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底的阳光,慷慨得近乎残忍,毫无遮拦地倾泻在艾日克贝西村干裂的土地上,将每一粒尘土都烤得滚烫,而我,正以一种近乎朝圣的姿态,匍匐在这片土地的边缘,用我那早已失去知觉的手指,与那些墨绿色的、坚韧得如同宿命的杂草,进行着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
那些草,是艾日克贝西真正的统治者。它们有着惊人的生命力,仿佛是从大地深处汲取了某种原始而混沌的力量。你拔掉一棵,它的根系早已在你看不到的地下织成了一张巨大的网,另一棵,就在不远处,用一种嘲弄的姿态破土而出。它们是墨绿色的火焰,烧灼着我们稀薄的耐心。肥厚的叶片紧贴着地面,蒲公英的根深得像要钻透地心,还有那些我叫不出名字的、带着细小锯齿的野草,它们划破我的手套,在皮肤上留下一道道细密的、火辣辣的红痕。
两周的时间,我们工作队员、乡下派干部、村干部们,像不知疲倦的人形除草机,终于让这三条主路两旁的花圃,呈现出一种短暂而虚假的整洁。可我的身体,已经发出了最诚实的抗议。腰部,像一截被强行折断的木头,每一次试图直立,都牵扯出密集的、酸胀的疼痛,那疼痛沿着脊椎攀爬,像一条冰冷的蛇。我只能在夜里,撕开膏药的包装,那股浓烈而刺鼻的药味瞬间弥漫在宿舍狭小的空间里,成为我唯一的慰藉。膏药贴在皮肤上,带来一阵灼热的暖意,仿佛能暂时封印住那条作祟的蛇。双脚,则在长时间的蹲踞后变得麻木,夜晚躺在床上,那股麻意会从脚底板“滋滋”地往上冒,像无数只蚂蚁在血管里行军。我常常在半夜被这种感觉惊醒,茫然地看着窗外那片被月光浸泡得泛白的戈壁,分不清自己身在何处。
疼痛是真实的,但比疼痛更令人窒息的,是无望。每当我直起酸痛的腰,目光越过眼前这片被“解放”的花圃,投向远处无边无际的田野时,一种巨大的虚脱感便会攫住我。田里的杂草,汇成了一片绿色的汪洋,它们在风中摇曳,姿态肆意而张扬,仿佛在向我们这几个精疲力竭的人发出无声的宣告:你们永远也拔不完。是的,拔不完的。这念头如同一块巨石,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口。我们这点微末的努力,在这片广袤的、生命力旺盛到野蛮的土地面前,渺小得像一场笑话。
日历一页页地翻过,六月正走向它的尾声。那个被我用红笔圈起来的日子——七月初,像沙漠里遥远的海市蜃楼,开始在我的意识里闪烁。休假。多么美妙的词语,它像一首清凉的诗,一个温柔的许诺,承诺着短暂的逃离,承诺着我可以回到那个有霓虹、有书店、有柔软的床和不必与草为敌的世界。那里,我的腰可以自然地舒展,我的脚可以安稳地栖息,我的精神,可以不必终日紧绷。
于是,我怀揣着这份近乎孤注一掷的希望,填好了那张薄薄的休假申请单。每一个字,我都写得格外用力,仿佛在签署一份解放自己的赦免令。我穿过村委会大院,院子里那棵核桃树的叶子被晒得蔫蔫地耷拉着,几只麻雀在树下无精打采地蹦跳。一切都显得那么慵懒、沉重,唯有我的心,因为那张纸片而狂跳不已。
陈书记的办公室门虚掩着。我轻轻敲了敲,里面传来他标志性的、中气十足的声音:“进!”
我推门进去,一股混杂着茶叶、汗味和旧纸张的复杂气味扑面而来。陈书记正埋首于一堆山一样高的文件里,他戴着老花镜,眉头紧锁,像一个被围困在工事里的老将军。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切割出无数飞舞的尘埃,让这间屋子显得更加拥挤和窒息。
“书记。”我把休假单递过去,声音有些发干。
他抬起头,目光从老花镜上方射出来,锐利地落在那张纸上。他没有立刻接,只是盯着那几个字:“事由:休假”。然后,他缓缓地摘下眼镜,用手指捏了捏鼻梁,这个动作我见过很多次,通常是他不耐烦或者准备发火的前兆。
果不其然。
“休假?”他终于开口,声音不高,却像一块石头投入了寂静的池塘,激起一圈圈冰冷的涟漪。紧接着,那预料中的咆哮如期而至,震得窗玻璃嗡嗡作响。“你们是怎么回事?啊?”他一把抓过那张休假单,像抓着什么罪证,“小米他们去北京看病,到现在还没回来!村里就剩你们三个人,现在一个个都想着跑?都想跑?”
他的脸因为激动而涨得通红,唾沫星子随着他的怒吼在空中飞舞。他指着窗外,指向那片我们刚刚清理过的花圃,指向更远处的田野,指向整个艾日克贝西村。
“你们都跑了,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啊?这么多工作,这么多文件,这么多事!我一个人干得了吗?我是三头六臂还是千手观音?”
他的咆哮在小小的办公室里回荡,撞在墙壁上,又反弹回来,将我整个人包裹。我站在那里,像一个被审判的罪人,手里还残留着递出那张纸片时的微弱温度,此刻却觉得无比冰凉。我能说什么呢?我能说我的腰快断了吗?我能说我每晚都靠膏药才能入睡吗?我能说看着那无穷无尽的草,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吗?
不能。在“集体”这个巨大的、不容置喙的词语面前,个人的痛苦显得如此矫情,如此微不足道。小米的病是实实在在的,需要住院治疗,那是无法辩驳的硬性理由。而我的“休假”,在陈书记看来,无疑是一种自私的、可耻的逃跑。
他咆哮完了,粗重地喘着气。然后,他做了一个让我彻底死心的动作。他将我的那张休假单,我那承载着所有希望的一叶扁舟,随手压在了他桌上那叠厚厚的文件下面。那叠文件,黄的、白的、红头的,层层叠叠,像一个小小的坟冢,而我的假期,我的逃离计划,就被这样轻描淡写地,活埋了。
“先干活。”他重新戴上眼镜,不看我,声音恢复了疲惫的沙哑,“等小米他们回来了再说。”
我默默地退出了陈书记的办公室,身后是“砰”的一声,他大概是把什么东西摔在了桌上。院子里的阳光依旧刺眼,核桃树还是那副半死不活的样子,一切都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我心里那点刚刚燃起的火苗,被一盆冰水,彻底浇灭了。
回到办公室,工作队的另外两个同伴。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他们便猜到了结果。
“又被骂了?”有气无力地问。
我点了点头,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波利叹了口气,摸出一张同样被揉得皱巴巴的纸,那也是一张休假单。“我也去了,上个星期。”
我看着他,不用猜也知道。
原来,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我们几个人,像密谋越狱的囚犯,各自策划了路线,却都在同一个地方,被同一个看守,用同一种方式,挡了回来。我们的理由,五花八门,从身体的病痛到家人的牵挂,每一个听起来都那么合情合理,充满了人性的温度。但这些理由的内核,其实都指向同一个卑微的愿望:离开这里,哪怕只是短暂地离开。我们想念的,或许不是具体的某个人,某件事,而是一种可以自由呼吸、可以拥有自我的状态。
我们都成了这场“逃离艾日克贝西村”行动中的失败者。
我忽然想起,上一次关于休假的风波的时候。那时大家只是因为长时间工作而感到疲惫,提出的请求还带着几分商量的口吻,陈书记虽然不情愿,但终究还是会酌情批准一两个。那时的休假,是一场拉锯战,一场风波。而现在,当小米的病情成了一个无法逾越的标杆,当所有人的耐心都被这无尽的杂草和繁琐的事务所磨耗殆尽时,休假,已经彻底演变成了一场闹剧。
一场心照不宣的、以各种借口为伪装的、争先恐后想要逃跑的闹剧。我们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却又不得不假装自己的理由是多么的迫切和真实。我们看着彼此,眼神里有同情,有无奈,更多的,是一种滑稽的悲哀。我们像是被无形丝线牵引的木偶,在名为“奉献”的舞台上,表演着一出荒诞的戏剧,台下的观众,只有那沉默的群山和无尽的戈壁。
我走到窗前,再次望向那片田野。夕阳正缓缓沉入地平线,将天空烧成一片壮丽的橘红色。晚风吹来,田野里的那片绿色海洋,泛起层层叠叠的波浪,那声音“沙沙”作响,像是在低语,又像是在嘲笑。
它们似乎在说:看,我们还在这里,你们哪里也去不了。
我伸出手,轻轻地按了按后腰,那里,膏药的灼热感已经渐渐退去,只剩下那熟悉的、深入骨髓的酸痛。我知道,明天清晨,鸡鸣照旧会响起,而我,依旧要匍匐在这片土地上,继续我与那些永远也拔不完的杂草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