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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底的风，终于失去了春日那点欲说还休的温柔，变得粗粝、滚烫，像一把抓起的戈壁沙砾，不由分说地扑在脸上。艾日克贝西村，这个在地图上需要用放大镜才能找到的墨点，就在这片无垠的燥热里，沉默着，忍耐着。村里那一百九十五座老大棚的维修与移交，是我们所有人心里共同的顽疾，一片绵延数里的巨大伤疤。
十个月了。整整十个月，这一百九十五座大棚的维修与交接，就像一个没人愿意接的烫手山芋，在艾日克贝西村和镇里之间，被小心翼翼，却又毫不留情地来回踢着。我们驻村工作队夹在中间，变成了那个总在捡球、擦球，却永远无法决定球该往哪儿踢的尴尬角色。每一次去镇里，我们都带着村民的期盼，回来时却只带回一车皮的官样文章和含糊其辞的“再研究研究”。每一次村里的会议，陈书记都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摁得滋滋作响，那双熬得通红的眼睛里，是快要燃尽的耐心。
“皮球”，一个多么生动的词。它圆滑，没有棱角，谁都可以踢上一脚，又不会真正伤到自己。它在公文的旅途里弹跳，在电话线的两端穿梭，在一次次“情况复杂，需从长计议”的结论里，被高高挂起。这皮球，滚过了秋日的萧瑟，滚过了冬日的严寒，滚过了春日的萌动，如今，又滚进了这流火的六月。它身上，沾满了戈壁的尘土，沾满了我们这些干部的疲惫，也沾满了艾日克贝西村村民们，那越来越渺茫的希望。
直到镇里新来的陆常务，像一颗投入死水潭的石子，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僵局。
他只是在一个寻常的下午，开着一辆不起眼的越野车，径直来到村委会。没有寒暄，没有客套，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轻轻放在那张被茶渍和烟灰烫出无数伤痕的会议桌上。
“陈书记，塔书记，”他微笑着，目光却精准地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关于一百九十五座大棚的交接问题，我看了一下，其实早就解决了。”
空气在那一瞬间凝固了。窗外的蝉鸣和风声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掐断。我们都盯着那份文件，像盯着一个凭空出现的幽灵。
那是一份交接确认书。白纸，黑字，清晰得令人心悸。交接日期，赫然写着：今年一月。而在文件的最下方，那两枚鲜红的印章，像两摊干涸的血迹，刺痛了所有人的眼睛。一个是镇政府的公章，而另一个，是艾日克贝西村村民委员会的章子。旁边，是塔书记那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签名，笔画拘谨，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陈书记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困惑转为震惊，再从震惊转为一种铁青色的愤怒。他没有去看陆常务，而是死死地盯着坐在他身旁的塔书记。塔书记，此刻却像一个被抽走了脊梁的布偶，低着头，双手在膝盖上反复搓揉，目光始终不敢离开自己那双沾满泥土的鞋。
原来，这就是皮球的终点。它没有被踢进任何一方的球门，而是在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时候，被一只手悄悄地捡了起来，然后塞进了我们艾日克贝西村的怀里。
“一月？”陈书记的声音很低，像从牙缝里挤出来一样，带着一股危险的平静，“我一月在乌鲁木齐陪老婆看病，休了半个月假。塔书记，你给我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陆常务适时地清了清嗓子，用一种局外人的、陈述事实的口吻说：“今年一月，镇里考虑到这个项目拖得太久，影响不好。就请塔书记到镇里开了个协调会。会上，大家本着解决问题的原则，友好协商，塔书记代表村里，签了这份交接协议。镇里也体谅村里的难处，当场就承诺，会在其他项目上给予倾斜，并且，对于塔书记本人的工作能力，镇里也是非常认可的，将来有机会，可以考虑调到镇里的事业单位工作。”
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小锤，不重，却精准地敲在所有人的神经上。软磨硬泡，许以“前程”，趁着唱黑脸的陈书记不在，专挑唱红脸的老好人下手。多么漂亮的一套组合拳。镇里用一个虚无缥缈的“机会”，换来了一百九十五座大棚这个巨大包袱的彻底甩脱。他们甚至不需要承担任何维修费用，因为协议上白纸黑字写着“按现状交接”。而“现状”是什么？是钢筋锈蚀，是棚膜破损，是一片需要投入巨额资金才能起死回生的废墟。
会议室里死一样的寂静。我能听到自己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撞击。我看着塔书记那微微佝偻的背影，那颗平日里总是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的、朴实的脑袋，此刻深深地埋了下去。我试图去理解他那一刻的心情。是面对镇领导时的胆怯？是对那个“调入镇里工作”的承诺的向往？或许，对于一个在村庄里熬了一辈子的农民干部来说，那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一束足以让她短暂失明的光。她或许以为，这只是签一个字，盖一个章，是领导交办的“任务”，却没想过，那红色的印泥落下的一瞬，他押上的是整个艾日克贝西村的未来，以及她自己后半生的安宁。
终于，陈书记爆发了。他猛地一拍桌子，那只厚实的、满是老茧的手掌，拍得茶杯和文件都跳了起来。他指着塔书记，不是那种官僚式的指责，而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痛心疾首的怒吼，那吼声里，甚至带着一丝绝望的哭腔：
“塔书记！你脑子勺掉了吗？！”
这句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质问，粗俗，却又无比精准地击中了问题的核心。它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所有的伪装和沉默。
“你看看！你睁开眼睛看看那些大棚！一堆破烂！镇里踢了快一年的皮球，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那就是个无底洞！你倒好，人家给你画个饼，你就连锅都替人家端过来了？你这一签字，你知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陈书记激动得满脸通红，脖子上的青筋一根根暴起，像盘虬的树根。
“意味着从今年起，这一百九十五座大棚的维修，资产管理，所有的责任，所有的钱，都是我们村自己的事了！镇里干干净净，摘得一干二净！后边要是上级追查国有资产流失，追查项目烂尾，第一个追的就是你！你跑得掉吗？你以为你签的是你的名字，你盖的是村委会的章子？你盖下去的，是咱们艾日克贝西村所有人的命！”
他的声音在小小的会议室里回荡，震得窗玻璃嗡嗡作响。塔书记的身体抖得更厉害了，她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是发出一种类似呜咽的、破碎的音节。
那一刻，我心里的愤怒，忽然被一种巨大的悲哀所取代。我看着暴怒的陈书记，看着崩溃的塔书记，看着一旁始终保持着得体微笑的陆常务，我觉得眼前的一切，荒诞得像一出精心编排的戏剧。而我们，都是被命运捆绑在舞台上的演员，念着不由自主的台词。
悲剧的根源，或许不在于塔书记那一瞬间的软弱和贪念。而在于，那个小小的、红色的印章，在权力的天平上，竟然可以如此轻易地被一个虚幻的承诺所撬动。它本该是责任的象征，是村庄信用的基石，却在一次不对等的“友好协商”中，变成了一纸卖身契。那印泥的红，不再是庄严的宣告，而成了屈辱的烙印。
就在这剑拔弩张、几乎要撕裂一切的时刻，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一条工作群里的消息，来自自治区政法委机关。内容简短，却像一盆冰水，从我的头顶浇到脚底。
“【工作提醒】自开展八项规定专项学习以来，各地报送查获的案件较多，我委驻村工作队不可参与由地区、县、乡、村为主导的任何工程项目，请各位同志严守工作纪律。”
我把手机屏幕摁灭，放回口袋，指尖却是一片冰凉。
“不可参与”。多么精准、冷漠而又充满了自我保护智慧的四个字。它像一道无形的墙，瞬间把我们和眼前这场风暴隔离开来。我们是“驻村工作队”，我们的任务是“帮扶”，但在这最需要我们拿出办法、承担责任的时刻，一条纪律，就划清了所有的界限。我们不能介入工程，不能干预决策，我们只能是观察者，是记录者，是这场悲剧最无奈的见证人。
窗外，六月的太阳依旧毒辣。那一百九十五座大棚的骨架，在扭曲的热浪里，看上去愈发像一个巨大的、充满了反讽意味的问号，矗立在艾日克贝西村的土地上。
会议不欢而散。陆常务礼貌地告辞，他的任务完成了，越野车扬起一阵尘土，迅速消失在路的尽头，仿佛从未出现过。陈书记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雾从门缝里溢出来，带着一股呛人的苦涩。塔书记，则像一个失了魂的人，独自一人，脚步踉跄地走向了村口那片大棚。
我跟了过去，远远地站着。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了那枚印章。它现在，应该正静静地躺在村委会那个上了锁的抽屉里。也许，它的表面，已经落上了一层薄薄的尘埃，和戈壁滩上所有的尘埃一样，沉默，而又沉重。那尘埃里，有塔书记一个人的懊悔，有陈书记的怒火，有整个艾日克贝西村的茫然，有我们这些旁观者的无力，还有那一百九十五座大棚，在风中永恒的、寂寞的呜咽。
而明天，太阳照常升起。这片土地上的故事，还会继续。只是我们都知道，有什么东西，已经被永远地改变了。就像那份签了字的协议，那枚盖了章的印记，它上面的尘埃，也许可以被吹去，但那浸入纸张纤维的红色，却再也无法抹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