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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尾巴，像一截被烈日烤得焦黄的草根，干瘪而蜷曲地悬在艾日克贝西村的上空。这毒辣的太阳已经持续了太久，久到村里的老人都忘了上一场雨是什么味道，只记得那场雨后，他们院子里的树多开了几朵花。而现在，那树上的叶子，也像被抽干了精气的病人，蔫蔫地垂着，蒙着一层细密的、永恒的灰。
会议室里的光景，便是这整个村庄情绪的缩影。
苍蝇，大概是这间屋子里唯一充满活力的生命，不知疲倦地在桌面上盘旋，嗡嗡声不大，却像一把小小的、钝钝的锉刀，反复磨着在场每个人早已脆弱不堪的神经。
人，是真的少。稀稀拉拉的，算上我这个偶然在场的“客人”，也不到十个。这场景让我不可避免地回想起去年刚来时的光景。那时候，也是在这间会议室，能乌泱泱地挤进二十几号人，烟雾缭绕，人声鼎沸，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即便可能是盲目的——对未来的期许。他们讨论着征地补贴，争论着防渗渠的走向，甚至为谁家多占了一分地而吵得面红耳赤。那种争吵里，都含着一股子鲜活的生命力。
而现在，只剩下沉默。一种沉甸甸的、能把人的肩膀压垮的沉默。
自从上次的“偷桃事件”之后，这种溃散便开始了。那件事本身不大，但它像一根针，轻轻一刺，就扎破了村里那层本就紧绷的、名为“集体”和“规矩”的薄膜。脓水流了出来，暴露出内里的虚弱和猜忌。从此，村干部们似乎都找到了绝佳的借口。塔书记常往乡里跑，说是协调工作，可谁都知道，她更愿意待在有空调的办公室里；管会计的说自己老胃病犯了，要去县医院长期治疗；负责纪律的凯由木，则终日骑着那辆破旧的摩托车，在各个村小组之间奔波，名义上是去收费，可他摩托车后座上那个收钱的布袋子，总是瘪得像他自己的脸颊。
他们像一群被惊扰的鸟，各自飞向了自认为安全的枝头，独留下这片干涸的土地和一屋子的寂静。
今天，塔书记又不在。乡里开会。主持会议的是陈书记。他不像塔书记那样熟悉村里的家长里短，他的世界是由数据、指标和报告构成的。他环视了一圈这冷清的会议室，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似乎这稀少的人数本身，就是对他权威的一种挑战。
他没有寒暄，甚至没有喝一口面前那杯早已凉透的茶水。
“水费。”他开口，两个字像两颗石子，掷入沉寂的池塘。“努尔，你说说，怎么回事？”
在努尔，闻言身体不自觉地缩了一下。她手指无意识地抠着裤缝。“书记……这一个半月……收了不到百分之十。”他的声音很低，仿佛怕惊扰了那只嗡嗡作响的苍蝇。
“不到百分之十？”陈书记的声音陡然拔高，那不是疑问，而是一记惊雷。“一个半月！你们都在干什么？睡觉吗？”
“书记，现在收费太难了……”一旁的外力江忍不住插话，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前几天我去阿迪力家，他家那五亩玉米，就种在村口大路边上。他指着地给我看，你看，那玉米秆子，还没人的膝盖高，叶子全都黄了，干得一碰就碎，像纸一样。阿迪力就那么看着我，他说，‘外力江，你看看，多久没来水了？我这地，算是废了。我还要水干什么？我不交了，一分钱都不交’”
外力江学着阿迪力的语气，那份绝望，隔着转述，依旧像滚烫的沙砾，烙在每个人的心上。会议室里更静了，连那只苍蝇似乎都停了下来。
陈书记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他的怒火并没有因为这个故事而平息，反而找到了新的靶子。“我上个月不是让塔书记去乡里和水管站协调了吗？不是说好给水了吗？怎么还会干枯？”他的咆哮在空旷的会议室里产生了回音，每一个字都像在拷问。“你们是怎么对接工作的？”
“没给，书记，一次都没给过。”努尔着急地解释，声音因为激动而颤抖，“水管站改了规矩，以前是收费不到百分之八十的村子不给水，上个月又开会，说现在要收到百分之九十才给。我们……我们这百分之九十都不到，他们怎么可能给水？我们这一个多月，一滴水都没见着。现在好多人，像阿迪力家那样的，都说不复播了，地就那么空着，说是让太阳晒去吧，晒透了，也就死心了。”
“放弃复播？”陈书记的眼睛瞪得更大了，像两只铜铃。“现在村里还有多少亩地没复播？”
努尔的嘴唇嗫嚅了一下，他看了一眼窗外那片被阳光炙烤得泛着白光的天空，艰难地吐出一个数字：“还有……还有七百亩。”
这个数字像一颗炸弹，在会议室里轰然引爆。
“七百亩？！”陈书记猛地一拍桌子，桌上的杯子跳了起来，发出一声刺耳的碰撞声。“塔书记上周跟我汇报，说已经复播了九百亩！他说全村的复播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怎么到你这里，就变成了还有七百亩没复播？你们俩，到底谁在跟我说实话？你们到底是怎么干工作的？！”
他的咆哮不再是金属质感，而是变成了滚烫的岩浆，要将这屋子里所有的一切都吞噬、融化。努尔的脸涨成了红色，她的身躯在陈书记的怒火面前，显得如此渺小而无助。她嘴唇哆嗦着，巨大的委屈像潮水一样涌上眼眶。
“书记……”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哽咽，几乎是在哀求，“您……您就从村委会门口往两边看看，就看看……路两边那大片大片的，都空着呢！地都裂了，口子大得能伸进去拳头。那不是我胡说，您一看就知道……”
他的话语里充满了卑微的真诚，她甚至没有去辩解塔书记的谎言，只是用最笨拙的方式，指向一个无可辩驳的、赤裸裸的现实。
然而，对于此刻的陈书记来说，现实是什么，或许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任务，是指标，是向上级汇报时那张不能出错的报表。他胸膛剧烈地起伏着，像一头被困在笼中的野兽。他需要的不是解释，而是一个解决方案，一个能立刻扭转局面的、强有力的行动。
他深吸一口气，那口气仿佛抽干了房间里本就稀薄的氧气。然后，他下达了命令，每一个字都像用铁锤砸下：
“工作队、乡下派干部、村干部，还有，把警务室、司法所的都叫上！所有党员！一个不留！全部给我下去收水费去！”他的手指在空中狠狠地划过一道弧线，仿佛在指挥一场战役。“今天，就今天！收不上来，谁也别回来见我！”
命令下达了。会议室里的空气凝固了。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动。这道命令，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暴烈的力量，却又显得如此空洞和无力。它像一把锤子，试图去敲开一把用绝望焊死的锁。
会议就这么散了。或者说，是被陈书记的咆哮震散了。人们像一群幽魂，悄无声息地飘出了会议室，脸上带着同样的麻木和茫然。我跟在他们身后，一出门，就被一股巨大的热浪迎面推了一个趔趄。
太阳依旧悬在头顶，像一个巨大的、冷漠的白洞，贪婪地吸食着大地上最后一丝水分。我听从了努尔的建议，站在村委会门口的台子上，往两边望去。
触目所及，是大片大片的、裸露的黄土地。
土地龟裂着，一道道深浅不一的口子，纵横交错，像一张被撕碎后又拙劣拼凑起来的地图，描绘着一个名叫“干渴”的国度。偶尔有几块地里，稀稀拉拉地立着一些玉米秆，它们早已失去了生命的绿色，呈现出一种枯槁的灰白色。风一吹，便发出“沙沙”的声响，那不是庄稼生长的声音，而是它们在死亡边缘的最后呻吟。
远处，几个模糊的人影散落在田埂上，他们没有在劳作，只是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像是在那片绝望的土地上寻找着什么。但他们什么也找不到。空气中，只有热浪在扭曲、在升腾，让远处的景象也变得虚幻而不真实。
而现在，陈书记的命令，像鞭子一样抽打下来。他要求这些干部，去向那些连玉米都已枯死在地里的农民，收取那虚无缥缈的水费。他要求他们用纪律，去填补信任的裂痕，去弥合自然的创伤。这怎么可能呢？这就像是要求一个人，用一把沙子，去扑灭一场森林大火。
我仿佛已经能看到接下来的场景：在努尔和外力江村干部们，带着满心的疲惫和不情愿，走进一户户农家。他们会面对一张张或愤怒或麻木或悲伤的脸。他们会听到无数遍关于枯死玉米的故事。他们会看到孩子们干渴的眼神。他们会把陈书记的咆哮，转化为自己喉咙里干涩的、几乎说不出口的催促。而最终，他们收上来的，或许不是钱，而是更多的怨恨和更深的绝望。
远处的地平线上，天空和大地被热浪焊接在一起，呈现出一种令人窒息的、苍茫的白。艾日克贝西村，这个在地图上毫不起眼的小点，此刻，正承受着一场双重的干旱。一场来自天上，炙烤着土地；另一场来自人心，冰封着信任。
陈书记的咆哮声似乎还在耳边回响，但它很快就被这无边无际的、沉默的酷热所吞没了。在这片巨大的沉默面前，任何咆哮，都显得那么渺小，那么滑稽。
七月末的艾日克贝西，没有雨，只有一道道无法愈合的裂痕，开裂在土地上，也开裂在每个人的心里。而那间空荡荡的会议室，像一个巨大的、空洞的伤口，无声地诉说着一个关于干渴和咆哮的夏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