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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杨梓却对自己肩负的使命只字未提。李克风其实找杨梓，是任命她担任中央情报部驻香港联络处情报组的负责人，让她在香港以公开的社会身份执行潜伏任务，逐渐取代“珠江”，以便在一到两年内，将“珠江”替换回北亰，老胡同志已经五十岁的人了，和妻子分居多年，首长李克风也是考虑到这一层。另外，胡勉之和台湾工委的关系比较密切，他担心一旦台湾出事，会累及香港，所以既不能长期让他独居香港出事，又要让情报工作能有延续性。所以杨梓这次以李克风特派员身份，协助并逐步接替胡勉之工作，首长在她临出门前，还深深地表达了歉意。
李克风使用杨梓，除了她个人能力超群而且特别有沉稳和胆识之外，还考虑到杨梓有一个资本家父母的家族背景。解放前的杨家是广东五邑侨乡的江门大户。祖上去北婆罗洲等南洋贩卖本土粤丝，后成为南洋富商。淞沪一二八抗战后，杨梓的父亲来到汕头从事投机行业。当时侨汇之于粤省经济亦有消极作用。如杨梓父亲那种使用侨汇干各种投机事业，如在广州等地购买房产、炒地皮及高利放款等很常见，七七事变后，杨梓父亲在广东大买田地、商业投机，乃至囤积粮食和走私，尤其是大规模走私贩私给当地造成严重的税收损失，给社会经济造成极大危害，但杨梓父亲等一批人也算有爱国情操，对民生和民族工商业也有帮助。
杨梓读书期间就参加了进步读书会，后来考入广州柔济医院端拿护校，但杨梓锐意报国，日寇蚕食东北和察哈尔后，她不想再作为一名医护人员，所以并未毕业就离开广州，考入中央军某军团的报务班，成为一名从事无线电工作的国军战士。但是，她与大资本家族的关系是没有断的，一九三九年她回了一次广州，看望父母，随后离开国民政府部队，考入上海电检所重庆办事处。上海外电检查所创办人是董显光，早年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归国后创办过《庸报》，又任上海英文大陆报记者。1935年董显光受蒋介石直接委任，负责上海外电检查工作。
杨梓童年时代是和母亲在国外度过的，有一定的英文功底。电检所从上海搬迁重庆后，她成为新的骨干成员，受到董显光的器重。适逢董显光就任国民党第五任宣传副部长，电检所成为董部长的班底，这样杨梓就并入国民党国宣处。国宣处拣选擅长外文的新闻人才，下设英文编撰、对敌(日本)宣传、国际广播、外国记者管理、苏联研究各项职能，杨梓所在的国际出发展海外宣传网络，抗战期间逐步在欧美国地区(如纽约、伦敦、芝加哥、旧金山、华盛顿、蒙特利尔、墨西哥城、范都拉)和亚太地区如香港、新加坡、仰光、加尔各答建立办事处，以中外结合方式扩大国际宣传效力。杨梓负责联络驻华及来访外国记者，监督报道，是国民党战时国际宣传的喉舌部门。
国宣处后来在中央社内部设一个摄影组，以中央社的名义将摄影照片提供给各国媒体。国破山河，杨梓和国宣处摄影组多次冒着危险拍摄日寇侵犯我中国军民的战地照片。组员王小亭拍摄的孤儿坐在轰炸狼藉的火车轨道上啼哭的照片，传播到世界，成为中国受日寇苦难的标志性新闻照片。后来杨梓进入中央社英文部，一九四一年杨梓也负责重庆短波台基础上建立的“中国之声”广播电台的一部分新闻业务。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杨梓所在的国宣处外检和新闻业务并入行政院新闻局詹絮悟为处长的第一处。美国政府在战后对国民政府援助问题上因四大家族的腐败和无能多有迟疑，可蒋介石却怪罪国民党战后国际新闻宣传效果上的失败，新闻局成了国民党统治者眼中无足轻重的机构，1949年4月，新闻局被缩编为行政院新闻处。那时候国民党统治风雨飘摇，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江南上海等地一片风声鹤唳，从事新闻方面工作的人时常面临没有薪水发的窘境。
国民党腐败牵扯到各个方面，甚至出现过“洛阳纸贵”的丑剧。在抗战时期，《中央日报》就因未争到足够配纸多次印刷不足。重庆《中央日报》社社长刘觉民曾经抱怨“今天重庆市里办报，是一件最倒霉，最棘手，最困苦，最没出息的事”。在官价配纸与黑市纸之间巨大差价的刺激下，多多少少报馆一手拿到官家纸，一手向黑市去卖了钱，去做黄金美国钞之投机。甚至还有“印几张报纸作门面，而每月以出卖白报纸来发财的报馆”。
重庆还都南京以后，国民党腐败愈演愈烈，因中国人不能自己造纸，所用都是美国货，就出现了印出来的报纸不如卖白纸的怪事。上海报刊社及通讯社约有500家，而经常发行者尚不及半数。连大型党报《和平日报》和民间大报《益世报》，也凭着日销不到两千份的“优势”，将用不完的配纸卖到黑市赚取差价了。1948年，就连南京《中央日报》社长马星野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做报的人，只有听从上海白纸美国钞的主宰们赐给我们之命运，谈不到任何预算与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杨梓提前离开国民党新闻处，开设自己家的生意糊口，实际上他专门在南京地区领导地下斗争。解放前夕，杨梓父亲的大多财产转移到香港，叔伯们为了避祸，甚至还在日本东京和福冈等地开了分号。因此李克风决定让杨梓在一九五零年上半年以原中央社记者并兼职《世界报》、《大公报》记者身份从香港转到东京工作，帮助父亲和家族料理生意，这样她就可以往返于日本和香港，组织起一个跨国界的情报网。以便搜集美军远东司令部和台湾国民党驻日代表团的情报，为解放台湾做必要的准备。
虽然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组织决定，意味着她将与丈夫长期分居，甚至可能再也回不到内陆来，若想在国外构建一个稳定的社会关系网，没有三年五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在国家利益和最高使命面前，个人幸福得失都须服从于党和人民的利益，杨梓懂得这个道理，这位党的好女儿，长期革命斗争中原则性和纪律性很强的秘密战线的女干部，她不会考虑自己的家庭，只能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指示。
当李克风表达出歉意时，杨梓毫不犹豫地用微笑面对首长的尴尬，最后出门前，给首长敬了一个标准军礼，用坚定无畏的眼神默默答应了工作安排。一九五零年新年过后，杨梓就要出发了，但她却装出一副悠闲的样子，不动声色地和丈夫说，想和丈夫一起去杭州出差，顺便玩两天。戴靖远出差是常事，不过妻子陪同还是第一次。他惴惴不安地感觉到，可能有生活上的变故即将降临，可他也不忍强迫妻子说出口。
戴靖远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九五零年元月十七日，两人一起到达杭州，杨梓似乎没有任何组织上的工作，每天只是在宾馆等待他归来。最后一天，他们一起去杭州西湖观光。杨梓高兴地给丈夫划船，她没穿军装，而是一副普通人家大姑娘的打扮，清新而靓丽，让戴靖远永远难忘的就是妻子的微笑，她穿着那身花布衫，梳着两条辫子，真的美国极了。泛舟湖上，望着碧绿的水，杨梓荡起双桨，给丈夫唱歌，虽然她唱得并不好。
船入湖心，杨梓拿出买来的白斩鸡，还有一瓶酒。看着丈夫狼吞虎咽。戴靖远吃到一半，就见妻子神情凄然，再也吃不下去了，他刚要询问到底她怎么了，是不是怀孕了。忽然见妻子的脸严肃起来。第一次，妻子“违背组织原则”对丈夫谈起一些事。她说上次删除回忆录江苏省情报人员大解救的段落是有原因的，绝不是为了自己的丈夫功名。她回忆说，当初她并不知道日本宪兵队和日伪特工总部设下的鸿门宴，是诱抓中共地下高级干部。她去敌人魔窟和戴靖远见面，是那位影子上级的指示，因为情况紧急，来不及请示首长李克风，那位同志自行决定，让杨梓化装后，拿着日本使馆的私人名片进入了宴会厅。
叛徒出卖省委的损失由于那位同志及时挽救，降到最低。江苏省能起死回生，是个奇迹。为此受到了中央情报首长高度表扬，李克风首长并未提到任何龚剑诚的事，还单独交待过杨梓，此后不允许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对任何人包括领导提及和回忆龚剑诚，因为认识龚剑诚的人里，还知道他是我秘密情报员的人，除了先期去台湾的陈芝，吴淬文，就是龚剑诚的弟弟秋风，然后就是她了。个中原因自己体会，首长不点名。
其实，即使杨梓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高度机密，但她能理解和遵从首长的指示。若非丈夫长期索求，戴靖远不止一次说全国解放了，真希望见一见自己的恩人，她才不得已告诉了零星半点。其实，关于保护龚剑诚这件事，江苏省委拯救事件背后，还有过一场巨大的风波，这一层即使杨梓也不知情。
事情的起因是原省江苏组织撤离的一个负责人，现任华东局重要人物，他在给华东局首长汇报工作时，热情洋溢地提到这次灾难的细节。还很热心肠地要找到那位直接以上级交通身份指挥大撤离的同志，在华东局领导的支持下，他还形成了书面材料，在回忆录中他对那名神秘的同志大加赞扬，且为解放也不能见到这位同志而感到遗憾和深切怀念，甚至他还凭借自身的高级职务，违反情报工作纪律，将此材料让内参的总编进行一些艺术加工，写成具有历史意义的回忆录解密文章，讴歌我党在危难时刻，又一次再现情报历史上“后龙潭三杰”之壮举。
新的“龙潭三杰”是“冷杉”“葵”和那位开雪铁龙轿车，一副公子打扮的无名同志，这引起了中央派驻华东局社会部特派员的高度重视，立即写一份报告给李克风。与此同时，那位写回忆录的负责人在华东局首长支持下，也打一份秘密报告，给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陈汉卿，要求弘扬和挖掘这三位同志的卓越功勋，激励和纪念无名战线突出功勋。
这份报告从陈汉卿那里转给李克风，还加了批注，他认为有必要内部重新挖掘这种党内重大历史事件。不明真相的陈首长还征求李克风的意见，是否可以内部留存，不然多年过去，无名战线的故事都会石沉大海，后人无法缅怀。结果史无前例地遭到李克风当面回绝。李克风对陈首长拒绝还是第一次，他将华东局上报的材料摔到了桌子上气得脖子粗脸红。
下级批评上级，互相监督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在革命战争时期并不为过，这是我党内民主气氛健康发展的三大法宝之一，不过解放后的情况就有些变化，陈汉卿也没想到李克风会在他面前大发雷霆，因此和李克风吵了起来。因为不明白事件的真相，也不知道龚剑诚其人，引发了误会，两人大吵一通，李克风说这是无组织无纪律，这个华东的某负责人必须撤职，秘密战线的斗争错综复杂，解放了也不能英雄排座次，还没到那个时候！但陈汉卿说，现在取得了胜利，情报战线几万甚至十万当年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遭受过许多误解，这些人是日后新中国情报斗争的主力军，不能让他们在解放之后，还得不到应有的荣誉和待遇，这是卸磨杀驴，是极不负责的。
陈汉卿过去一直是秘密情报工作的一号首长，知道情报工作的利害关系，正因为如此，他才主张给予情报工作那些默默无闻的同志一点曙光和行政上的特殊关照。其实，两个人说得都没错。只是李克风在没有最高首长指示的前提下，不能对陈汉卿道出实情。最终，在秘密战线有最高决策权威的首长调和批评下，陈汉卿终于认识到自己在这件事上不谨慎，虽然这算不上错误，但由于鼓励下级单位对秘密战线的真相深刻挖掘和公开，由此造成的损失将不可估量。
好在事情刚刚开始，还有挽救余地，陈汉卿当着首长的面，给直接部下李克风做了检讨。这件事让李克风哭笑不得，但内心也因为“寒风”等同志因此可能暴露而极度恐慌，即使这样，李克风也没对陈汉卿说出龚剑诚其人的真实情况，只告诉了他代号，以及他在海外潜伏的使命，直到台湾工委遭到重大破坏，蔡孝乾叛变造成吴淬文等同志牺牲，李克风才对陈汉卿说明了龚剑诚其人和他独立潜伏的准确情况。
最高首长队原江苏省组织部长擅自将材料让总编修改一事十分恼火，认为这种同志大脑里的功名利禄思想极其严重，刚刚解放就头脑发热，如果这种势头进行下去，势必会在此波澜带动下，出现一批摆资格、要待遇的干部，因此亲自下发一份文件，要求华东区和各个大区负责人，坚决遏制这股借索真相、挖解密为名，实则给人民摆资格、求待遇的恶劣风气。
总首长队新中国情报工作方向和情工人员组织原则再次做了指示。后来那位华东局某负责人被撤职，为了防止他的回忆录曾经泄密，还将阅读过文章的某内参的总编和副总编调离岗位，分配到祖国边疆某地主抓其他文化工作，虽然名义上是升职，但实际上是隔离了他与新闻和情报系统熟人的关系。虽然处理得比较严酷，但由此保护了我最优秀的海外特工之一“寒风”和后来派出去的“葵”的身份。
此后，凡是涉及南京地下党和江苏省情报系统遭受过劫难的历史文章和回忆录全部删除，许多不再从事情报工作的当事人也大都调离敏感岗位，并由陈汉卿派出的党史文献调查组谈话，保证今后绝对不会在任何场合谈到那段经历和故事，虽然当事人都不理解，甚至产生愤懑情绪，但是组织上是不会对其进行解释的，因为党史部门也不知情。就这样，这场风波平息了。当然，杨梓只对丈夫说了一句话：如果那天你出去的话，损失的就不光是你戴靖远，还有我们许多的同志，甚至可能是李克风首长的情报体系在江苏的建设，因为戴靖远所领导的地下党组织在抗战时期举足轻重。
杨梓叙述完之后，深情地依偎在丈夫的怀里，感受着最后的温暖。但是，西湖的风光再迷人，她也不能有诗情画意的感知，甚至不想睁开眼睛看和思考，若过去战争年代，他和她的分别还是以半年和几个月来计算，由于工作关系，她总会像离不开故土的大雁，只要他想见她，她总能在恰当的时候，飞入他的眼帘和胸怀里，可是这一别就不知何年何月了。
站在沸流江畔高山上的戴靖远微微闭了一下眼睛，妻子温柔的面孔渐渐从飘渺的西湖薄雾中清晰起来，她就那样浑身麻木一般、僵如化石地任由他抚摸和亲吻，几乎一动不动。他不知道妻子真的在秘密战线牺牲了，会不会也如那天的冰冷，其实她只是用这种泥塑一样地失掉自我的情调，让丈夫那颗滚烫的心变冷。
他似乎从未这样大胆而放纵地和妻子拥抱在一起，幸福而不受约束，他们在只有两人的船舱里亲吻然后云爱……甚至在回到宾馆之后，依然如故，卿卿我我，那是让戴靖远一生难以忘怀的不眠之夜。凌晨时分，他满足地抱着妻子睡去。可第二天一醒来，感觉妻子的枕边空荡荡的，屋子里一片死寂，抚摸着妻子的被窝，里面非常冰冷，她似乎就没有睡过。
戴靖远惊慌失措，他赶紧爬起来，步态踉跄地在宾馆房间找她，其实就那么大的屋子，妻子是不可能藏起来的。戴靖远以为她出去自己散步西湖了，就奔出去在西湖边的路上到处寻找，可是一个钟头过去了，他也没有发现杨梓的影子。戴靖远不得不回到宾馆等候，他脸色苍白，甚至都忘记了查看她的小女士皮包里到底有什么。等他打开之后，发现里面不但有她随身携带的钱包等一切，还有一封写着戴靖远的信。
显然，那是妻子有意留给他的。信纸里夹有一张妻子和义女昕媛的合影。她的信写得深情而平淡，说要和孩子出远门了，望他保重身体，不辞而别别难过，组织上有专车接她离开西湖，希望他工作不要鲁莽要有耐心。对于这么多年没给他生个孩子，杨梓表达了含蓄的歉意。但这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当戴靖远迫不及待地看到信尾，才发现信纸上的钢笔字模糊了，一片湿润的纸，他用舌尖舔一下，咸涩，是泪。
他再也抑制不住内衣的凄凉，禁不住泪如暴雨……泪水模糊地润湿了熟悉的妻子的笔迹，他哽咽着读出声音，那是妻子留下的一首唐代崔郊的诗，寓意她可能和丈夫永别。
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我离开以后，请你把我们的相册整理一下，烧掉我的部分，你认为可以留下的相片和书信，送给情报部克公同志本人留存。戴靖远完全理解妻子的难处，以及她今后面临的工作处境。他今天有专车离开，而且不带钱包和所有包括小镜子和雪花膏的简单化妆品，也是暗示戴靖远，她此行一定是国外。戴靖远含着眼泪，将妻子的信烧掉，然后去会议组报到，参加完最后一天的会议，就孤独地坐上了杭州到北亰站的火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