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七月，是南疆真正的七月。太阳像一块被烧到熔点的烙铁，悬在艾日克贝西村湛蓝如洗却毫无怜悯的天空上，把最后一点流动的风也蒸发殆尽。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混杂的气味——尘土被烤干的焦香、院落里牲畜的微腥，还有远处无花果园飘来的，那熟透了的、近乎腐烂的甜腻。整个村庄，像一只被扔在炉火边的巨大陶罐，沉默着，忍耐着，龟裂着。
我们工作队的小院，就在村委会那排房子里。院里的那几株核桃树，叶子都打了卷，蔫蔫地垂着，连最不知疲倦的蝉鸣，也在这无边无际的热浪里变得有气无力，断断续续，仿佛随时都会被这酷热掐断喉咙。日子，就在这种近乎凝固的黏稠感里，一寸一寸地向前挪动。
吾书记的车就是在这时候，卷着一股黄尘，停在村委会大门口的。
他的到来像一颗突然投进这潭死水里的石子。工作队和村干部立刻骚动起来，脚步声、压低了的交谈声，打破了下午的沉寂。我们工作队的人也被叫到了会议室，那间永远开着窗却永远不通风的屋子。
吾书记已经坐在了主位上。他不算高大，但腰板挺得笔直，眼神锐利，像鹰，能轻易地穿透你所有刻意堆砌的客套和伪装。他没有讲那些冗长的开场白，只是抿了一口茶杯里泡得发白的老茶，然后目光便开始在我们工作队员的脸上一一滑过。
那是一种审视，一种不带情绪的、纯粹的探查。他挨个儿问着，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小胡，家里娃娃上学的问题解决了没？”“小米，看你精神不对劲，这村里条件差，要注意。”他问得都很具体，像是对每个人的情况都了然于心。被点到名的人，拘谨地站起来，语速飞快地回答着，带着一种下级面对上级时特有的、既感激又惶恐的神情。
我坐在角落里，像一个局外人。我低着头，研究着自己那双沾满泥灰的运动鞋，心里却在嘲弄这种熟悉的场景。我知道，这套流程的终点，必然是我。因为我身上贴着最显眼的标签：北京来的，委机关的，唯一的正式干部。我是一个异类，一个不该出现在这里的符号。
果然，他的目光最后落定在我身上，像探照灯一样，无处可逃。
“你，”他开口了，声音里带着一丝玩味，“就是执法监督室那个北京来的？”
我抬起头，迎上他的视线，点了点头。会议室里安静极了，仿佛被按了暂停。
“那么说，”他身体微微前倾，加重了语气，“这批工作队员中，就你一个是委机关正式干部了。”这不是一个问句，而是一个陈述，一个确认。他顿了顿，似乎在给我时间消化这句话里蕴含的重量，然后才抛出了真正的问题：“说说吧，你是怎么选择来驻村的？”
“选择”这个词，像一根细小的针，精准地刺进了我早已麻木的神经。我的喉咙有些发干，会议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有同情，有好奇，有幸灾乐祸。我能感觉到我们工作队的陈书记，那位总是小心翼翼地试图在我与这个世界之间充当缓冲带的好好先生，他的身体已经紧张得像一张拉满的弓。
我本可以给出一个标准的、漂亮的答案。为了响应号召，为了锻炼自己，为了深入基层……那些话语，早已在无数次会议和文件中被锤炼得圆滑无比，可以应付任何场面。但那一刻，看着吾书记那双洞悉一切的眼睛，感受着这片土地用酷热和孤寂日复一日加诸我身上的、那种近乎酷刑的真实，一种执拗的、决绝的诚实突然攫住了我。
我不想撒谎了。至少，不想对他撒谎。
“吾书记，”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甚至有些冷漠，“这次驻村，不是我自愿报名的。”
空气仿佛凝固了。我看到陈书记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他放在桌下的手，不自觉地攥成了拳头。
我没有停顿，继续说了下去，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等通知到我这里的时候，已经是机关领导过会定了的。我必须来。”
我说完了。会议室里死一般的寂静。我甚至能听到身边同事那被刻意压抑住的、短促的吸气声。
吾书记脸上的表情没有太大变化，但他眼神里的那一丝玩味，却瞬间变成了了然。他往后靠在椅背上，发出了一声轻笑，那笑声在寂静的空气里显得格外清晰。他说：“我就说嘛！我之前就在想，你一个北京来的，在那样的环境里成长，怎么会选择到艾日克贝西这种地方来驻村。”
他的话里没有丝毫责备，反而像是一种……验证。他验证了一个他早已在心中形成的猜想。他不是在质问我，他是在与我共谋，确认了我们之间都心知肚明，却无人敢点破的那个事实。
“吾书记，小邱他……”陈书记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他急切地站起来，试图打断这场已经完全脱离轨道的对话，想把一切拉回到安全的、官样的轨道上来。他的脸上挂着焦灼的、讨好的笑容，想解释，想弥补。
吾书记只是摆了摆手，示意他坐下。他的目光依然停留在我身上，但那锐利已经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我无法准确解读的情绪。或许是同情，或许是作为一个更高层级的过来人，对这整个系统运行逻辑的无奈。
那场谈话，就这样被陈书记一个笨拙却及时的打岔，强行中止了。接下来的时间，又回到了那些关于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的宏大叙事里。我像一个灵魂出窍的观众，看着眼前的一切。那些话语，那些表情，都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模糊而不真切。我的思绪早已飘远，飘回了乌鲁木齐那个可以俯瞰人民广场的办公室，飘回了那个有着明确规则、清晰边界、可以预知未来的世界。而这里，艾日克贝西，这里的一切对我而言，都是混沌的，失序的，是被放逐的。
会议结束，吾书记要走了。一行人簇拥着他往外走，说着各式各样的客套话。我混在人群的末尾，只想等他尽快离开，好让我能缩回自己那间闷热的小屋，继续我的放逐。
然而，就在他即将上车的那一刻，他却突然回过头，目光精准地在人群中找到了我。
“你，过来一下。”
我的心猛地一沉。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过来。我硬着头皮，穿过人群，走到他身边。他没有立刻说话，而是领着我，走到了那棵半死不活的核桃树下。夏末的阳光透过稀疏的叶片，在他和我脚下的尘土上，投下破碎而摇晃的光斑。其他人被一道无形的屏障隔在了几米开外，装作在看风景，耳朵却无疑都竖了起来。
“领导在怕你不好说话。”吾书记的声音压得很低，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这句话像一颗深水炸弹，在我心里轰然炸开。他没有用“他们”，而是用了“领导”这个词，一瞬间，就将我从“被管理者”的位置，拉到了一个可以与他平等对话的、心照不宣的同盟者的位置。他看穿了我的桀骜，也看穿了安排我来这里的那群人的焦虑。
他盯着我的眼睛，那双鹰隼般的眸子里，此刻竟流露出一丝罕见的坦诚。“说说吧，有什么想法，想回机关吗？”
这个问题，比在会议室里那个更加直接，更加致命。它像一把钥匙，直接插进了我内心最深处，也是最不堪的那个锁孔里。我想起我那些正在职业快车道上飞驰的人。我又想起了这里的每一天，那些无休无止的琐碎，那些无法沟通的隔阂，那种被巨大的、无形的虚无所吞噬的恐惧。我的青春，我的事业，我的人生，似乎都在这片无垠的黄土上，被毫无意义地消耗着，风化着。
想。这个字几乎要脱口而出。
我抬起头，看着他。我看到他鬓角的几缕白发，看到他被风沙磨砺得有些粗糙的皮肤。我突然意识到，他或许也曾是我，也曾在某个不情愿的岗位上，度过漫长的、看不到希望的岁月。
于是，我放弃了所有伪饰，所有权衡。我把那个在心里嘶吼了无数个日夜的答案，用最简单，也最真实的方式，交给了他。
“想。”我说。
然后，我补充了一句，像是生怕他听不清我的渴望。
“越快越好。”
我说完，便不再言语。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剩下的，便是等待审判。我甚至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也许他会勃然大怒，也许他会轻蔑地一笑，然后将我彻底打入冷宫。
然而，吾书记却只是久久地凝视着我，眼神里翻涌着复杂的情绪。最终，他点了点头，那是一个极轻微的、几乎难以察觉的动作。他抬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只手掌干燥而有力。
他转过身，走向他的车，没有再回头。在他拉开车门之前，他对着送行的众人，也像是在对着空气，或者只是在对我，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驻村的人事，是该调整了。”
说完，他便上了车。黑色的越野车再次卷起一阵黄尘，决然而去，很快就消失在了那条通往外部世界的、笔直的柏油路的尽头。
尘土缓缓落下，重新覆盖了大地。院子里又恢复了死寂，太阳依旧毒辣，白杨树依旧无精打采。一切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已经彻底不同了。
我站在那棵树下，久久没有动弹。那句“人事该调整了”的回音，还在我的耳边嗡嗡作响。它像一句谶语，一句承诺，又像是一个和我无关的、更高层面的感慨。我不知道我的命运是否会因此而改变，不知道那辆远去的车，是否会真的带走我的祈愿。
但是，在那一刻，在这七月下旬酷热的艾日克贝西村，在我被放逐的孤岛上，我第一次感觉到了一丝凉意。那不是风，而是一种名为“希望”的东西，它像一颗微小而坚硬的冰块，悄悄地落进了我早已干涸龟裂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