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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日克贝西村大礼堂边上那片桃林，每当我从大礼堂望去，看到的便是这样一幅景象：一片本该在七月流光溢彩的桃林，此刻却像蒙上了一层衰败的灰。它们了无生气地垂着枝丫，叶片蜷缩，果实上覆盖着一层令人沮丧的、如同骨灰般的白色粉末。这便是那恼人的白粉病，像一种慢性的绝症，蚕食着这片桃林的最后一丝尊严。
我总会想起秀成书记。那片桃林的苗子是他，亲自拉回。是冰糖蟠桃，顶好的品种，等挂了果，村里的日子就像这桃子一样，甜到心里去。那时的阳光，似乎都比现在要慷慨几分，照在那些纤细的树苗上，也照在人们充满希望的脸上。
希望，终究是脆弱的。工作队换了一茬又一茬，队员们带着城市的知识和文件而来，却鲜有人懂得如何与土地对话。他们能写出漂亮的报告，能组织高效的会议，却看不懂桃树叶片上细微的枯黄意味着什么，也分不清哪种肥料应该在何时施下。于是，秀成书记的甜蜜诺言，年复一年地在现实中打了折扣。桃子结得一年比一年小，味道也一年比一年涩。它们的存在，更像是一种尴尬的提醒，提醒着所有后来者，有些理想的种子，若无精心的侍弄，便只能长成一丛荒芜的遗憾。
今年，这遗憾达到了顶峰。白粉病像一场无声的瘟疫，席卷了整片桃林。摘下的桃子，往往要扔掉大半。剩下的，也多是些歪瓜裂枣，个头小得可怜，表皮还带着病斑的印记。往年，这些桃子好歹能作为一份“土特产”，装点门面地送给县里的一些对口单位。而今年，工作队的几个年轻人对着这堆“废品”一筹莫展，连送礼都拿不出手了。
转机来自机关党委。或许是听闻了工作队的窘境，一纸“自愿认购、助农解困”的倡议发到了政法委机关的各个处室各个中心。出乎意料，反响热烈。同事们大约是出于对基层工作的体恤，纷纷报名，一人一箱，顷刻间就订下了二百五十箱。
二百五十箱。这个数字像一块巨石，沉甸甸地砸在了我们这些“留守人员”的心上。
我刚休假回来，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还没放过我，医生叮嘱要静养，可村里的现实哪里容得下“静养”二字。电话一响，命令传来，不容置喙。于是，我，连同所有的村干部、乡里下派的干部、工作队队员，甚至还有村里的几个保洁员，都被“无差别”地安排进了这场摘桃和包桃的战斗里。连一些平日里爱看热闹、心肠又热的村民，也自愿加入了进来。
下发的文件里白纸黑字写着，不能向村民乱摊派劳动。多么体恤民情的一句话。可文件之外呢？文件之外，是这些具体的、琐碎的、不得不完成的任务，它们最终只会精准地落在我们这些编制内、编制外，有名分、没名分的“公家人”头上。
上午的阳光毒辣，桃林里闷热如蒸笼。桃子上的绒毛和白粉混在一起，沾在手臂上，又痒又黏。我们弯着腰，在一片狼藉中艰难地挑选着。好的标准一降再降：只要没有明显的腐烂，没有大面积的病斑，个头比核桃大一点，就算“合格品”。即便如此，一棵树上也挑不出几个。坏桃子被我们随手扔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噗”的一声，像一声声无力的叹息。
忙活了一整个上午，汗水湿透了每个人的衣背，腰疼得像要断裂开来。可成果呢？仅仅六十箱。连四分之一都不到。
午饭前，陈书记来视察了。他是个雷厉风行的人物，习惯了发号施令。他走到堆放成品箱的地方，随手拿起一个开着口的箱子，只看了一眼，脸色便阴沉得如同七月突降的暴雨。
“这桃子是怎么回事？”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压迫感。
没人敢作声。
“都是些小果、坏果！这送去机关，是要让领导看我们的笑话吗？”他把手里的桃子重重地摔回箱子里，发出“咚”的一声闷响，震得所有人的心都跟着一颤。“你们群众中心，是怎么打理这片桃子树的？”
“群众中心”，一个模糊而笼统的称谓，在此刻，却像一口精准的黑锅，稳稳地扣在了工作队员上。
“中午不准休息！所有人，继续干！”陈书记的目光扫过我们一张张疲惫的脸，最后停留在工作队身上，“今天要是包不完二百五十箱，我拿你们群众中心试问！”
话音落下，空气仿佛凝固了。没人再提吃饭，也没人敢提休息。酷热的午后，桃林里的气氛比天气更加焦灼。人们的心情像一根被拉到极致的皮筋，濒临断裂。
“怎么才九十箱……”
“桃子越来越烂了，后面的树更没法挑！”
“天哪，这一筐里就挑出来这么几个能要的……”
抱怨声、叹息声此起彼伏。就在这片浮躁的喧嚣中，一个尖厉的声音毫无征兆地划破了空气。
“有人偷桃子！”
是群众中心（工作队）的一个年轻队员，平时就喜欢表现。她从桃林深处冲了出来，一边跑一边嚷，脸上带着一种近乎狂热的兴奋。“村干部偷桃子了！可让我抓到了！我说怎么好桃子都没了，原来他们把大桃子、好桃子都偷走了，只给我们留这些烂的！”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过去。只见工作队员气喘吁吁地跑到陈书记面前，用手指着跟在她身后，显得手足无措的两个村干部。她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变形，似乎要将这次任务失败的所有责任，都倾泻在这突如其来的“罪证”上。
“书记，你看看！他们偷桃子！”
我看见那两个村干部，两人手里各拎着一个白色的塑料袋，袋子不大，瘪瘪的，隐约能看到里面装着几个桃子。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慌张和窘迫，黝黑的皮肤上，汗珠大颗大颗地往下滚。
“书记，这些……桃子是……是掉下来的。”村干部用他那蹩脚的、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普通话解释着，每一个字都说得异常艰难。
“掉什么掉！就是你们偷的！把大桃子都藏起来了！”那位工作队员不依不饶，声音更加尖锐，仿佛他捍卫的不是几箱桃子，而是某种至高无上的正义。
“这么……偷呢，你看这土。”另一个村干部急得把塑料袋举到我们面前，结结巴巴地解释。
我凑近了些，看得分明。袋子里的桃子，确实比我们装箱的要大上一圈，但个个都带着伤。这儿蹭破了皮，那儿磕出了一块淤青，上面还沾着新鲜的泥土和草屑。这副模样，的的确确是刚刚从地上捡起来的，是那些因为熟透了，或是被风吹落的“坠果”。一个袋子，也就两三斤，是他们想捡回家自己吃，或者喂给牲口的。
可是在那个瞬间，真相已经不重要了。群众中心需要一个宣泄口，陈书记需要一个替罪羊。
“你闭嘴！”那位工作队员对着村干部咆哮，唾沫星子都快喷到他脸上了，“书记，就是这些坏蛋！我们群众中心打理桃子多用心啊，把桃子伺候得好好的，就是他们这些监守自盗的村贼，把好桃子都偷走了！他们是想害我们没法跟机关交差！”他转向陈书记，语气里带着一种邀功似的决绝，“书记，必须把这几个坏蛋全部开除出村委会！”
看着她那因激动而扭曲的嘴角，我心里掠过一丝寒意。这甩锅的技术，真是炉火纯青。她巧妙地将“工作队”和“村干部”对立起来，将桃子的败坏归咎于人性的败坏，将自然的天灾扭曲成彻头彻尾的人祸。而她，则是那个揭露黑暗的英雄。
陈书记的脸色铁青。他没有去检查袋子里的桃子，甚至没有多看那两个村干部一眼。他需要的不是事实，而是一个可以让他用来整顿纪律、重塑权威的靶子。
他对着那两个几乎要哭出来的村干部，进行了一番严厉的训斥。那些话语，无非是“思想觉悟低下”“辜负组织信任”“给干部队伍抹黑”之类的官样文章。村干部们低着头，像两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嗫嚅着，却一个字也辩解不出来。他们的普通话本就不好，在权力和流利语言的双重压迫下，任何解释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最后，陈书记的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小邱，”他命令道，“下午你别包装了，你给我在桃园这儿看着，一个桃子也别让他们再拿走！”
我愣住了。
村干部们抬起头，满头大汗地看着我，他们的眼神里，混杂着屈辱、无奈，还有一丝微弱的、祈求理解的光。我看着他们，再看看那片被白粉病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桃林，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我成了狱卒，看守着一座本就荒芜的果园，防备着一群被冤枉的“窃贼”。这何其荒诞！
下午的时光，在一种诡异的寂静中流逝。我靠在一棵桃树下，腰部的钝痛一阵阵袭来。桃林里，人们默默地劳作，不再有抱怨，也没有了交谈。那两个“偷桃”的村干部，干得比谁都卖力，仿佛想用汗水洗刷掉那莫须有的罪名。
我看着他们，心里却在想着另一件事。我想起了平日里，乡里、县里下来检查，需要连夜准备台账、打扫卫生时，冲在最前面的是他们；我想起了村里有邻里纠纷、婆媳矛盾，跑去调解，磨破嘴皮子的是他们；我想起了防汛抗旱、森林防火，二十四小时值班，守在第一线的，还是他们。
他们是这个庞大国家机器最末端的神经，处理着最繁杂、最具体、最不为人知的事务。他们拿着微薄的补贴，却要承担无限的责任。他们的语言或许粗糙，他们的方法或许“土气”，但他们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
而我们这些“外来者”——工作队员、下派干部，我们带着文件、指标和一种不自觉的优越感来到这里。我们把村庄当成一个需要被“改造”和“提升”的对象，却很少真正俯下身去，倾听土地的声音，理解村民的逻辑。我们用我们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用我们的语言去审判他们。当任务无法完成，当理想遭遇现实的阻力，将责任推给他们，似乎是最简单、最便捷，也最“政治正确”的选择。
干干矛盾。这个词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工作队、乡下派干部与村干部之间的矛盾，就像这桃树上的白粉病，看似只是表皮的问题，实则已经侵入肌理，从根上就出了问题。这是一种权力的傲慢，一种文化的隔阂，一种深深的不信任。
夕阳西下，余晖给这片病态的桃林镀上了一层虚假的金色。二百五十箱桃子，最终还是没有凑齐。
我依然站在桃林边，像一个孤独的守望者。那两个村干部收工时，从我身边走过，他们冲我憨厚地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历经风雨后的麻木，也有一丝还未泯灭的淳朴。
我突然觉得，那些被冤枉的、沾着泥土的坠落的桃子，就是他们的写照。它们曾经也是饱满的、甜蜜的，是这片土地最真实的馈赠。只是因为长得不够“标准”，或是坠落的时机不对，便成了罪证。
而真正的病灶，那层覆盖了一切的、让所有甜蜜都变了味的“白粉”，究竟是什么？是失管的桃林，是推诿的责任，还是那颗在权力与偏见中，早已变得坚硬而冷漠的人心？
我直起酸痛的腰，望着天边最后一抹晚霞，答案，在风中飘散，无迹可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