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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下旬，艾日克贝西村的发展中心办公室里，空气是黏稠的，混杂着泥土、旧纸张和汗水的味道，像一张密不透风的旧毛毯，将人紧紧包裹。我和小冯正对着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表格出神，那些关于资产、补贴、账款的条目，像一群不知疲倦的黑色蚂蚁，在我眼前爬来爬去，爬得我太阳穴一阵阵发紧。
就在这时，手机尖锐地嘶吼起来。
这铃声，带着一种穿透一切的蛮横，像一把锥子，瞬间刺破了办公室里昏昏欲睡的宁静。屏幕上跳动着几个字：陈书记。我深吸了一口气，那口气仿佛也带着热浪，灼烧着我的喉咙。接通。
“小邱，你们是怎么搞的！马上来我办公室！”
电话那头，陈书记的声音像一发近距离爆炸的炮弹，没有半句废话，只有纯粹的、高分贝的怒火。电话被“啪”的一声挂断，留下“嘟嘟”的忙音，和愈发沉寂的办公室。我能感觉到小冯投来的、混合着同情与自保的目光。我心里那块预料中的石头，终于沉沉地落了地——去了，又是莫名其妙的一顿批。
“你跟小冯是怎么搞的？都一天了！乡村振兴考核的问题清单还没搞出来，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他的声音在不大的房间里回荡，震得窗玻璃嗡嗡作响。
我站在那里，任由那声浪冲刷着我，等他咆哮的第一个波峰过去，才开口。我的声音努力保持着平稳，尽管心脏在胸腔里擂鼓。“书记，一天时间，确实搞不出来。”我看着他的眼睛，毫不退缩，“咱们村的各种问题，应收账款、各处资产，这些都是陈年旧账，需要翻档案、对账本。还有，围绕着村民的安居房补贴、教育补贴、医疗补贴、农业补贴，哪一项不需要挨家挨户核对发放记录？村民的身体健康情况，谁家有慢性病，谁家有残疾人；就业情况，谁在外打工，谁在家务农……这些档案资料，一共29个大项，每个都需要重新盘点。一天搞出来，那只能是我们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随便填个数糊弄您。到时候考核组来了，一问三不知，或者数据对不上，那才是要出大问题的。”
我的话像一瓢凉水，浇在了他那团火上。他停下踱步，瞪着我，眼神复杂，有愤怒，有无奈，或许还有一丝被我说中的不耐烦。“好了，好了！”他摆了摆手，像要挥散我话语里那些不识时务的道理，“工作队里就你嘴犟！到时候考核出问题，我就把你推出去担责！”
他重新坐回他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后，拿起茶缸喝了一大口，喉结滚动。沉默片刻，他像是下了什么决心，用手指着我：“你，别在办公室待着了。那些要搞的材料，交给小冯去琢磨。你现在，就给我去网格！”
他的语气不容置疑。“我刚去村里转了一下，村干部就没有一个去入户的！一个都没有！你去，全部都给我走一遍！一家一家地走，一个一个问题地找！”他身体前倾，几乎是趴在桌子上对我低吼，“自来水，一个一个水龙头给我拧开，看有没有水！电灯泡，一个一个开着，看灯泡亮不亮！还有冰箱、药箱、院子里的卫生、屋里的墙！村民对政策的了解情况，对包联的工作队、村干部熟悉不熟悉，你一个一个地给他们宣传！出了问题，我拿你是问！”
我没有再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我知道，任何辩解在此时都显得苍白。这是命令，也是一种放逐。他把我从那些纠缠不清的数字和文字中，驱逐到了更广阔，也更复杂的现实里去。
走出村委会，那一刻，我心里竟有一丝奇异的解脱。与其在办公室里与那些冰冷的表格缠斗，被不切实际的限期压得喘不过气，倒不如去直面那些构成了表格内容的、活生生的人与生活。
我叫上了祖丽皮耶，还有海来提。下午图尔迪也来了，我们四个人，组成了这支临时的“问题寻找小分队”，一头扎进了艾日克贝西村的深处。
村子在午后的暴晒下，显得有些慵懒。去年为了考核检查统一刷白了的墙壁，爬满藤蔓的葡萄架，有的家门前晾晒的刚收回来的玉米，构成了一幅宁静而古老的画卷。但陈书记的咆哮还在我耳边回响，提醒我此行的目的不是欣赏田园风光。
我们从村东头的第一户人家开始。那是一位老奶奶家。院子里种满了各种颜色的花，看得出是精心打理过的。我们说明来意，老奶奶热情地把我们让进屋，端出自家的馕和热茶。屋里收拾得还算干净，但光线昏暗。我按照陈书记的指示，拧开了厨房的水龙头，一股清流“哗”地涌出，水压很足。我又按下了墙上的开关，头顶那盏昏黄的灯泡闪烁了两下，亮了，只是那光芒，微弱得如同风中残烛。
“奶奶，这灯泡是不是该换了？太暗了，伤眼睛。”我轻声说。
老奶奶笑了，露出没剩几颗牙的牙床，“没事没事，能亮就行，还能看清路。”
我拉开她家的冰箱，一股混杂着酸味和陈腐味道的气息扑面而来。里面塞满了各种东西，一块干硬的馕，半碗剩下的抓饭，还有几根蔫了的蔬菜。冰箱壁上结着厚厚的冰霜。祖丽皮耶立刻用维吾尔语和老奶奶交流起来，一边说一边动手帮她整理。
接着是药箱。装着几板药。我拿起来一看，好几样都过期了，有的甚至已经过期了五年多。“奶奶，这药不能吃了，吃了会出事的。”我把过期的药挑出来，海来提则在一旁的小本子上飞快地记录着：电灯亮度不足，冰箱需清理，存在过期药品。
最后，我看到了墙角。那是一道几乎所有房子都有的印记，从房顶向下延伸约一米长。当地人管这叫“尿墙线”，是下雨形成的，无法根除，像一道刻在房子肌体上的慢性病。
我们向老奶奶宣传了最新的医疗补贴政策，告诉她我们的联系方式，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找我们。离开时，老奶奶拉着祖丽皮耶的手，眼里满是感激，嘴里不停地说着“热合麦提（谢谢）”。
走出院门，热浪再次袭来。刚才在屋里感受到的那点人情温暖，瞬间被蒸发得无影无踪。海来提轻声对我说：“这尿墙线，家家户户都有，是老问题了，就算刚刷完墙，一下雨立马又有，解决不了。”
我点点头，心里沉甸甸的。陈书记要求我们“一个一个问题找”，可找到的这些问题，哪些是我们能立刻解决的？换个灯泡，清理一次冰箱，扔掉过期药，这些都好办。可那深入墙体、如同生活之顽疾的“尿墙线”呢？那深植于老人观念中“能用就行”的节俭呢？这些，远非一张考核清单上的“√”或“×”所能概括。
我们继续往前走。一家、两家、三家……每一扇被推开的门背后，都是一个浓缩的世界。有的家庭，丈夫在外务工，妻子独自拉扯着几个孩子，屋里屋外乱作一团，孩子们的脸上却洋溢着无忧无虑的笑；有的家庭，年轻人把屋子粉刷得雪白，装上了明亮的LED灯，冰箱里塞满了饮料和新鲜水果，却对我们这些基层干部一脸漠然，问及政策，一问三不知；还有的家庭，因为家人住院开销巨大而愁眉不展，我们宣传政策时，他们眼中瞬间迸发出的光亮，足以刺痛我的心。
我们拧开一个又一个水龙头，按亮一盏又一盏灯，打开一台又一台冰箱。我们重复着同样的话语，宣传着同样的政策，也发现着大同小异的问题：普遍的卫生死角，过期的药品，对政策的一知半解，以及那几乎无处不在的、顽固的“尿墙线”。
祖丽皮耶的热情似乎永远不会枯竭，她用她的笑声和熟练的维语，迅速拉近了我们与村民的距离。海来提则永远那么安静，却把每一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而我，从最初带着一丝抵触情绪的执行者，渐渐变成了一个沉默的观察者。
乡村振兴，这四个字宏大而响亮，但在艾日克贝西村的这个下午，它被分解成了无数个琐碎、具体，甚至有些狼狈的瞬间。它不是报告里的华丽辞藻，而是祖丽皮耶帮大妈清理冰箱时额头的汗珠，是海来提在本子上一笔一划的记录，是我俯下身子，为村民指出药盒上那行几乎看不清的生产日期时，内心的那份酸楚与责任。
太阳渐渐西斜，光线变得柔和，给整个村庄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我们拖着疲惫的脚步，结束了最后一户的走访。回头望去，炊烟袅袅升起，村庄在暮色中显得无比安详。
“今天走了多少户？”我问。
海来提翻了翻他的小本子，轻声说：“13户。”
13户。这个数字像一颗小石子，投入我心里，激起了一圈圈涟漪。我们四个人，从上午一直走到傍晚，几乎没有停歇，只走了13户。而整个艾日克贝西村，有四百多户人家。我看了看身旁的祖丽皮耶和海来提，他们的脸上都写满了疲惫，汗水浸湿的衣衫紧紧贴在背上。
我忽然想起在陈书记办公室里，自己理直气壮地说，一天时间搞不完那份清单。而此刻，现实以一种更无可辩驳的方式告诉我，别说是一天，就算是一周，一个月，想要真正把这四百多户人家的问题都“找”出来，把政策都“宣传”到位，都将是一场多么艰巨的战役。
我们沉默地走在回村委会的路上。晚风吹来，带着一丝凉意，驱散了白天的燥热。我心里那股被陈书记点燃的火气，早已熄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
那道“尿墙线”，又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它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一道印记，更像一个隐喻。它象征着那些积弊已久、根深蒂固、难以轻易撼动的东西。它可能是贫困的代际传递，是落后观念的延续，是政策与现实之间那永远存在的“最后一公里”。我们的工作，或许并不能像粉刷墙壁一样，轻易地覆盖掉这道水印。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是像今天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走进这些房子，换掉一个昏暗的灯泡，扔掉一盒过期的药，然后，在那道顽固的水印旁边，留下我们自己的、浅浅的、带着体温的印记。
回到办公室，小冯还在对着那几叠清单愁眉不展。他看到我，如释重负：“邱哥，你可回来了，你看这个应收账款去年出租的195个老大棚和30个新大棚租金就收不上来，村民的土地流转费兑现不了……”
我没有说话，只是走到窗边，望着窗外渐渐沉入夜色的村庄。我知道，明天，我和祖丽皮耶、海来提，还将继续我们的“13户”。或许明天会是14户，或者15户。速度很慢，问题很多，前路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