它和赤城山一起成为天台县的地标。李白也有诗云：“日出红光散，分辉照雪崖”（《早望海霞边》）。宋代杨齐贤注云：瀑布山，天台西南峰水。从南岩注望之如曳布，即雪崖也！李白笔下的雪崖即天台山大瀑布，可见水之大、景之壮。唐代诗人曹松为此也写有《瀑布》诗一首：
万仞得名云瀑布，遥看如织挂天台。
休疑宝尺难量度，直恐金刀易剪裁。
喷向林梢成夏雪，倾来石上作春雷。
欲知便是银河水，坠落人间合却回。
诗人把瀑布形容成一匹长长的白绫挂在天台桐柏，量难，剪也难，声声春雷响，林间见夏雪，壮若银河水，永留在人间。明朝探花陈仁锡认为桐柏瀑布在庐山香炉峰、雁荡大龙湫、奉化雪窦山之上，誉为“天下第一”。
高道大德和文人墨客对桐柏山的推崇，是他们实地考察体验的结果。的确从地理位置来看，天台桐柏山有卧龙、玉女、紫霄、玉霄、莲花、翠薇、玉泉、华琳、香琳九峰环列，状如城郭，桐柏宫当九峰之心。桐柏宫左有两重青龙剑山镇宫，右有一对白虎印岩护卫，前有朱雀大溪旁流，后有玄武直通华顶，当斗牛之分时，上与三台星宿相应，所以从堪舆学来说，桐柏宫上承天荫下和地融，位置绝佳世所罕有。
天台山还盛产灵芝瑞草，具备了道家炼丹的物质基础，山上植物多达665种，可作药用的有500种，其中许多药材能滋补养身、延年益寿。比如晋朝孙绰的《游天台山赋》中的“琪树璀璨而垂珠”，李白《琼台》中的“琪木花芳九叶开”，李绅《琪树》诗中的“琪树”，即是一种修仙必备的药材：《纲目》说它的果实“强筋骨，益气力，固精驻颜”；《药材学》称它“强精益肾，治体虚气弱”。天台乌药散，具有行气疏肝，散寒止痛之功效。总之，天台山好、水好、阴气少，空气润而不潮，山多灵芝瑞草，凡修炼有成者，仙山、仙药、仙道缺一不可，天台山真乃修身炼养的绝佳场所。
司马承祯采用内丹修真、外丹点化的方法，在桐柏山修炼三十年之久，存神化气而得虚灵之妙，练形化质而脱凡俗之身，加以外丹点化乃成真仙之体，使桐柏宫成为时人向往的神山仙境，从皇帝大臣，到文人墨客，无不以一睹仙颜为荣为豪。礼部郎中崔尚在《桐柏观碑记》中赞美大师风采：“闻炼师之名者，足以激励风俗；睹炼师之容者，足以脱落氛埃。”
《旧唐书·隐逸传》载：“则天闻其名，召至都，降手敕以赞美之。及将还，敕麟台监李峤饯之于洛桥之东。”可见其重视的程度。崇尚道教的睿宗对司马承祯十分尊重。景云二年，特派司马承祯之兄司马承祎持其亲笔信，信中表达了他的谦恭之情：“……欲遣使者专迎，或虑炼师惊惧，故令兄往，愿与同来。”司马承祯到京城长安，睿宗问阴阳术数与理国之事。承祯用道经的“无为”回答唐睿宗。睿宗问：“对于修身养性来说，无为是最高的境界，那么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又是什么呢？”司马承祯回答说：“治理国家与修身养性道理一样，只要能够顺乎世间万物发展的自然之理，内心之中没有任何私心杂念，那么国家就可以趋于大治。”唐睿宗听了叹息道：“广成之言，即斯是也。”唐睿宗屡次要安排他在朝中担任重要职务，但司马承祯再三请求返回天台山。卢藏用见司马承祯坚持要返回天台山，指着不远处的终南山说道：“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天台？”司马承祯说：“以愚观之，此乃仕宦之捷径耳！”卢藏用原是终南山道士，后来弃道从仕，听了司马承祯的话面有惭色。
最后，睿宗李旦恋恋不舍地赋诗送别，并赐其“宝琴一张及霞纹帔”。文武大臣百余人竞相赋诗相送，常侍徐彦伯挑选了其中30篇上乘之作编辑为《白云记》，并为之作序，流行于世。如宋之问《送司马道士游天台》：“羽客笙歌此地违，离筵数处白云飞。蓬莱阙下长相忆，桐柏山头去不归。”后来担任唐玄宗丞相的张说写了《寄天台司马道士》：“世上求真客，天台去不还。传闻有仙要，梦寐在兹山。朱阙青霞断，瑶堂紫月闲。何时枉飞鹤，笙吹接人间。”诗人赞赏司马承祯这位“世上求真客”对天台山的情有独钟，也表达了自己对天台山的神往之情。唐人这些送司马还天台诗，极大地提升了天台山的知名度，激发了更多诗人的向往仰慕之情，追寻着司马承祯来到天台山。同年，睿宗敕建桐柏观于桐柏山，供司马承祯居住，并诏令“四十里以内不得樵采”，以示优待和崇敬。司马承祯以“帝王师”名扬天下，天台山渐成道教南宗的祖庭。
召其进京布道的三位皇帝中，以唐明皇最为隆重，也最为虔诚。玄宗两次诏见司马承祯，让自己的妹妹玉真公主跟其学道，他自己也曾亲受道箓，以司马承祯为师。开元时期注疏《道德经》时，阐述的诸多治身治国理念，多与司马承祯有关。开元九年(721)，唐玄宗遣使发诏书请司马承祯出山，承祯再一次同意出山，然而行至天姥山麓斑竹村的一座石桥时，或许想起了对卢藏用说的一番话，或许想到自己修仙养生的理想又将破灭，他下马大悔。但大丈夫既然答应，又岂能反悔，只得赴京。《嘉泰会稽志》云：“旧传唐司马子微隐天台山，被征至此而悔，因以为名。”此桥因此被称为司马悔桥，后来皇帝颁旨，文官到此须下轿，武将须下马，故又称为落马桥。进京后承祯向唐玄宗进献剑镜为礼，玄宗《答司马承祯进铸含象镜剑图批》云：“得所进明照宝剑等，含两曜之晖，禀八卦之象，足使光延仁寿，影灭丰城。佩服多情，惭式四韵。”并作《答司马承祯上剑镜》诗为酬答：
宝照含天地，神剑合阴阳。日月丽光景，星斗裁文章。
写鉴表容质，佩服为身防。从兹一赏玩，永德保龄长。
司马承祯擅长冶金铸镜剑，在唐朝享有极高声誉。唐代徐灵府《天台山记》载：“坛前十步有大溪，发源华顶东南，流宁海界。又堂西十步有泉，其色味甘，可以愈疾。中间平地立别院，营大丹炉，修剑镜，并皆克就。”说的就是司马承祯在桐柏宫建大丹炉铸造镜剑的情境。
司马承祯到京后虽然受到唐玄宗亲授法箓，丰厚赏赐，但在开元十一年（723）又请还天台山。唐明皇依依不舍，写下《王屋山送道士司马承祯还天台》一诗：
紫府求贤士，清溪祖逸人。江湖与城阙，异迹且殊伦。
间有幽栖者，居然厌俗尘。林泉先得性，芝桂欲调神。
地道逾稽岭，天台接海滨。音徽从此间，万古一芳春。
承祯回天台后，以玄宗所赐对桐柏观加以整扩。开元十五年（727），玄宗住洛阳时，又迎请司马承祯赴东都，托言天台山幽远，且炼师年事已高，迎请不便等，让承祯在距洛阳不远之王屋山自选形胜，筑坛室以居，并为之题额曰“阳台观”。
开元二十三年（735），司马承祯羽化于王屋山，享年89岁。其弟子上表启奏朝廷，唐玄宗深为惋惜，下制文，追赠银青光禄大夫、谥“贞一先生”，并亲制碑文以示尊崇。该御制碑除立于王屋山外，亦分立于天台山桐柏观，司马承祯四下天台，终未能归。“一朝琴里悲黄鹤，何日山头望白云”(李峤《送司马先生》)。据称，当司马承祯永别人寰时，也是白云接走了他：“(司马承祯)卒于王屋山，时年八十九。其弟子表称：‘死之日，有双鹤绕坛，及白云从坛中涌出，上连于天，而师容色如生。’”
司马承祯的道教思想，吸收儒家的正心诚意和佛教的止观、禅定学说，以老庄思想为本，融合而成道教的修道成仙理论。他认为人的天赋中就有神仙的素质，只要“遂我自然”、“修我虚气”，就能修道成仙；认为只需勤修“三戒”，就能达到“与道冥一，万虑皆遗”的仙真境界。司马承祯是实践形上妙道的超然典范，开拓了人类灵体超脱的疆域，提升了唐人精神生活的境界。从此，“桐柏”就成为修真悟道的代名词，唐代诗人写下了很多以“桐柏”入题的诗歌，如孟浩然的《桐柏玉霄峰》、李白的《题桐柏观》、元稹的《桐柏》等等。
司马承祯在道教思想方面，所著《坐忘论》成为宋元道教内丹学的理论先导，并给宋明理学以一定影响。道教炼养方面，著《服气精义论》，对后世道教以极大影响。道教地理方面，著《天地宫府图》，成为道教文化地理的基本范式。
《天地宫府图》首次明确了中国道教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的洞天福地的划分，并系统地提出了道教洞天福地思想。《天地宫府图》共118处洞天福地。在118处洞天福地的道教地理分布中，最多是浙江，有29座，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台州9座，温州、越州（今绍兴）各6座，处州（今丽水）3座，杭州、衢州各2座，婺州（今金华）1座。显然《天地宫府图》是以台州为中心，如十大洞天，第二洞天委羽山洞、第六洞天赤城山玉京洞、第十洞天括苍洞，台州就占了三分之一。这与司马承祯隐居天台山长达三十多年的情愫不无关系。
司马承祯自身的修为与皇室的器重，直接影响到唐代的诗人们。在司马承祯的明星效应下，天台山成为唐代诗人笔下的游仙象征之一，也成为浙东唐诗之路上的必游之地。正缘于此，许多文人看出这一可乘之机，纷纷慕名游览越中天台，以求得司马承祯的举荐和揄扬，其中最为典型的诗人当数李白。李白一生四处投谒，当时实在入仕无门。自从出蜀以后，所到之处，都要向当地长官投递诗文，以求引荐，但并未成功。后来吸取教训，改变方法，把目光投向方外人士。司马承祯与李白，一个是道教宗师兼修道文人群体的思想领袖，另一个是“上为王师，下为伯友”的翰林学士兼旷世诗仙，两人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两人深厚的浙东情缘，产生了巨大的名人效应，吸引众多的文人名士纷至沓来，寻访浙东，问道天台，为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发挥了先导作用。
李白、王维、孟浩然等“仙宗十友”，前往天台拜师访友也好，问道求仙也罢，就变得顺理成章自然而然。李白拜见司马承桢，无疑是受其传奇经历的影响———因为司马承祯正是以道士的身份为天子所征诏，而浙东的确是令他向往的“隐不绝俗”的理想之地。因此我们开始明白，年轻的李白出蜀后拜谒司马承祯并非偶然，而仙游更不是李白的终极目标，他的最高理想是一朝圣旨到、布衣成卿相。
开元十三年，年轻的李白深怀“安社稷、济苍生”的报国宏愿，“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始了“南穷苍梧，东涉溟海”的漫游壮举。经巴渝、出三峡，抵达江陵（荆州治所）。恰逢司马承祯。司马承祯自开元十二年奉诏入京面圣玄宗后，因鄙视利禄，坚辞请回天台山。开元十三年，司马承祯出游南岳衡山路过江陵，正好与李白相遇。李白闻讯专程拜访司马承祯，并呈上自己诗文请其批阅。司马承祯见李白器宇轩昂，举止不凡，十分欣赏，看了他的诗文，更是惊叹不已，称赞其“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初出茅庐的李白得到名闻天下的道教宗师的赞誉，自然十分兴奋，当即写就《大鹏遇稀有鸟赋》一诗，以“大鹏”自比，以“稀有鸟”比司马承祯，抒发自己大鹏展翅的宏大志向。这是李白的第一篇成名作。江陵邂逅对李白影响最大的是坚定了对道教的信念：“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并表示要跟随司马承祯神游八极，从此两人成为忘年之交。此后，李白在《秋下荆门》中表达了对天台剡中风光的无限思念和渴望：“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
开元十五年夏，李白从广陵（今扬州）乘舟沿京杭运河南下，过钱塘江到会稽（今绍兴），又沿曹娥江溯流而上，来到剡中登天台。李白正是因道教情缘结识了司马承祯，也结识了玉真公主。由于玉真公主的推荐，天宝元年，玄宗下诏令李白“供奉翰林”。李白得到唐玄宗召他入京的诏书，异常兴奋。以为实现政治理想的时机已到，立刻回到南陵家中，与妻儿告别。谁知唐玄宗仅给其“供奉翰林”，并未让他咨询政要，这使李白大失所望。再加上傲视权贵的性格，天宝三年终于“赐金还山”。
李白游天台山之后，产生了名人集聚效应。魏万为追寻李白游踪长达一年，游天台、永嘉、婺州，后在广陵相遇，李白作《酬王屋山人魏万》诗以答之。杜甫壮游在外数年，漫游吴越（苏杭、越中、台州等），最后“归帆拂天姥”，回归故乡。后因师友广文馆博士郑虔贬官台州司户参军，作诗20余首以纪之。
孟浩然追随司马承祯来到了天台山。他走上浙东唐诗之路，跟其仕途失意密切相关，无论是出于对浙东山水的倾慕，对“终南捷径”的追寻，还是对佛宗道源的神往，或者三者兼而有之。虽然那时司马承祯已不在天台山，天台之行对于仕途也没有实质性帮助，但这条路对于其内心的改变有着重大影响。“愿言解缨绂，从此去烦恼。高步凌四明，玄踪得三老。纷吾远游意，学彼长生道。”“往来赤城中，逍遥白云外。莓苔异人间，瀑布当空界。福庭长自然，华顶旧称最。永此从之游，何当济所届。”是剡溪的水洗濯了他的尘俗，天台的月抚慰了他的内心，所以他才会说“问我今何适，天台访石桥”。
由于李白与司马承祯的友谊，也由于对神仙世界的向往，唐代诗人和天台道士互赠诗甚多。如张说的《寄天台司马道士》，崔湜的《寄天台司马先生》，沈如筠的《寄天台司马道士》，盂浩然的《寄天台道士》，常建的《白龙窟泛舟寄天台学道者》，杨衡的《赠罗浮易炼师》，张祜的《忆游天台寄道流》，皮日休的《寄题玉霄峰叶涵象尊师所居》，陆龟蒙的《寄题玉霄峰叶涵象尊师所居》，贯休的《寄天台道友》等。这些诗作大多表达了诗人对天台道士的人格修养与天台仙境的生活方式的欣赏和赞美。也正是司马承祯与李白围绕着天台山产生的名人效应，促使中晚唐诗人络绎不绝地涌向天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