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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凉山的春风，轻拂着 1939 年的山岗。武锡龄蹲在花园屯村的密林青石上，手中树枝在地上缓缓勾勒着进山路线。他身着打满补丁的蓝布短褂，裤脚沾满泥浆，身后篓子里的草药，是他为八路军伤员送药的掩护。那草药的气息，混合着泥土的芬芳，在空气中弥漫。
“武大哥，这边走。” 苏兴从树后走出，军帽上的草屑，诉说着一路的奔波。这位大丰左县工委书记，初到采凉山区，正需一位熟悉地形的可靠向导。武锡龄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土，语气坚定：“苏书记放心，这采凉山的每道沟、每道梁，闭着眼我都能摸到。” 他领着苏兴，钻进那隐蔽的山涧，涧水叮咚，如一首轻柔的乐曲，掩盖了他们的脚步声。
来到山涧尽头的向阳坡，武锡龄拨开茂密的沙棘丛，露出一个山洞。洞内铺着干草，几本油印的抗日小册子静静藏于其中。
“鬼子把山封得紧，但人心封不住。” 武锡龄从怀里掏出布包，里面是各村抗日积极分子的名单。
“您说的抗日政策，我编成山歌唱给乡亲们听，他们都记在心里呢。” 他的眼中，闪烁着如采凉山夜里星火般的光芒。
那年深秋，苏兴在山洞里紧握着武锡龄的手：“锡龄同志，组织决定发展你为特别党员。这采凉山的星火，得靠咱们一起点燃。”
武锡龄望着洞外飘起的细雨，思绪飘回 1928 年，想起在外闯荡时接触革命志士。那时埋下的种子，如今在采凉山的土壤里，终于发芽。他将用油纸包好的八路军证，仔细藏在烟袋锅的夹层里，烟袋杆上刻着的 “采凉山” 三个字，被他摩挲得发亮。
1940 年的正月，武锡龄揣着一张手绘地图，在丰镇县城外的破庙里，等待着那个 “双手打枪” 的汉子。
汉子腰间别着两把盒子炮，眼神锐利如鹰隼。“过三道封锁线，得走采凉山的暗渠。” 武锡龄说着，从棉袄里掏出些棉絮，塞进汉子的枪套，“鬼子的探照灯照不透山影，跟着我走，保准安全。”
夜里，他们踏上穿过封锁线的征程，积雪在脚下咯吱作响。快到采凉山山口时，日本军巡逻队突然出现。武锡龄一把将汉子推到岩石后，自己故意踩响树枝，引开敌人。他在前面奔跑，子弹嗖嗖从耳边飞过，仿佛死神的呼啸。直到钻进那片茂密的松林，他才靠着熟悉的地形，甩掉了追兵。当把汉子安全送到后方根据地时，他冻裂的手心里，还紧紧攥着那半张被汗水浸透的地图。
岁月流转，采凉山的山丹丹开了又谢，武锡龄的鬓角也渐渐染上了霜色。他走村串户，总能带回一沓沓抗日经费，那是乡亲们偷偷塞给他的银元、布票，还有他卖耕牛换来的 3000 伪蒙疆币。他常说：“钱是死的，星火是活的，把钱变成子弹、变成药，才能烧尽鬼子。”
那些经他介绍加入抗日队伍的年轻人，都知道山脚下有个 “武先生”，他的话，比山涧的泉水还要实在。
1946 年的冬夜，叛徒带着伪军和地方汉奸武装闯进武锡龄家。彼时，他正趴在炕桌上写革命传单。窗外的采凉山，黑沉沉的，如一头沉默的巨兽。他迅速将传单塞进灶膛，任凭枪托砸在背上，始终一声不吭。监狱里的酷刑，没能撬开他的嘴。他望着铁窗缝隙里透进来的微光，仿佛看到了采凉山的星，心中的火，从未熄灭。
次年春天，战友们将遍体鳞伤的武锡龄从监狱接出来，他已站不稳了。躺在采凉山的窑洞里，他拉着年轻党员的手，指节因肿胀而变形：“记住…… 采凉山的火…… 从来灭不了……” 话音刚落，山风从洞口吹进来，卷起地上的火星，如无数跳动的火苗。
下葬那天，采凉山的乡亲们都来了。有人带来他用过的烟袋，有人捧着山丹丹花。有人说：“武先生没走，他就像采凉山的星火，落在这山里，落在咱心里，早晚会燎原。”
山风掠过树梢，发出呜呜的声响，仿佛在应和这滚烫的话语，将那红色的火种，永远留在了采凉山的沟壑与年轮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