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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假结束，车轮碾过喀什的燥热尘土，把我送回艾日克贝西村的时候，九月已经过半，南疆的秋天本来应该是最好的时候，天空是被洗过的一种高远的蓝，白杨的叶子正在酝酿一场金色的告别，我闻到的空气里，没有一点丰收在望的松快，只有被拧紧了发条的那种吱吱作响的焦虑。
村里气氛紧张兮兮的。
这种紧张感，不是农忙时候的忙，也不是邻里吵架时候的闹，就像是有一只低空盘旋着的无形鹰隼投下的影子落在了我认识的所有人脸上，而陈书记就是这个紧张气旋的中心点，你看他叼着烟眉头拧成了死疙瘩，在办公室和院子之间来回踱步的样子很像是一只被关进笼子里的野兽，他的嗓门本来就因为常年基层工作变得有点沙哑现在更是高出了八个音，发出来的声音像是金属相互摩擦一样刺耳。
源头很快就清晰了。自治区下来了两个调研组，已经进驻疏附县。镇上的电话一天能打十几个，每一次的开场白都大同小异，核心思想只有一个：艾日克贝西村，你们是重点，是窗口，是这次调研路线图上几乎板上钉钉的一站，你们小心着点，别给我捅娄子！镇党委书记在电话那头几乎是在用吼，而陈书记则在我们面前，将这种吼声进行了二次放大和传播。他涨红着脸，唾沫星子在尘土飞扬的空气里划出短暂的弧线：“到时候出了问题，我就要问你们的责！谁也别想跑！”他狠狠地掐灭烟头，仿佛那烟头就是即将到来的麻烦本身，“别怪我没提醒你们，真出了事，我就把你们一个个推出去顶着！”
这话里透着一股子赤裸裸的、毫无遮掩的威胁味道，但又很奇怪地让人觉得有点黑色幽默式的坦白，我们这些驻村干部就像一群被绑在同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一样，绳子的另一头被人握在手里，这个人是看不见的。
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围绕着“应对调研组标准答案”的备战，就此拉开序幕。
发展中心的小冯，变成了这场备战当中最忙的军需官，他被安排打印两本《干部应知应会一口清》《村民应知应会一口清》，A4纸惨白的颜色，在南疆炽热的阳光下显得有些刺眼，油墨的味道掺着泥土的气息，成了那段日子村委会特有的味道。
天刚亮的时候不再是讨论村里哪条水渠要清淤，哪家的棉花有虫，村委会最大的一间会议室变成了我们的“晨读”课堂，我们一人一本白皮书，像是临时抱佛脚的学生，陈书记坐在那里看着，像监考老师一样，他随时会叫人背诵。
“小李，说一下我们村‘两不愁三保障’具体内容是什么？”
“我……我知道，是……是……”被点到名的小李，一个平日里走村入户颇有办法的汉子，此刻却涨红了脸，支支吾吾，目光在天花板和桌面之间绝望地游移。
“是这个！”陈书记用手指狠狠地敲着他面前那本手册，“每天看！每天背！这么几句话都记不住？调研组问你的时候，你也这么‘是是是’？你的脸不值钱，艾日克贝西村的脸，往哪儿搁？”
整个会议室里只剩我们像一群和尚念着一本自己也看不懂的经文，那些被精简过、被规范过的句子，讲述着一个没有瑕疵的数据精确的艾日克贝西村，村民人均年收入多少，小数点后两位，村里党员有多少，男女比例是多少，最新的惠民政策有几条，每一条具体是怎样的……这些文字冷冰冰、光溜溜，像一颗颗打磨过的玻璃珠，逻辑严密，无懈可击，但你把它捧在手里，却感受不到一丝一毫这片土地的温度。
如果说白天的背诵是对我们这些“演员”的台词训练，那么夜晚的入户，则是一场深入到“群众演员”中间的、更为艰巨的“导演”工作。
天色黑了下来，整个村子都浸在浓浓的蓝色当中，我们两人为一组，手里拿着手电筒还有那本稍微薄一点的《村民应知应会一口清》，各自去执行自己的任务，我们要做的远远不只是挨家挨户地查看院子的卫生情况，在这两个月里已经说了好多次并且做了很多次的事情，现在每个小院都被打扫得比我们的脸还要干净，更重要的是教他们怎么回答问题。
晚风带着些许凉意，吹散了白天的烦闷，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中有新翻的泥土味儿，还有牲口棚传来的味道，这才是艾日克贝西村原本的味道。
我们走进伊明江大叔家，他正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抽着莫合烟，见我们进来，他热情地起身，招呼我们坐下，他的妻子端来了热气腾腾的茶。
“伊明江大叔，身体还好吗？最近家里没什么困难吧？”我按照惯例开了口。
“好得很，好得很！党的政策这么好，会有什么难处？”大叔笑眯眯地回话，嘴里满是烟渍子的牙，这句话简直就是一成不变的标准开场白，连我们都“教”不进去。
村干部清了清嗓子，打开了那本小册子，神情有些不自然，像个上门推销自己都不信的产品的推销员。“大叔，是这样，最近上面可能会来人看看大家，随便聊聊天。要是问到您家里收入情况，您就这么说……”他指着册子上的一行字，一字一句地念道：“‘我们家主要收入来源是养殖和外出劳务，去年人均收入达到了两万五千元，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感谢党和政府’……您记住了吗？”
伊明江大叔凑过去，眯着老花眼，努力辨认着那行小字。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眼神里带着一丝困惑，望向我：“这两年牛羊价格下降的厉害，没挣到那么多钱啊……我跟他们说实话，不行吗？”
那一刻空气似乎都凝固住了，我看着村干部脸红得像是要着火了一样手足无措的样子，我该怎么回应他呢？告诉他不行吗？告诉他你回忆起来的、你经历过去的去年是错误的版本吗？还是告诉他印在纸上的“两万五千元”比他的额头上的汗水还有开裂的手掌更有说服力呢？
我感到一阵荒谬和无力，我们像蹩脚的舞台剧导演一样闯入了别人的生活里强行要求他们按照我们的剧本来说话，这些村民才是这片土地上的主角却要扮演一个“标准”的、被设定好的角色。
我最终只是拍了拍伊明江大叔的肩膀，用一种我自己都觉得虚伪的、温和的语气说：“大叔，这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是为了反映我们村整体的好面貌。您就……尽量往这个数字上靠，好吧？主要是表达对现在生活满意的感情，感情是第一位的。”
感情？大叔咀嚼着这个词，似懂非懂地点头，他拿起茶碗，仰头灌下一大碗滚烫的茶水，喉结一滚，发出一声舒服的叹息，“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许他觉得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娃娃又在搞一些看不懂的事情，配合一下总不会错”。
从他家出来，在夜色中走着，我和村干部一路无话，天上的星星又大又亮，伸手似乎就能摸到，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衬得村里格外安静，我心情烦闷，我们在做的这些事，到底是为了谁的“脸面”？我们打出来的那些标准答案、那些精准的数据、那些漂亮的口号，真的能代表这个村子吗？它能代表伊明江大叔在棉花地里晒黑的脸皮吗？能代表他老婆在馕坑边被烤红的眼睛吗？
不能。它只是在纸上，构建了另一个艾日克贝西村。一个光滑、洁净、符合一切想象和期待的、完美的模型。而我们，就是一群粉刷匠，正用尽全力，试图将这个粗糙而真实的村庄，涂抹成那个纸上模型的模样。
那些十几天里，艾日克贝西村就这样奇怪地转动着，白天我们把自己关在会议室里变成了一个个背诵机器，晚上我们去村民家里，想让他们也变成一个个设定好的应答器，整个村子就像一个大舞台正在紧急排练，陈书记是那个快要崩溃的总导演，我们是执行导演，全村人都是被动员起来的演员，大家都在等，等着那几个从没见过面的“观众”来，给他们演一场叫《幸福美好的艾日克贝西村》的戏。
然而，最富戏剧性的，是这出戏的结局。
九月底，天气又开始变凉，我们能把那两本厚厚的册子倒背如流，睡梦里都能脱口而出，村子的每一条巷子都干净得能照见人影，所有人的神经绷到极限的时候，镇上的人传话过来：调研组结束在疏附县的行程，临时改变路线，他们……没来。
消息传来的那个下午，陈书记正在院子里开会，又讲纪律，他从电话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整个人就僵在那儿，足足半分钟没说话，然后慢慢放下电话，脸上的那种绷得死紧的样子，就像一块晒干的泥块，一点一点地裂开，松下来，他摆摆手，对我们说：“行了，都散了吧，该干嘛干嘛，”他的声音里，全是力气被抽干后的空洞。
我们互相看着对方，然后，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既像解脱，又像虚无，在人群里飘荡，我们赢了？大概吧，我们输了？好像也是，我们就像一群准备决斗的武士，最后发现根本没有对手，我们付出的所有，紧张的背诵，焦虑的荒诞，全都变得毫无意义，就像是打了一拳打在棉花上。
那天傍晚，我自己一个人往村外的土坡上走去，太阳正慢慢地朝地平线那头落下去，把整个村子都染成了温柔的金色，每家每户的屋顶上都有炊烟轻轻地飘上来，伊明江大叔家葡萄架下又传出了孩子们的笑闹声，一切都跟从前一样，好像前半个多月那种紧张兮兮的感觉，只是大家做了一场梦。
忽然想起我们那本翻得起毛边的《一口清》，此刻，大概正在某个办公室的角落里，落灰，那个纸上的艾日克贝西村，那个数据精确，幸福完美的村庄，也因调研组的“不来”而烟消云散了。
而我眼前这个，泥土的、真实的、有困惑和朴素笑容的艾日克贝西村，在落日余晖里，显得格外厚重清晰，它不需要任何标准答案为自己辩护，它的存在就是唯一也是最深的答案，只是没人真正在意这个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