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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红妹带着分来的二十只羊和一些必备的家用品毫不犹豫地和张福离了婚，独自搬到了村头倒闭的小学堂住。那学堂挨着祠堂，墙体斑驳得露出里面的黄土，屋顶的瓦片缺了好几块，去年雨季漏下的水痕在墙上洇出深色的印子，像一张哭花的脸。窗棂上的木框被虫蛀得坑坑洼洼，糊窗的旧报纸早烂成了碎渣，风一吹就“哗啦哗啦”响，夜里能听见老鼠在梁上跑的“窸窣”声。
红妹搬进去的第一天，天刚亮就扛着锄头去后山挖黄泥，把墙缝里的窟窿一个个堵上；中午蹲在灶台前，用屋后的瓦片修补漏雨的屋顶；傍晚又去河边割了捆芦苇，编成帘子挂在窗户上挡风。三天后，破旧的学堂竟有了模样——屋里扫得一尘不染，行李铺在靠墙的木板上，窗上糊了最新的计划生育报纸，连灶台边都摆上了她从家里带来的咸菜坛子。夜里她躺在木板上，听着窗外的风声，心里却踏实：这是她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不用看啰嗓子的脸色，不用被催着生娃，往后的日子，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过。
红妹的日子刚稳下来，新的愁事就来了。公社里三天两头地开会加压，每次开会都有流产和结扎任务，完不成任务就要在全公社排队受批评。可重男轻女的思想早已扎进八龙村人的基因里面，这里的女人好像生来就是为了生孩子，只要一结婚不生出男孩誓不罢休。现在，人们就连见了我们一家人都像躲瘟神一样躲着，更别提在祠堂面前给我戴大红花送我上学的仪式了。
这还不算，1989年的夏天，羊羔像坐了过山车似的往下跳。先前一只肥羊能卖八十多块，到七月就跌到了六十，眼看要过年，不但没回升，反倒又跌了三折。红妹看着圈里的二十多只羊，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再过一个月，我就要交新学期的学费了，爹上次来话说，家里把粮食卖了也凑不够，就盼着她的羊能卖个好价钱。她摩挲着养羊记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写着每只羊的生日、喂过的草料，心里像被针扎似的疼：这些羊是她一手喂大的，可现在，只能咬着牙卖掉。
这天清晨，红妹裹着件旧棉袄，赶着羊群往县城方向走。羊市在离村二十多里的公路边，她走得急，怕去晚了好价钱被别人抢了。快到羊市时，背后突然传来一阵摩托车的“突突”声，有人喊她的名字：“红妹！王红妹！”
红妹回头一看，是李晓红。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夹克衫，头发扎成利落的马尾，骑着一辆红色摩托车，车后座绑着一卷用塑料布裹得严实的东西。李晓红和红妹是去年参加劳模会时认识的，她家原本是卖农资的，后来改做地毯生意，听说现在做得很大。当时两人是会上仅有的两名女劳模，李晓红虽比红妹有钱，却很佩服红妹那种坚韧不拔的意志，还留了地址让红妹有事找自己。
“晓红？你咋在这儿？”红妹又惊又喜，赶紧把羊群往路边赶了赶。
李晓红停下车，摘下头盔，额头上沁着薄汗，却笑得爽朗：“我来买羊啊！不过不是给我吃，是给我这‘宝贝’吃。”她说着，拍了拍车后座的塑料布卷。
红妹愣了：“这东西看着像布，咋还能吃羊肉？”
李晓红扑哧笑了，凑到红妹耳边，压低声音说：“这是地毯，出口外国的，一块就能卖好几千，有的甚至上万！那些外国老板有钱，就喜欢铺这个。我打听着，来咱县收地毯的老板爱吃正宗山羊肉，我每个月都来挑一只肥羊，杀了送去，这样我的货不但最先出手，钱给得还及时。”
红妹眼睛亮了——她长这么大，从没见过这么值钱的东西。她攥着李晓红的胳膊：“晓红，我能学不？”
李晓红看着她急切的模样，想起她养羊时的认真样笑着点头：“咋不能？你这么聪明，一看就会！不过想挣钱得织大活，一个人忙不过来，你们村有没有闲劳动力？”
“有！多得很！”红妹激动得声音都高了，“咱村山多田少，每人就几分地，好多妇女在家没事干，要多少有多少！”
“那正好！”李晓红拍了下红妹的手，“你先跟我去厂里学，学会了我给你们村放几块活，你当师傅带大家织，每个月我再给你加份工钱和管理费，你就是小老板。”
红妹有些不敢信，搓着手问：“真……真的？”
“骗你干啥！”李晓红说着，朝远处的宰羊老板喊：“张老板！这二十多只羊你先收下，按上次的价，这几天我找几个人来分了！”张老板是李晓红的老熟人，知道她出手大方，赶紧应着跑过来，数着羊群，还特意多给了红妹十七块钱，说：“看在李老板的面子上，给你凑个整！”
红妹跟着李晓红去了地毯厂。还没进门，就听见里面传来“啪嗒啪嗒”的打耙子声，震得人耳朵发麻。推开门一看，偌大的厂房里挂着百十挂地毯架，每个架子前都坐着四五个妇女，有的手里拿着丝线飞快地往经线上织；有的握着铁耙子，一下下把丝线砸实；还有的蹲在地上，往架子上挂新的活。阳光从天窗照进来，落在五颜六色的丝线上，照得整个厂房都暖融融的。
李晓红拉着红妹走到一个穿蓝布衫的女人跟前：“王师傅，这是红妹，你好好教她，她学东西快。”王师傅是厂里的老技工，织得又快又好。她拿起一根丝线，先教红妹怎么填地、再怎么打耙子，红妹学得眼睛都不眨一下，手指被刀划破了，就用嘴吮吮一下接着织。到了晚上，别人都下班了，她还留在厂里借着灯光练习技术，直到李晓红来催她，才恋恋不舍地从地毯架子上下来。
不到三天，红妹就把织地毯的流程摸得门儿清——从挂线、填地到打耙子，每一个步骤都做得有模有样、一丝不苟。李晓红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当即就带着她回了八龙村，在村里的学堂里挂起了两块地毯活，算是给红妹的创业之路搭起了第一块基石。可谁也没想到，地毯架子刚支起来，招人环节却给了红妹当头一棒。
红妹搬了个小板凳坐在村头的大槐树下，扯着嗓子喊了大半天，学堂门口却始终冷冷清清，连一个主动上前询问的人都没有。不远处，几个妇女凑在一起交头接耳，话语里的偏见像针一样扎进她的心里——她知道自己离婚、没生过娃的身份，在村里本就不被待见，如今又带着“计划生育工作者”的标签，更是让大家避之不及。她攥紧了手里的织耙，心里又委屈又不甘，她不想就这么认输，她必须撑下去。
还有几个游手好闲的男人凑了过来，眼神不怀好意地在红妹身上打转，嘴里说着轻佻的浑话：“红妹，跟你学织地毯，有没有啥‘特殊照顾’啊？”红妹的脸瞬间气得通红，胸腔里的怒火直往上冒，可转念一想，眼下正是招人之际，不能意气用事，只能强压着怒火，一字一句耐着性子解释：“织地毯是正经手艺，能挣钱！学会了一个月最少能挣三十块，比在家种几亩薄地强多了！”可无论她怎么说，在场的人都半信半疑，没人愿意迈出第一步。
招人碰壁，红妹只好先从自己的亲人下手，去做三姐和四姐的工作。她先跑到三姐家，进门就看见三姐正坐在院子里给孩子缝补衣服，三姐夫见红妹过来，脸色瞬间沉了下来，没好气地摆着手下逐客令：“我说红妹，你还有脸来？我家被你们抓去流产还不到一个月，这就又找上门来了？你们的计划生育任务完成不了，也不能逮着我们一家薅羊毛啊！你看看村里别人家，哪家不是两三个孩子，就我们家就这一个，我们啥时候才能要上二胎？”
红妹也不恼，提高声音反驳道：“生，生，就知道生孩子！生到啥时候是个头？就你这好吃懒做的性子，就算生一百个，日子还不是照样穷？再说了，就算让你们再生一个，罚款也能罚得你们一辈子翻不了身！真想生二胎，就学勤快点，跟着我好好织地毯挣钱，等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有松动，或者等你们有钱交得起罚款了，光明正大地生，到时候谁还能抓三姐去流产？”三姐夫被红妹说得面红耳赤，惭愧地低下了头，终究还是松了口，让三姐跟着红妹去织地毯。有了三姐的带动，四姐也很顺利地答应下来，姐妹三个齐心协力，总算暂时把织地毯的活撑了起来。后来，在红妹的耐心游说下，又有三个家里实在缺钱的老太太，还有两个游手好闲的男人陆续加入进来。
可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那两个男人根本没心思学手艺，整天游手好闲，眼睛不停地在红妹身上游离，还时不时说些荤话扰乱秩序；那几个老太太家里事多，织活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进度慢得可怜。红妹急得嘴上起了一圈水泡，夜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又急又愁：这样下去，不仅对不起李晓红的信任，自己想靠手艺立足的心愿也会泡汤。可一想到那些质疑的目光，想到自己不服输的性子，她又咬了咬牙，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她每天天不亮就把丝线、织具一一摆好，手把手教老人们织活，遇上那两个男人捣乱，便拿起织耙沉下脸制止，没有丝毫退让。
日子一天天过去，直到月末李晓红来结算工资时，情况才终于有了转机。李晓红坐在学堂的桌子前，周围围了十来个看热闹的村民，她把一沓崭新的钱往桌上一放，喧闹的人群瞬间安静了下来。最后算账，三姐每天按时上工，从没耽误过活计，领了三十五块钱；四姐也不甘示弱，拿了三十二块；张大妈家里事多，断断续续上工，也领了二十三块，李婶总被儿媳妇喊回家看娃，只发了十七块；而那两个心不在焉的男学徒，忙活了一个月，只领了不到十块钱。
三十五块钱，在那个年代，抵得上家里好几个月的口粮，得卖多少粮食才能凑够！工资一发，八龙村立刻炸了锅，村民们看着那些领到钱的人，眼神里满是羡慕。第二天一早，学堂门口就挤满了人，有年轻的妇女，有未婚的姑娘，连先前在远处说风凉话的人，也挤在人群里急着喊：“红妹，也教我织地毯呗！我能天天来，绝不偷懒！”“我也来！我手脚麻利，学得快！”
红妹看着眼前熙熙攘攘的人群，心里又酸又甜，所有的委屈和辛苦仿佛都有了归宿。她清了清嗓子，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想学都行，但我有一个要求——必须守规矩，好好学、好好干，只要肯出力，谁都能挣到钱！”到了第三个月，学堂里已经挂起了六块地毯活，织地毯的“啪嗒、啪嗒”声从早到晚响个不停，连村里最懒的男人，都主动来帮媳妇填地、递线，生怕耽误了挣钱。红妹每天忙得脚不沾地，白天教大家织活，晚上还要熬夜记账、清点丝线。
就在红妹的地毯厂慢慢红火起来，一切都步入正轨的时候，意外却突然发生了。不知是谁暗中到公社举报她，说她容留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妇女在地毯厂织活挣钱。当天下午，公社计生办的人就匆匆赶来，堵住了学堂门口，把地毯厂里所有结过婚的妇女都拉到计生办做检查。这一检查，还真查出了问题——金花、小勤、桂花等几个妇女，都属于计划外怀孕。无奈之下，这几个妇女当场就在计生办做了流产手术。
这一闹，地毯厂里的育龄妇女一下子跑了一半，两三架地毯架子空在那里没人织。红妹看着空荡荡的学堂，心里又急又痛，鼻尖一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可她攥紧了拳头，告诉自己不能退缩——她不能让自己的心血白费，更不能让那些信任她的人失望。可谁也没想到，不到一个月，那些之前走的妇女竟然又陆续回来了。不是她们不怕被抓去流产，也不是她们的孩子已经生下来了，而是她们的家里实在太需要钱了。对于她们来说，生孩子固然重要，但活下去、把日子过好，才是眼前最迫切的需求。
为了防止再被抓去流产、耽误挣钱，有的妇女甚至主动找红妹领取避孕套。红妹用实实在在的收入，慢慢征服了村民们落后的思想，也渐渐改变了大家对计划生育的看法。到后来，她再也不用出去跑着做工作，八龙村的计划生育工作，竟然跑到了全公社的前列，红妹也成了全公社的计划生育模范工作者。
随着来织地毯的人越来越多，不仅有本村的，外村的人也慕名而来请求加入。可村里的小学堂实在太小了，根本支不起那么多地毯架子，空间也越来越拥挤。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红妹干脆学着李晓红的样子，把厂里的织工按居住远近分成小组，三五户人家凑在一起放一架地毯架子就近织活。
这样一来，织工们少了来回奔波的麻烦，夜里还能趁着空闲加班织活，地毯厂的规模也一下子扩大了好几倍。如今的红妹，不再需要亲手织地毯，只负责统筹管理，每天四处巡视，看看哪架地毯缺丝线了，哪架地毯快完工了，哪位织工家里急需用钱了，她就第一时间赶过去解决。顺带，她也会给大家普及计划生育知识，把工作做到实处。回望过往，那些曾经的委屈、偏见和不快，都在忙碌的日子里慢慢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成就感和对未来的无限希望，她终于靠自己的努力，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