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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姐的死，再次给沉寂的八龙村带来了热议的话题。八龙村太闭塞了，闭塞到信息像死水一样不流通；村里的人们也太无聊了，无聊到一件小事就能被翻来覆去地咀嚼，津津乐道上好几天。更别说二姐这样牵扯到生离死别、“中邪”惨死的大事，每次人们谈起，都跟刚发生时一样新鲜，唾沫星子翻飞地添油加醋。现在，不管是饭场的闲谈，还是一家人围坐吃饭的时刻，人们有事没事就会把二姐的事拎出来谈论半天。尤其是晚饭时分，劳累了一天的人们端着粗瓷碗，从各自屋里出来三三两两地聚集到饭场。大家蹲在地上、坐在石头上，一边呼呼噜地扒着饭，一边唾沫横飞地议论着二姐的遭遇。有人第一碗饭吃完了还舍不得回家盛第二碗，生怕错过了什么新鲜说法；有人饭早就吃完了，碗也凉透了，还赖在原地不肯走，直到被家里的老婆隔着老远骂回去，才心有不甘地从石头上站起身朝家里走去。
小孩子是最快乐的。他们听不懂大人们谈论的沉重，只觉得这是个惊险又刺激的故事，一边竖着耳朵听，一边跟小伙伴在饭场里打闹。跑累了，就带着一身汗，一头钻进大人怀里，很快在人们的议论声中睡去。直到月亮爬到头顶，清辉洒遍村庄，大人们才抱着熟睡的孩子拉着自家老婆，恋恋不舍地往家走。
经过二姐的事，这八龙村的人们，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比平时胆小了许多。漆黑的路边树影婆娑，仿佛每一个黑暗的角落都藏着二姐的魂魄；走在路上，总觉得身后有二姐的黑影跟着，让人脊背发凉。哪怕是一阵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或是草丛里传来虫鸣，都能引得随行的妇女们尖声惊叫，脚步也不由得加快几分。
这件事里，最得意，也最乐道的当数王半仙。他整日里扛着桃木剑，披着那件破旧的道袍，在村里晃来晃去，逢人就讲他那套“装神弄鬼”的理论。他从二姐出生的时辰说起，胡诌什么“生辰八字带煞”“命里注定多灾多难”，把二姐短暂一生里的所有遭遇，都用他的歪理邪说串了起来，说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
仿佛二姐的悲剧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歪风邪气，是命中注定的“不祥”。经她这么一番渲染，村里的一些老太太又开始深信不疑。平日里有个头疼脑热小病小灾，不再想着先去卫生所找医生，反倒先跑到王半仙家里“驱驱邪气”，或是直接请他到家里作法。在王半仙嘴里，头疼是“鬼捏的”，肚子疼是“屎憋的”，不小心摔跤是“鬼撞的”，眼睛疼是“被鬼看的”——反正不管什么病灾、什么不顺心的事，都能被他跟鬼神扯上关系。
为了不让二姐的魂魄 “出来害人”，村民们还在二姐和她女儿的坟周围，用白石灰撒了一圈又一圈。那圈惨白的石灰在荒草间格外扎眼，像一道冰冷的屏障，也让整个八龙村都笼罩在一股莫名的阴森氛围里，仿佛到处都充满着鬼神的力量。
不过说也奇怪，自从二姐死后，那两只咬伤她的狼就再也没在八龙村出现过。村里渐渐有了各种猜测：有人说，二姐在阴间的魂魄把狼赶走了；也有人说，是村里人把牲口看得紧了，狼在这里找不到食物跑到别处寻食去了；最离谱的是王半仙，他逢人就吹嘘，说那两只狼是牛鬼蛇神附身，是他整日在村里作法，把那些邪祟赶走了，狼没有了依仗，自然就不敢再来了。
不管人们怎么说，那两只狼确实没再出现过，就连附近几个村子也没人再见过它们的踪迹。这让我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推测：它们应该是跟二姐一样得了狂犬病死了。二姐被咬伤后一个月就离世了，狂犬病毒早就在狼的身体里肆虐，它们又能撑过多久呢？可不管我怎么跟村民们解释，除了红妹相信我，其他人都更倾向于自己的猜测，或是王半仙那套荒诞的歪理邪说。
二姐的故事还在被不断地更新、发酵，人们路过二姐坟墓旁的小路时，依旧会远远地绕行，仿佛那里是什么不祥之地。日子一天天过去，二姐坟前小路上的荒草越长越高，渐渐长到了一米多深，把本就不宽的小路完全遮住，再也看不见原本的痕迹，就像二姐短暂又悲凉的一生，慢慢被时光的荒草所掩埋，只留下无尽的唏嘘与悲凉。直到一个新事物的出现，人们才慢慢把视线从我家转移开去。
这天中午，日头正烈，人们端着粗瓷碗聚在饭场吃饭，树荫下的阴凉处挤满了人，谈笑声、碗筷碰撞声混在一起。忽然，有人指着八龙山的方向喊了一声，众人顺着方向望去，只见张永义赶着马车缓缓地朝村子边驶来，速度明显比平时慢了许多。“看，张永义回来了！”五姐第一个看清，放下碗指着远处说道。“他不回八龙村能去哪？难不成外面有个婆娘管着不用回来了？”爹一边往嘴里扒拉着饭，一边撇着嘴说，语气里满是轻蔑。在他眼里，张永义孤身一人无牵无挂，不过是村里可有可无的穷小子。“不是，你看他今天走得多慢。”五姐又指了指，眼神里带着好奇，“往常他回来，都是甩着鞭子打着口哨，马车跑得起劲，后面扬着一大片灰尘，那动作可潇洒了。”
经五姐这么一提醒，饭场上所有人都停下议论，纷纷朝那个方向张望。
张永义赶着马车慢慢靠近，车上放着几个大箱子，上面盖着一块深蓝色的帆布，严严实实的。还没到饭场，就被闻声围上来的人们拦住了去路。
“张永义，你小子车上拉的啥家伙什？咋走得这么斯文？”有人伸手想去摸马车，嘴里打趣道。“别摸，别摸！”张永义赶紧拦住，语气急切，“这东西金贵着呢，摸坏了，把你们的房子卖了都不够赔！”
“你可劲吹吧！”罗嗓子从人群里挤出来翻了个白眼，“就你这穷小子，能拉着啥金贵东西？还能比你一车柴火值钱？”她说着，不等张永义阻拦，一把掀开了盖在上面的帆布。“放映机？！”看清箱子里的东西，众人瞬间惊得张大了嘴异口同声地惊叫起来。这东西他们只在看电影时见过，没想到竟然能出现在八龙村。
“你小子可以啊，这次真能耐了！”罗嗓子的丈夫张大嘴走上前，拍了一下张永义的肩膀笑哈哈地说，“老实说，这东西是从哪儿顺来的？可比娶个媳妇还值钱！”说着，就和众人一起围上去，一会儿摸摸放映机，一会儿摸摸旁边的发电机，连空气中飘来的汽油味都觉得是香的。
“兴看不兴摸，摸摸两百多！”一个清脆的声音从人群身后传来。众人闻声扭头，只见张杰单脚踩着自行车蹬子，另一只脚放在地上，左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右手支着下巴搭在车把上，弓着身子靠在车把上，模样拽得很。他的自行车后座上，用绳子牢牢绑着几盒电影片子，一下子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这么多片子，今天都要在咱们村放？”张大嘴盯着那些片子惊讶地问。
“可不是嘛！”罗嗓子有点不相信，皱着眉说，“你小子可别骗我们。以前也有放映队说来八龙村放电影，大家一大早都开始准备，结果晚上人家又说去别的村子了，白欢喜一场。”“放心吧！”张杰挺了挺身子拍着胸脯打着保证，“以后我就是咱们南山区的放映员，放电影的事，除了我爹，我说了算！”人群里又发出一阵惊讶的惊讶声，看向张杰的眼神里满是羡慕。“你们看看这些片子，都是新的，你们谁看过？”张杰打了个响指，指着后座上的片子，语气里的骄傲藏都藏不住。
“这……这是啥……二……二十……二十泉村的风波？”张二狗凑上前，眯着眼睛念片子上的字。他小学没毕业，大多数字都不认识，错把“甘”字看成了农家历上常用的“廿”。“二狗，那不是二十。”张永义笑着用手摁了一下他的脑袋，“你再看看，人家这个字，可比你家日历上的‘廿’多一横呢！”“不……不是二十，比二十多一横……那就是二十一泉啦？”张二狗傻乎乎地仰着头说道。他的话一下子引得众人哄堂大笑，饭场上的气氛热闹到了极点。“这个字念甘，甘泉的甘。”张杰笑着解释，“今儿个给我记住了，以后出去可别再说成是二十，让别村的人笑话咱们村的人没文化不识字。”说完，他吩咐众人，吃过饭就去祠堂前的小广场搭银幕。“放……放电影了！八……八龙村今晚要放电影了！”张二狗摸了摸脑袋，尴尬地挤出人群，一边走一边大声喊。人们这才慢慢散开，一个个匆匆地往嘴里扒着饭，快步往家里走。没过多久，就有人拿着竹竿、绳子等工具，往祠堂前的小广场赶去，七手八脚地搭起了银幕。“八龙村要放电影了！”“八龙村出了个放映员！”这两个爆炸性的新闻，随着银幕的搭建，像长了翅膀一样在村里传开，不到半天时间，就传遍了附近的几个村子。
傍晚时分，天还没完全黑，村民们就早早吃过饭，或扛着板凳，或搬着石头，往小广场赶去，生怕去晚了占不到好位置。不一会儿，附近几个村子的人也都赶来了，小小的广场被挤得水泄不通。女人们抱着孩子坐在板凳上，一边奶着孩子，一边拉着家常；男人们则聚在一起抽着旱烟，吹着牛皮。女人身上的皂角味、男人身上的汗渍味、旱烟的辛辣味混合在一起，弥漫在广场上空。认识的、不认识的人凑在一起，借着朦胧的天色，毫无顾忌地东家长西家短地聊着，分享着各自知道的新鲜事。小伙子们，则围着心仪的姑娘，一边献殷勤一边小心翼翼地做着试探性的触碰，眼神里满是羞涩与欢喜。直到发电机“突突突”地发动起来，放映机旁的电灯“唰”地亮起来，整个广场一下子变得亮堂起来，所有的一切都暴露在强烈的灯光下。认识的人互相打着招呼，围着姑娘的小伙子们赶紧收敛了动作规规矩矩地坐好。
此时的爹，像个太上皇一样趾高气扬地挨着张杰坐在放映机旁，腰杆挺得笔直，仿佛张杰已经是他的女婿，是他的半个儿子。他身边明明有椅子，却偏要坐在电影片子的盒子上——在他看来，这就是独一无二的宝座，是身份的象征。他要用这种方式，向所有人宣告自己的地位，告别过去的窝囊与压抑：从此，我王十八不再是以前那个任人轻视的王十八了，我是支书的亲家，是放映员的老丈人！罗嗓子在一旁看着，气得浑身发抖，电影都没心思看，扭头就回了家，在家里骂骂咧咧了一晚上。可怜的张大嘴，也跟着受了连累，不仅被老婆管着不让去看电影，就连说话都得谨小慎微，稍有一句不顺从，就被罗嗓子劈头盖脸一顿臭骂。
电影开始了，广场上很快传来长春电影制片厂那熟悉的片头音乐。喧闹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小孩子们兴奋地伸着小手，在银幕上投下一个个晃动的影子；女人们赶紧拍醒怀中熟睡的孩子，让他们起来看电影。片头一过，所有人都聚精会神地盯着银幕，整个村子静悄悄的，只有喇叭里传出电影里的对话声和背景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