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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凉山的风从 1916 年吹起时，花园屯村的黄土里正埋着武文斌的啼哭。那哭声裹在莜麦秸秆燃烧的烟火里，混着万泉河的水汽，在土窑的梁上绕了三圈，才肯落进襁褓。这孩子长到十六岁，已能跟着父亲武锡龄在田里扛半袋莜麦，肩膀压得发红也不吭气，可他总盯着父亲藏着的传单发呆 —— 那些印着 “穷人要翻身” 的纸片，边角卷着毛，油墨味里带着股热乎劲，比地里的庄稼更让他心头发烫。
1932 年的秋霜刚落，武文斌背着干粮走出花园屯。十六岁的少年踩着采凉山的碎石路，鞋底子磨出了洞，脚趾头抠着地上的土往前走，要去寻找父亲常说的 “能让穷人抬头的队伍”。他在兴和县的破庙里找到地下党组织，老党员递给他一本油印的《共产党宣言》，字里行间却像燃着炭火：“文斌，民运工作就是要让百姓知道，党是他们的靠山。”
1933 年的油灯下，武文斌攥着拳头宣誓。入党誓词念到 “牺牲个人、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时，王大爷被地主逼走地租的佝偻背影、张婶儿子被抓壮丁时的哭喊声，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疼得他攥紧的拳头渗出了汗。土地革命时期，他任兴和县委民运部长，跑遍全县三十多个村，在土墙上写标语，石灰水溅在棉袄上，冻成了白花花的硬壳；在油灯下教农民识字，指尖划过 “平等” 二字，听着满屋子粗粝的跟读声，觉得比任何歌谣都动听。他把 “减租减息” 的政策编成顺口溜：“地主的粮，百姓的汗，该还的债要算清！” 乡音在山谷里传开，像撒了一把种子，落在谁心里，谁就跟着念，念着念着，腰杆就直了。
有天夜里，他带着传单回村，撞见父亲武锡龄在老屋的油灯下缝布鞋。昏黄的灯光映着父亲鬓角的白发，像落了层霜，针脚在鞋底密密实实排开，一针扎下去，线在指缝间绕个圈，又拉紧，像在编织一张护佑的网。
“爹，你咋还没睡？” 武锡龄把布鞋推给他，鞋帮上还沾着白天下地的泥土，带着股土腥味：“你跑村串户磨鞋，这双纳了七层底，耐穿。” 武文斌摸着鞋底的纹路，横竖交错，像地里的田垄，忽然明白，父亲早把对革命的支持，缝进了每一针每一线里，藏在鞋底子的厚度里。
1937 年战火蔓延到采凉山，离家五年的武文斌匆匆回家看了一眼，妻子梁桂兰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武建国，塞给他一双千层底布鞋：“放心去，家里有我”。
武文斌的公文包里总装着两本册子：一本记着各村的堡垒户名单，谁家能藏伤员，谁家有地窖能囤粮，字迹密密麻麻；另一本画着难民安置点的路线，红铅笔标着岔路口，像在纸上铺了张网。深冬的雪没到脚踝，他踩着雪往山沟里走，把最后一袋救济粮送到孤儿寡母家。妇人要给他磕头，他赶紧扶住，棉衣上的雪粒子蹭到妇人的头巾上：“这是政府该做的，等打跑鬼子，咱好日子在后头。” 屋檐下的冰凌滴着水，落在他手背上，凉丝丝的，可心里头热。
一次日本军扫荡，他带着二十多个难民躲进山洞。武文斌把自己的棉衣脱给冻得发抖的娃，那娃的小手抓着他的衣角，像抓着根救命稻草。他蹲在洞口守夜，听着外面的动静。洞外传来日本军的搜山声，“哐哐” 的枪托砸石头声，他握紧腰间的手枪 —— 这枪是父亲给的，枪托上刻着个 “武” 字，被手汗磨得发亮。直到天亮日本军撤走，他才发现手指冻得僵在扳机上，却笑着对难民说：“这里的石头都护着咱。”
那时弟弟武璞已长成半大后生，跟着他在民政科当通信员。有次送紧急公文，武璞在雪地里摔断了腿，却死死把公文包护在怀里，雪水顺着裤管往靴子里灌也不管。武文斌背着弟弟往后方医院赶，雪地上留下两行深浅不一的脚印，像两条拧在一起的绳子。武璞在他背上哼唧：“哥，册子没湿……” 武文斌眼眶一热，喉咙里像堵着啥：“咱武家的娃，骨头都硬。”
1943 年，武文斌调任绥蒙军区某分区利民支队政治部主任。他带着支队打游击，白天指挥战斗，子弹嗖嗖从头顶飞，他趴在土坡后喊 “打”，声音比炮声还响；夜里就在油灯下写宣传稿，笔尖在麻纸上划过，沙沙的，像在播撒火种。战士们都说：“武主任的笔比枪还厉害，写的顺口溜一传开，老乡们送粮送药的就来了，队伍像喝了泉水的庄稼，蹭蹭长。”
最险的一次，支队被日本军围困在黑风口。他带着宣传队的同志在崖壁上凿坑，指甲盖崩裂了，血滴在石头上。让伤员先爬上去，自己殿后，子弹擦着耳边飞过，带起的风像刀子。他想起父亲的话：“保护百姓和同志，比自己的命金贵。” 突围后清点人数，发现少了个刚参军的小鬼，十五六岁，还带着孩子气。他立刻带着武璞返回搜救，在雪窝里找到冻僵的小鬼，兄弟俩轮流把孩子背回营地，雪地上的脚印歪歪扭扭，却没断。
1945 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武文斌正带领绥蒙剧社排演《采凉山儿女》。剧社的社员大多是翻身农民，脸上还带着地里的风霜，他教他们认字、写剧本，把战斗故事编成晋剧，梆子一敲，唱的都是身边事。首场演出在丰镇的打谷场上，土台搭在麦秸垛上，火把照亮了台下黑压压的人头。当演到 “武家父子护乡亲” 的桥段时，台下的老乡们哭了又笑，有人指着台上的武文斌喊：“那不是文斌吗！他爹当年就是这么护咱的！” 喊声一落，满场都是泪珠子，混着笑，落在黄土里，像下了场金贵的雨。
解放战争时期，武文斌任丰镇县教育科科长。他把旧庙宇改成学校，神像挪走了，换上黑板，尘土飞扬里，听见孩子们的读书声，觉得比啥都好听。他走遍全县找失散的教员，有的躲在山里，有的当了农民，他就拉着人家的手说：“回来吧，娃们等着认字呢。” 黑板上写的第一句话是：“读书识字，建设新中国。” 粉笔字在阳光下泛着白，像撒了层希望。
抗战胜利后，武璞随剧社编入绥蒙军区宣传队，他带着剧社来丰镇演出新编的《烽火传家》。后台里，武文斌帮弟弟整理戏服，粗布衣裳上绣着山丹丹，红得亮眼。武璞指着花：“哥，这是按爹说的绣的，他说采凉山的花最耐活，根扎在土里，风刮不倒，霜冻不死。”
丰镇县的老人们还记得，有个叫武文斌的科长，总在放学后帮孩子们补功课，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字：“教育是火，能烧尽苦难；传承是光，能照亮来路。” 那幅字的落款藏着采凉山的风，藏着武氏三父子的脚印，更藏着一代革命者用生命点亮的星火。他的妻子梁桂兰带着儿子武建国艰难度日，却始终坚持参加妇女工作，教妇女们认字，说 “文斌说了，女人也要懂道理”；武建国长大后也投身革命，让这星火在采凉山下代代相传，像万泉河的水，流得远，也活得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