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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中旬，艾日克贝西村的风就已经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它不再是盛夏时节那种裹挟着无边热浪、能把人吹得浑身发烫的干燥气息，而是添了几分从昆仑深处溜出来的凉意，卷着戈壁滩上特有的、混合了沙土与枯草的生涩味道，一遍遍地刮过村里那些白杨树梢。这风，仿佛是一只无形的手，在村庄的上空，悄悄拨紧了一根看不见的弦。
弦，绷紧在陈书记的脸上。
那天的会，开得沉闷。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的动员培训会，通过视频信号传到我们这个偏远村庄的会议室里，信号时断时续，像是被风干扰了的呼吸。但领导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严肃的表情，都像一颗颗沉重的石子，精准地投进了在座每一个人的心里，激起圈圈涟漪，久久不散。
“乡村振兴过渡时期的最后一年。”
“国家对新疆的考核。”
“重心放在农民中，查缺补漏。”
“出了问题，严肃追责。”
这些词句，在闷热的空气里反复回响，和着窗外单调的蝉鸣，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会后，陈书记一言不发，掐灭了烟。他那张常年被紫外线雕刻得沟壑纵横的脸，此刻仿佛一座沉默的、即将喷发的火山。他召集了我们所有人——驻村工作队员、乡下派干部、村两委班子，满满一屋子人，却安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心跳。
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像是被砂纸打磨过，“下半年，村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应对考核。天大的事，都没有这件事大。”他顿了顿，目光如鹰隼般扫过我们每一个人，“从今天起，梳理五年以来村里所有的问题，所有！进行整改。我把丑话说在前面，这次是谁的环节出了纰漏，我就把谁推出去问责。别怪我老陈不讲情面，这是死命令。”
最后那三个字，掷地有声。会议室里那台空调，还在吱呀作响地转着，搅动着一室的烟味和凝重的气氛。
我和小冯对视了一眼，都在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同样的情绪——一种深不见底的愁容。那愁绪，比窗外艾日克贝西的尘土还要厚重。
要说问题……问题可多了去了。多得像这戈壁滩上的骆驼刺，拔掉一棵，旁边又冒出三丛，盘根错节，深不见底。
散会后，我和小冯没回办公室，沿着村里的主干道漫无目的地走。这条路，五年前我们刚来时还是坑坑洼洼的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现在，它被笔直的柏油路或者水泥路取代，两旁还装上了太阳能路灯。这无疑是乡村振兴的“成果”，是档案里、报表上最亮眼的一笔。然而，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这些路灯从去年冬天开始，就有一半成了哑巴，任凭天色如何黑暗，它们都固执地保持沉默，像一个个高傲而无用的哨兵。维修报告打上去快半年了，石沉大海。
我们走过村委会门口的文化广场。广场很大，篮球架、健身器材一应俱全，地面是崭新的塑胶。这也是“成果”。可此刻，广场上空无一人，只有风在打着旋儿，卷起几片落叶。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了，留下的老人，更习惯于坐在自家炕头，或者蹲在门口的土堆上，眯着眼，晒着太阳，用我们听不懂的维吾尔语拉着家常。这片为“丰富村民文化生活”而建的广场，在大多数时候，都寂寞得像一个被遗忘的舞台。
我们继续走，穿过那些民房。白墙红顶，在夕阳下显得格外整洁。这也是“成果”。但只要你走进任何一户人家，就会发现，许多人家的后院，依然保留着他们自己用泥坯和木搭建的老屋。他们更愿意在冬暖夏凉的老屋里生活，把崭新的富民房当作接待客人、存放粮食的“门面”。这种生活习惯与政策设计之间的微妙错位，又该如何写进那份关于“人居环境改善”的报告里呢？是写“村民对新居满意度高达99%”，还是写“部分村民生活习惯有待进一步引导”？每一个字，都像在走钢丝。
问题的核心，终究是人。是那些活生生、有着自己悲喜和盘算的农民。
我们就像一群蹩脚的裱糊匠，面对着一栋看上去光鲜，内里却千疮百孔的房子。我们的任务，不是去拆掉重建，甚至不是去修复那些腐朽的梁柱，而只是用一张又一张更漂亮的壁纸，去把那些裂缝、那些霉斑、那些虫蛀的洞眼，全都遮盖起来。我们要确保在国家级检查团来视察的那几天里，这栋房子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完美的，是符合图纸设计和验收标准的。
至于检查团走后，壁纸会不会脱落，裂缝会不会扩大，似乎已经超出了我们被赋予的责任范畴。
“追责……”我喃喃自语，“这五年，村干部、乡下派干部、工作队员就像陀螺一样转。迎检，扶贫，维稳，防疫……一件接着一件。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我们就是那根针，穿着线，在艾日克贝西这块粗糙的布料上，拼命地绣。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分不清，到底是在绣一幅锦绣山河图，还是在缝补一件百孔千疮的旧衣裳。”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无数张面孔。
有村民们的脸。领到补贴款时感激的脸，羊死了以后茫然的脸，面对我们这些“干部”时恭敬又疏远的脸，以及在夕阳下，坐在自家门前，望着远方，那种亘古不变、平静而坚韧的脸。
这些脸，这些真实的情感和困境，是无法被简化为一串串冰冷的数据，和一个个空洞的“成果”的。可我们现在要做的，恰恰就是这件事。我们要把这五年来所有复杂的、矛盾的、充满生命质感的过程，压缩、提炼、美化，最终变成一本厚厚的、逻辑自洽、图文并茂的档案。这本档案，将成为艾日克贝西村献给这个时代的“答卷”。
谁出问题，就把谁推出去问责。陈书记的话，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每个人的头顶。这问责，问的究竟是什么？
一阵更冷的风吹来，我裹紧了外套。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远处，几户人家的窗户里，透出温暖的黄光。我知道，此刻，艾买尔大婶可能正在她的土炕上烙着热腾腾的馕；帕夏古丽的孙子，正在用我们送的电视机，看着他最喜欢的动画片。生活，在艾日克贝西，用它自己最古老、最真实的方式，缓慢而顽强地流淌着。
而我们，这些外来者，这些乡村振兴的执行者，却被一个即将到来的“考核”，逼得焦头烂额，进退维谷。我们怀着改造乡村的雄心而来，却常常在现实的细节面前，感到一种巨大的无力。我们试图用政策的逻辑去梳理村庄的纹理，却发现村庄本身，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有着它自己不可言说的、盘根错节的生命逻辑。
“走吧，回去吧。”我对小冯说，“至少，先把那些坏了的路灯报修单再找出来，催一遍。能亮一盏，是一盏。”
小冯点了点头，掐灭了烟头。烟蒂在黑暗中划出一道短暂而明亮的弧线，随即熄灭在尘土里。
我们转身往回走。身后，艾日克贝西村沉睡在夜色中，安静得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也什么都不会发生。只有风，还在不知疲倦地吹着，掠过广场，掠过羊圈，掠过那些沉默的路灯杆，发出一阵阵悠长而苍凉的呜咽。
那风声里，藏着我们说不出口的困惑，也藏着这片土地，最真实的呼吸。我知道，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将不眠不休，我们将用尽所有智慧和力气，去应对那场决定我们命运的考核。我们会把所有的问题，都变成“曾经存在但已被有效整改的问题”。我们会把艾日克贝西村，打扮成一个最完美的“样板”。
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当这风声穿过窗棂，我总会忍不住想：我们究竟是在振兴一个村庄，还是在完成一场盛大而逼真的演出？而这场演出的观众，又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