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被害之后,因其战功卓著,名扬天下,又是犯下谋逆之罪,为避免后人祭奠,吕雉下令将韩信的躯体密葬于长安城东三十里处的灞桥新筑乡(今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新筑镇)(183)。吕后知道,诛杀韩信事情重大,必须尽快告知刘邦,不宜耽搁,于是命人将韩信的头颅装入木匣,吕后亲笔修书一封,派信使携带着书信和韩信的头颅乘快马星夜疾驰,赶往代地呈送汉高帝刘邦过目。
吕后的信使快马加鞭,赶到洛阳以北八百余里的灵石县(今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时,恰逢汉高帝刘邦从东垣启程经太原先行返回洛阳路经此地,信使便将韩信的首级和吕后的书信一并呈报于刘邦。
刘邦看到韩信的头颅和吕后的信件,方知韩信因图谋反叛被吕雉所杀,灭三族,感到十分愕然和意外,内心五味杂陈,难以言说,不免黯然伤感怜悯,同时,也因为这个最让自己忌惮和放心不下的人从此不复存在而感到踏实许多,不得不暗暗赞许皇后吕雉的狠辣与果决。
刘邦念及韩信自兵出汉中以来,出谋划策,东征北伐,先后灭了代、赵、燕、魏、齐五国,垓下统帅汉军击败项羽,立下卓越功勋,不可抹杀,遂下令厚葬韩信。
韩信的头颅被埋葬于山西灵石县南面的高壁岭之巅,刘邦命汉军士兵每人掬土一捧,覆盖于盛放韩信头颅的木匣上,形成高大的墓冢,刘邦让人在墓冢旁建起石屋,命当地官员派人世代为韩信守墓。
高壁岭山势险峻,壁陡涧深,北倚绵山,南接霍岳,东与灵空山对峙,西与秦王岭相望,地形险要,山中道路崎岖蜿蜒,是连接南北交通的咽喉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淮阴侯韩信葬于此山之后,人们便将高壁岭称为“韩信岭”。
韩信岭上松柏常绿,涧水湍流,景色幽幽,“战神”韩信的头颅埋葬于此,俯瞰世间沧海桑田,烽烟变幻,亦算是合乎于他的地位与名望罢。
韩信岭上的韩信墓虽历经两千余年风吹雨打,因后人守护和多次修葺,保存至今,墓堆仍有三丈余高,十余丈见方,这也是汉高帝刘邦唯一一次为疑似犯下谋反罪的大臣安葬并筑立墓塚。由此不难看出,刘邦对韩信为大汉所做的杰出贡献给予了充分认可,从中表达了他对韩信之死的复杂心情,其中暗含愧疚与惋惜之意。
韩信死前曾长叹道:“蒯通曾对我说过:‘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谁料今日功名成就之后,果真被奸佞小人所害,悔不当初不听蒯通之言矣!”
人称韩信为“兵仙”,“战神”,“国士无双”,胸中可装兵甲百万,用兵如神,百战百胜,所向披靡,但是,他却与古代许多名将一样,不善心机与权术,论忠诚不如相国萧何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唯唯诺诺,小心侍奉皇帝刘邦,终得封万户侯,光宗耀祖,庇荫后代,善始善终;论睿智淡泊不及军师张良,在辅佐刘邦一统天下,达到仕途顶点之际,看透宫廷险恶,帝王为守护自家江山而加重猜忌,心狠手辣之必然,婉辞厚赏,急流勇退,隐居山林,修身养性,潜心悟道,逍遥自在,“战神”韩信最后之悲凉结局令人叹息。
唐代大文豪刘禹锡在他的《韩信庙》一诗中喟叹道:
“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
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
而献计并协助吕后诛杀韩信的不是别人,正是那当年月下追韩信,极力向刘邦举荐韩信为大将军,后人称之为“伯乐”的大汉相国萧何,所以后人才感叹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因而宋代诗人张耒在他的诗作《韩信》中写道:
“ 登坛一日冠群雄,钟室仓皇念蒯通。
能用能诛谁计策,嗟君终自愧萧公!”
清代诗人包彬在《淮阴侯庙》一诗中为韩信打抱不平曰:
“鸟尽良弓势必藏,千秋青史费评章。
区区一饭犹图报,争肯为臣负汉王!”
显然,包彬认为,韩信为报浣衣妇馈饭之恩便以千金相赠,岂会忘记汉高帝刘邦识人重用之恩。
而明代著名将领袁祟焕定然是对韩信的遭遇感同身受,其诗最是豁达大气,他在《韩淮阴侯庙》一诗中这样写道:
“一饭君知报,高风振俗耳。如何解报恩,祸为受恩始。
丈夫亦何为,功成身可死。陵谷有变易,遑问赤松子。
所贵清白心,背面早熟揣。若听蒯通言,身名己为累。
一死成君名,不必怨吕雉!”
古人的诗句多为赞扬、感慨和不平,皆只字未提到韩信是因为谋反而死。
欲知后来之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注解:
(183)灞桥,位于西安东面的灞河上,始建于春秋秦穆公时期,桥边栽种柳树,古时长安人送客至灞桥上,折柳枝赠别成为一种习俗。所以古人又称灞桥为“情尽桥”、“销魂桥”,“灞桥风雪”成为古长安的一道胜景,今已无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