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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在艾日克贝西村，是一只被烈日炙烤得膨胀欲裂的蜜瓜，甜蜜的汁液与苦涩的焦虑在同一张藤蔓上角力。风从沙漠的边缘吹来，带着一种古老的、不由分说的燥热，掠过村口那些垂头丧气的白杨，拂过每一片被晒得卷曲的叶子，最后，将一整个下午的沉闷与焦灼，灌进村委会那间永远飘着烟味和茶渍味的会议室里。
费用的征收，是这个季节里最坚硬的果核，硌着我们每一个干部的心。它不是什么新鲜的难题，而是像这片土地上的年轮，一圈一圈，每年都以同样固执的姿态存在着。不只是今年，年年都如此。水费，是浇灌生命之源的脉动，却也是干涸河床上的奢望；合作医疗保险，是抵御命运风暴的薄伞，却总有人宁愿在雨中奔跑；土地租赁费，是大伙儿脚下这片土地的契约，可土地的回报，却常常辜负了汗水的承诺。还有大棚的出租费，卫星工厂的租赁费……一笔笔，一项项，像一张细密而坚韧的网，我们撒出去，收回来的，却总是寥寥无几的鱼，和满手的、村民们生活的水草与淤泥。
所以，当休假中的陈书记，那个我们又敬又怕的领头人，把越野车停在村委会院里那棵核桃树下时，我们便知道，六月的暴风雨，提前降临了。他本该在乌鲁木齐的家里，享受难得的清闲，但艾日克贝西村这片土地稍有震颤，他远在千里之外的神经末梢也会随之抽搐。
他走进会议室，没带任何假日的松弛，黝黑的脸庞在烟雾中绷得像一块风干的皮革。那张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红木会议桌，此刻仿佛成了审判台。他坐下，只是用那双鹰隼般的眼睛扫过我们每一个人，扫过那本摊开的、记录着惨淡数字的账本。然后，那酝酿已久的咆哮，终于如山洪般迸发。
“你们是怎么干工作的？”
声音在不大的会议室里撞击、回响，震得窗玻璃嗡嗡作响，也震得我们每个人的心尖发颤。这不是疑问，是宣判。他蒲扇般的大手“啪”地一声拍在桌上，桌上的茶杯跳了起来。
“水费、保险费、土地租赁费、大棚出租费、卫星工厂租赁费，哪一样都没收齐！全都给我去收钱去！”
他的咆哮，是艾日克贝西村六月里一个标志性的节气。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一种根植于血脉深处的、对于土地和人的焦灼，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深沉的无力感。我们理解，却也只能默默承受。于是，像一群被将军呵斥着冲出战壕的士兵，我们捏着收费单，顶着头顶那轮白花花的、毫不留情的太阳，四散着奔赴村庄的各个角落。
我们去了。我们走进了一扇扇或开或闭的院门，也走进了一个个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家庭。我们的话术，那些关于政策、关于集体、关于未来的“大道理”，在现实的粗粝面前，显得那么苍白，那么不合时宜。
麦麦提大叔的桃园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熟过头的、带着腐败气息的甜腻。去年的风灾，今年的倒春寒，让那些本该饱满鲜亮的桃子，挂在枝头，却像一个个生了病的、蜡黄的脸。他蹲在树下，用那双刻满岁月沟壑的手，捧起一颗烂了一半的桃子，浑浊的眼睛里，映不出我们的影子，只映着那片让他倾注了全年希望，又给了他全年失望的桃林。“不是我不缴，”他喃喃地说，像在对我们说，又像在对这片土地说，“你看看，拿什么缴？”
村东头那对年轻的夫妻，家里永远飘着一股中药和消毒水混合的味道。女人的病，像一株悄悄生长的藤蔓，缠绕着这个本就脆弱的家庭，吸干了所有的养分。男人白天在工地上拼命，晚上回来守着妻子，一双眼睛里布满了红色的血丝，那是一种被疲惫和忧心浸泡得快要碎裂的眼神。当我们提到保险费时，他只是苦涩地笑了一下，指了指床头那一堆厚厚的缴费单和诊断书，“钱，都变成这些纸了。保命的钱都不够，哪还有钱保那个‘万一’呢？”
还有古丽大婶，她的孩子考上了内地的大学，那是全村的骄傲，也是她肩上最甜蜜的负担。为了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她把家里唯一值钱的几只羊都卖了。我们去的时候，她正在院子里搓洗着不知从哪里揽来的、给城里人缝制坐垫的边角料，双手泡在冰冷的水里，关节粗大而红肿。她只是低着头，反复说着一句话：“再等等，再等等，等我把这点活儿干完……”声音低得像蚊蚋，仿佛任何一点额外的负担，都能将她压垮。
一个又一个家庭，一个又一个故事。我们像一群蹩脚的信使，携带着冰冷的任务而去，却带回了一囊袋滚烫的、令人心碎的人间真实。傍晚，当夕阳把我们的影子在黄土地上拉得老长老长时，我们陆续回到了村委会。没有人昂首挺胸，一个个都像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连脚步都拖着一种无声的沉重。我们把手里的收费单放回桌上，账本上，新增的缴费记录寥寥无几，像这片干旱土地上稀疏的雨点，根本无法浸润现实的焦渴。
陈书记还在那儿坐着，和我们离开时一样。只是他面前的烟灰缸，已经堆成了一座灰白色的、摇摇欲坠的小山。他没有再咆哮，那场席卷了整个下午的暴风雨，似乎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他只是看着我们，用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深邃而疲惫的目光，一个一个地看过去。那目光里没有了先前的怒火，却比怒火更加沉重，它像一把探针，缓缓地、却不容抗拒地，探入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没有人说话。会议室里只有墙上那只老旧挂钟“嘀嗒、嘀嗒”的声音，固执而又漠然。这声音，我听了一年多了，从未觉得它如此清晰，如此令人煎熬。它不像是在度量时间，而像是在一寸一寸地，度量我们所有人的沉默与煎熬，度量着理想与现实之间那段遥不可及的距离。每一声“嘀嗒”，都像一颗小石子，投进我们死水般的心湖，漾开一圈圈无言的涟漪。
终于，他开口了。声音嘶哑得像是被砂纸打磨过，充满了烟熏火燎的疲惫。“都说说吧，怎么回事。”
这句轻飘飘的话，却像一道赦令，瞬间卸下了我们心头那块名为“失败”的巨石。紧绷的空气，终于有了一个宣泄的出口。
于是，我们开始汇报。
起初，只是干巴巴地陈述事实。谁家没钱，因为什么。但渐渐地，当我们把白天所见所闻的画面，那些眼神、那些叹息、那些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的无奈，用最朴素的语言重新组织起来时，我们的角色便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转变。我们不再只是转述村民的“借口”，而是在用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情感，描绘一幅艾日克贝西村真实而残酷的生存图景。
我们讲麦麦提大叔那双捧着烂桃子的手，讲那双手上纵横交错的纹路里，嵌满了泥土和失望；我们讲那对年轻夫妻的家里，那股挥之不去的药味如何像一张无形的网，笼罩着他们关于未来的所有想象；我们讲古丽大婶在井水里那双红肿的手，讲她是如何一边为孩子的远方感到骄傲，一边又被这骄傲压得无法直起腰来……
我们讲着讲着，仿佛自己也成了那些在烈日下奔波、在病痛中挣扎、在脱贫线上徘徊的人。我们的言语里，充满了感同身受的无奈和酸楚。我们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干部”，我们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们共同承受着这片土地的馈赠，也共同分担着它的贫瘠与艰难。会议室不再是追责的场所，而成了一个集体的、迟来的诉苦大会。我们的声音，汇成了艾日克贝西村在六月里最真实、最沉重的呼吸。
整个过程中，陈书记一言不发。
他只是抽烟，一支接一支。烟雾从他的指间、唇边、鼻孔里袅袅升起，缭绕着，盘旋着，将他那张坚毅而疲惫的脸，笼罩在一片朦胧之中。那张脸，我们看了这么久，此刻却觉得如此陌生。烟雾像一层纱，隔绝了我们的窥探，让他所有的情绪——无论是失望、是同情、是思索，还是更深层次的痛苦——都隐匿其后，让人看不真切。他就像一尊沉默的雕像，在缭绕的烟火中，独自承受着所有故事的重量。
当我们所有人都说完，当最后一个音节也消散在沉闷的空气里，房间再次陷入了漫长的、却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沉默。先前的沉默是畏惧，是紧张；而此刻的沉默，是理解，是共情，是被现实的洪流冲击过后，所有人共同的失语。
夕阳的最后一缕余晖，终于挣脱了远山的束缚，从西边的窗棂斜斜地射了进来。那光芒是金红色的，带着一种即将熄灭的、悲壮的温暖。它没有照亮整个房间，只是在地板上，在会议桌的边缘，在陈书记那座烟灰“小山”的脚下，拉出长长的、扭曲的光影。光与影的交错，像一幅寓意深刻的抽象画，那些扭曲的影子，不正是麦麦提大叔的桃树、年轻夫妻的命运、古丽大婶的脊梁，以及我们所有人在这片土地上，艰难而又固执的挣扎吗？
墙上的挂钟依然在“嘀嗒、嘀嗒”地响着。
夜，就要来了。明天，太阳照常升起，艾日克贝西村的生活，还要继续。那些费用，或许依然收不上来，但我们都知道，有什么东西，已经在这场咆哮与沉默的交替中，被悄然改变了。
那是一种比账本上的数字更重要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