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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的春天，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忙碌的季节。一方面因为我是个刚出道的律师，没有名气，庭上辩论无论气势还是随机应变，都不如老流氓、小色鬼等人老道，所以我必须抓紧时间练习、想方设法拉拢客户，以便赢得更多的上庭机会。一方面因为婚期迫近，我不得不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可以用分钟来计算的时间来筹备婚礼。我和女友安拉大学就开始谈恋爱，谈到现在已经八年多了。女友说，八年，一场恋爱谈了八年，相当于一次抗日战争，两次半抗美援朝，小姑娘都变成大姑娘，大姑娘都熬成老姑娘。她老大不小了，再过两年就没人要了。最后，安拉把底牌一摊，要么结婚，要么分手，本姑娘可不能在你这颗矮脖子树上吊死。我其实也有了想结婚的意思，反正都要结婚，迟早都要过这个坎儿。早结晚结不是一个样？老太太、老太爷早就在催了，每打一次电话就问一次，每问一次我就烦一次。
78年在乡村电话还是稀罕物，老两口想儿子想要打电话，就得朝镇上跑。我很能想象他们打电话的样子：一大早跑十公里，跑到镇上的公用电话摊儿，掏出一张在口袋里揉得皱巴巴的破纸，眯着一双眼睛，像小孩子一个数字指着一个数字读过去，读一个数字拨一个数字，拨的时候往往使了朝墙上按图钉的劲儿，仿佛电话机上跳出来的数字与他们使出的劲儿成正比似的。拨完后，还要疑神疑鬼地回头对上几遍，最后确认无误才放心大胆地拨出去。尽管他们并不懂得诗赋文章的写作技巧，但是他们的电话总是遵循诗赋文章卒章显志、曲终奏雅的规律。不论他们的话题扯多远、有多无聊、多微不足道、不值一提，但是最后、最终的立足点都是：儿子，你老大不小了，有女朋友了吗？什么时候结婚？我若说没有，他们就出主意。县城的姑娘就很不错，村里某某家的女儿今年二十了，大手大手、粗胳膊粗腿、五大三粗的很能干活；胸脯也大，屁股也肥，看来很能生养，你若愿意，我和你爹就去提亲……我说有，他们也出主意。我那年过六十的爹，就稍稍压低声音说，这方面总要男的主动，反正迟早都过那个坎儿，先把她拿下来，只要肚子里有了货色，这姑娘一辈子踏踏实实地就是你的了。你娘当年不就是这回事？
我简直无言以对。况且为了炫耀他们有个读大学的儿子、当律师的儿子，他们打电话时从不低声细语，从来都是高谈阔论，恨不得让整个镇的人都听见。逼婚这一出也绝不避嫌。搞得我虽然与他们隔了几千里路，但是我却觉得自己像是被剥光了，赤裸裸地曝露在电话的另一头的大庭广众之下游街示众。所以我一接到他们的电话就头痛，一边支支吾吾，一边直冒冷汗，说实在话，再棘手的案子，再严肃的法庭，再激烈的辩论都没有让我如此心惊胆颤过。所以安拉一提出结婚，我并没有反对。
我的迟疑仅仅持续了三秒，三秒钟的时间足够让我对我们八年的感情做出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我说，安拉，我们在一起八年了。八年了，发现没有特别喜欢对方，也没有特别讨厌对方，这足够成为我们结婚的理由。所以，嫁给我吧，安拉。我边说边单膝下跪，并且从口袋里掏出一根事务所里扎小票文件用的皮筋，折成两股套在她的左手无名指上。
安拉绝对没有想到我会来这招，当时就惊呆了，然而看见套在手指上的仅仅只是一根塑料皮筋，立即就哈哈大笑。不过就结婚这件事，我们总算达成协议了。
安拉后来问我，求婚那段是不是事先预谋好的？还是律师的本能，还是千钧一发之际想出来的应变之机？
如果真是那样，你是不是就不嫁了？我问。
嫁，当然嫁，安拉调皮地把眼睛一眨，反正在一起都八年了，又何必在乎再多几个八年？
接下来的事就更加繁琐了。先是双方父母见面，见面后，互相满意，又互相不满意。做丈母娘的嫌做婆婆的土气，做婆婆的嫌做丈母娘的太花哨。两个老头子比较安分，但一个嫌一个抽烟太重，另一个嫌这个文刍刍的，像个娘们儿。然后又终于挑起女儿女婿的毛病。
老太太就说，儿子啊，你怎么找这样一个姑娘，安拉这么瘦，恐怕不太好生养，我就看不出她有多美。
安拉也跑过来跟我抱怨，说她妈就是个嫌贫爱富的主儿，说什么律师能赚几个钱，养不活老婆儿子的，我偏嫁，又不是她结婚，我干嘛听她的。
我感动地把这个善良的姑娘朝怀抱里一拥。我说，安拉，你说的对，结婚是我们两个人的事，与他们不相干，我们自己去领证吧。我们就去把结婚证办了。两边的老太太、老太爷都面面相觑，半晌才说，算了，随你们去。但婚礼总得有一个吧。
好，就办一个婚礼！我说。
婚房总得有一套吧。
好，就买一套新房。我说。
接下来的事就更烦了，买房子，装修，买家具，装家电，这其中的一项都足以让人跑掉半条命。好在我是一个喜欢安享现成的人，我发觉安享现成有很大的好处，至少不会走弯路。我发现同行的房子多买在城东，那里新开发的楼盘直面大海，视线开阔，最重要的是远离尘嚣，风景宜人，不仅适合居家养生，还有极高的升值价值。所有的职业中，律师是最最精明的，也是最最精于算计的，买了一幢房，等于买了一片海，买了坐等升值的无可挑剔的后半生，哪有这等一本万利的事儿？我就办了贷款，安拉也很喜欢，双方父母意见也难得一致，说这房子买得值了，装修就包给他们了。
还亏得他们帮忙，我和安拉都要上班，我的事务所又忙得分不开黑天白夜，哪里顾得上装修二字？两家老俩口，一个盯材料，一个盯进度，一个盯工程质量，一个盯偷奸耍滑、铺张浪费，生怕儿子女儿吃了亏。所以新房装修，我和安拉基本上就没有费多少工夫。而善于算计的他们在搞装修的时候，就开始筹备婚礼的酒席了。该请哪些人、该办多少桌，桌上该有些什么菜，新娘新郎穿什么，婚礼的流程该怎样进行，新人敬酒该走什么样的路线，喜帖应该买什么样的，婚礼上的糖果应该买多少斤……等到房子装修结束，我和安拉就只需面对一个问题，只需拍些婚纱照来装饰未来的小巢啦。
我和安拉的婚礼安排在海风微拂的初夏的五月，安拉说她喜欢百合花盛开的季节，她认为百合花的美美得无懈可击。由于婚礼迫在眉睫，一个月后就是婚期，所以我们的婚纱照必须速战速决，再也拖沓不得。
我们终于和一家名叫钟爱一生的婚纱摄影店签了合约，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第二天店里将全程为我们摄影，同时在婚礼的当天，店里还会提供一次免费的新娘妆容服务。
我特意请了一天假。
我对安拉说：“亲爱的，我可是白白放弃了一天为我们的未来打拼的时间哦！”我搬过她的脸，见她一张嘴红艳欲滴，就凑上嘴去想要亲吻。
安拉把头一扭，做出一副嫌弃的样子：“你要是不肯请假，雇个人来拍照也可以啊。”
“要是真能雇个人来拍照，信不信我还真雇！”我半开玩笑地说。
安拉拿抱枕打我的头：“你真是个活宝！”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为了拍婚纱照，我也是豁出去了。安拉和我约法三章，说今天我必须听她摆布。
“你们男人懂什么啊？一辈子就结一次婚，结婚就拍一次婚纱照，哪能不拍得跟金童玉女一样？”
“谁说一辈子只能拍一次婚纱照？”我笑眯眯地说，“你要是愿意的话，以后我们每年都来拍一次好不好？”
“亏你想得出！”安拉把握在手里的粉垫朝我脸上一阵乱打，她旁边的细眼睛、长头发的化妆师也撇着嘴偷乐。
“好啦，好啦，你别像根柱子杵在旁边。我的妆容还要一会儿时间呢。你要是觉得无聊，就一边坐坐喝喝茶去；知道担搁了你的宝贵时间，我会加倍补偿你的，我的大律师。”安拉眉眼似笑非笑地说。
我就要了杯咖啡，在一张专供客人聊天休憩的茶几旁坐了下来。有两位男士已经早我坐在那里了，他们的眼睛都无一例外朝着梳妆台张望，他们的女友和安拉一样，被两三个长相颇为端丽的年轻店员装扮着。一个女人背对着茶几坐着，她的男友就只盯着女人对面的镜子看；另一个男士比较幸运，女友的梳妆台正好侧对着茶几，所以他只需稍稍偏过头，女友上过颜色的妆容就可以一览无余。而他们也我一样略施淡妆。我想对于男人来说，没有一个不讨厌在脸上涂脂抹粉的。我对面的一个，涂了唇、抹了脸，穿了日本武士的长袍；他镜子里的女友也穿了花里胡哨的日本和服，一张脸涂得像张白纸，活脱脱的从艺妓馆里跑出来的艺妓。我旁边的一个，则西装笔挺，也涂了唇、抹了脸，甚至还扑了粉，因为他的肤色显黑，化妆师刻意在他脸上扑了些粉，搞得他像只沾了一翅膀花粉的蝴蝶。他的女朋友也粉嘟嘟的。她身穿一件蓬松的婚纱，仿佛唐僧师徒在观音寺遇贼和尚放火时，孙悟空用来罩住木楼的避火罩。婚纱那么紧，那么玲珑浮凸，而她的头和胳膊居然还能露出来，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不用说，我当然也是粉脸、红嘴，两个男人在我眼中是怪物，我在他们眼中当然也绝不是人。尽管我和他们都是准新郎，都是来拍婚纱照的，但我和他们实在没有什么话题可以交谈。彼此笑笑，点点头，谈谈天气寒暄几句，好比两只蚂蚁半路上撞见了，彼此触角碰碰触角就再也无话可说了。
三分长相，七分妆容。女人美不美，有没有气质，全靠会不会梳装打扮。只要擅长画皮，哪怕丑得像个鬼叉，也会立即变得眉清目秀。所以说世上最难以琢磨的物种莫过于女人了，特别是擅长描画皮相的女人。本来一千个女人有一千种长相，好比一千人读莎士比亚，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是经她们这么一描画，扑上粉、画上眼印、装上假睫毛、涂上红嘴唇，你会惊奇地发现：这一千个女人根本就是一个嘛！
婚纱店里的三个女人让我彻彻底底领教到女人这种物种的厉害之处了。我朝那些化妆师往去，她们一个个呆板着脸，手里不停地忙碌着，眼睛直盯着手底下的面孔看，但我觉得她们眼中未必有那些脸。那些极具个性特征的脸，比如满脸雀斑，因为青春痘而高低不平，因为内分泌失调而暗淡发黄，有的鼻子大些，有的眼睛极小，有的嘴唇厚得足以与山顶洞人媲美，在他们眼中或者只是空无一物的白纸。只要是张纸就足够了，白不白，平整不平整都没有关系。他们绝不以从前那张脸为参照物，甚至刻意将脸上的标志性的地标恶意涂抹掉，仿佛近年来海湾地区闹得沸沸扬扬的老城区拆迁，让一切推倒重新来过。
那些女人的脸在她们手中，简直就是一张可以随意涂涂改改、反复使用的画布。除了上帝，谁也无法让一千个人拥有一千张面孔，这确实是上帝发明人脸以来的一大奇迹。然而能够让一千张不同的面孔最终只变成一个样子，上帝都无法做到的事，这一双双平淡无奇的手却可以做到，这更是奇迹中的奇迹。
我朝店中的三个女人望去，她们都一样的眼睛，一样的嘴唇，一样的长眉毛，一样的红脸蛋，一样浓妆艳抹、一样妖艳媚俗。若是事前没有拉着她们的手一起走进这家婚纱店来，还真无法在她们脸上瞧出半点儿自己女朋友的痕迹来。因为在外人看来，这三个女人简直一模一样嘛。化妆师们对她们那张脸进行一番裁剪，削肥减瘦、削长补短，所以她们个个都大眼睛、长脸蛋、细眉毛、红嘴唇，简直就像是用技术克隆出来的怪物。亏得妆前瞧见她们的服饰，否则一下子冒出三个长相一样、却着装不同的女人，还真不知该去牵谁的手。
我带着这样的想法再瞧瞧坐在我身边的两位男士，他们脸上也露出了迷茫的神色。我突然萌生出一种怪异的点子，如果我们三位男士也如此这般涂抹一番，个个抹得跟个公子哥儿一样，那么我们三对新人拍出来的婚纱照，即便错拿了，即便在新房挂上一辈子，也未必有人发觉。哈哈，看来男人是婚纱照上唯一标志性的标签了。看婚纱照，千万别看女人，得看男人，因为女人都千人一面，都长一个面孔。男人若是自家的，那么婚纱照铁定就是自家的了。
我把这个新发现偷偷告诉安拉，安拉不以为然地把小嘴一嘟：“你就这么糟蹋自己的女人？”
“这你可冤枉我了，”我说，“女人还是有点儿个性才好，这个性也包括长相。你想所有人都长一个样子多可怕？而且还是油漆粉刷门面的那种。上了妆是仙，卸了妆是鬼，背地里见了岂不是要吓死人？再说了，三个女人一模一样，我若是牵错了手、错拍了照、错结了婚、错洞了房，那该怎么办？”
安拉拿涂得五颜六色的手指甲想来抓我的脸。
我抬起胳膊来挡住脸，见几个店员闪烁着眼睛朝这边张望，又压低声音说：“你进店之前可比现在美多啦！就是墙壁也经不起这样反反复复地粉刷吧！”
我发现再也没有比拍婚纱照更能让男人无聊、却又能让女人兴奋的事了。拍照似乎是男人的世界末日，被一个不到二十的毛小伙儿拉去换装，还得容忍一个满面雀斑的（用白粉红粉都遮不住）女人用一支笔、一叠粉在脸上勾勾画画、涂涂抹抹；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等女人更衣、等女人化妆、等女人梳头，这一等每每就是半个时。然后配合摄影师做出种种奇奇怪怪的动作。摄影师大约觉得自己是搞艺术的，所以头发留得跟艺术师一般长。然而他那艺术似乎常人难以理解，艺术不被理解，仿佛女人怀了胎却被冤枉成假孕争宠，再也没有比这更让人难以忍受的了。摄影师的脸孔渐渐就有些不耐烦了。在他不耐烦情绪的传染下，我的无聊更加无聊了。
然而安拉和两个女人却不一样。这让男人们度日如年的事，在她们看来却是人生第一等美事，影楼自然也成了天堂中的天堂。不停地换装、不停地化妆、不停地戴首饰，尽管这些首饰都是不值钱的塑料货，然而做得却非常精巧，都能在她们眼中迸发出惊叹和真心迷恋的眼光。她们恨不得把店里所有的衣服都穿过来，恨不得那些漂亮婚纱、华丽礼服一穿上身就不用脱下来了，恨不得就这样梳着高髻、戴着这张精心涂抹到毫无瑕疵、艳俗但是却很能招蜂惹蝶的、一眼就能被人戳穿的假面孔走上街去；更恨不得一扮演上这个高贵的、类似于伯爵夫人、公爵夫人、甚至王后陛下的角色，就成了这个角色了；一辈子都由这些店员似的奴仆伺候着，一辈子都高雅迷人、风华绝代，除了谈情说爱，锦衣玉食，无法想象还需要做些别的什么事。
本以为这一天就这么完啦，被摄影师耍木偶戏一般地指挥来指挥去，而且还是不牵线、遥控的那种。而安拉更是拽着我的手东奔西跑。我脖子上似乎系一根无形的绳子，我若是直着脖子不肯俯就，她就拽着那根绳子，硬是把我的脑袋拉过去。我想，我的痛苦就是上帝看见了，也未必能救我出苦海。
然而正当我万般无奈之时，突如其来的一个电话却让苦不堪言的我精神为之一振。这个电话无疑是我颓废精神的一剂强心剂。接到这个电话时，我一下子就从草藤编制的藤椅上跳了起来。安拉后来用了个字眼叫做“弹”。
“你没见到你那近似于发狂的样子，简直像是一颗皮球落到地上，一下子就弹了起来。不，不是皮球，是一颗子弹、一颗爆米花，一下子就迸了出来，”她抬起头来不信任地看着我，“我看跟我结婚都未必比这电话更让你兴奋！”
“长毛茄子（指摄影师）的第一反映以为你发狂了呢！差点没叫保安上来！”安拉摇晃着脑袋补充道。
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左右我人生命运的至关重要的电话，而它确实从此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本来我对我的职业生涯做了最漫长、最艰辛、最长久的打算。我知道三角眼、老色鬼、小色鬼，能混到今天这个地步，已属不易，他们已经是人生赢家，是海湾中流社会中崭露头角的佼佼者。但是如果他们想要再向上攀爬，像个真正的绅士跻身海湾的上流社会，成为真正的名流，就实属不易了。
我打算用三年时间苦心钻研专业知识，读透、读烂每一部法律、每一条律规。需知法律是准绳，是不容置疑的真理。一旦抬出真理言事，就必然言之凿凿、言无不胜；然而法律又是人编写的，是人编写的东西就必然有漏洞，一旦找到了漏洞就必然战无不胜。我得千方百计拉拢客户。我不太相信老色鬼，小色鬼的话也不可信，三角眼更不可靠，除非脑子出了毛病，谁也不肯把自己到手的肥肉朝别人碗中挑。所以客户，还得我自己想方设法去拉，其卑微程度估计不下于夜店里的脂厚粉浓的老鸨。不过，不管了，我豁出去了。我当然得珍惜每一次上庭的机会，每一个案子都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应对，庭上雄辩滔滔、振振有词，庭下百般奔走、孤灯苦熬。我决不打没有准备的仗。因为即便做足了100%的准备，都未必能打一个100%的胜仗。但是我告诫自己决不可以气馁。输了，也没关系。输一场，并不意味着场场都输。输了官司，并不等于输了人生，所以用不着垂头丧气、一蹶不振。
三年辛苦打拼，应该可以让我在律师界站稳脚根，尽管我未必能像老流氓、小色鬼那样能在律师界呼风唤雨、风生水起，但是养活老婆孩子应该没有问题。尽管我瞧不起他们在欧风俱乐部的所作所为，但是我明白，如果想要在律师这行长久干下去、并且干得很有起色，那么结识一些达官显贵，进入他们的生活圈、成为他们无所不话的茶水朋友、酒肉朋友（甚至可能的话，像老流氓、小色鬼那样出入宝月阁也在所不惜），成为法律顾问、御用律师，就成了我除了研读法律知识、钻研辩论技巧之外的必修的条条框框了。
所以我得像老流氓们一样，腆着肚子、厚着脸皮朝欧风俱乐部跑，面对那些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政客大亨点头哈腰、百般讨好。千方百计制造机会和他们单独相处，通过各种小道消息打听他们的爱好、行踪，投其所好。哪怕是一些小小的细节，比如在咖啡里放几颗糖、西装喜欢扣几颗钮扣的极其细微的细节都不能放过。我叮嘱自己一定要做到不留痕迹，不让猎物觉察到这其中有刻意巴结的成份，一切都要做得浑然天成，要让对方至始至终都觉得我是一个正直忠诚、不卑不亢的正人君子。
如果进展顺利的话，三年过后，我指的是扎稳脚跟之后的三年，我估计我就可以拥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商政圈子。虽说未必能让我在律师界要风得风、要雨但雨。但是高薪厚禄应该没有问题。这样的话，我和安拉应该就可以在海湾滨海区再买一套100平米的海景房，豪华装修后，我就可以将远在农村的老父老母接过来一起住。老俩口辛苦了一辈子，也该享享清福了。
但我若要住上三角眼、老流氓那样的大别墅，屋子装修得跟皇宫一样，那么我至少还得奋斗个五、六年，而且前提是不仅不能让老父老母住新房，还得把滨海区已有的房子卖掉才行。那个时候，我就足足36啦。也就是说，我至少得花十年的时间，才能混得和现在的老流氓一个样。当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或者我的未来未必像我预测的那样顺风顺水，真实情况是有可能那些达官显贵对我闭门不纳，也有可能我的名望并没有我期待的那样高，我的事务所很可能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门庭若市，而是门可罗雀。要真是那样的话，别说十年了，就是二十年我都未必敢有住豪华别墅的痴心妄想。
所以一接到这个让我的人生美妙地抄近路、乘快车、瞬间飞黄腾达的电话，我的兴奋可想而知。我甚至觉得我就是第一个通过传说中的虫洞实现时空穿越的人。我穿越到了十年或者二十年后，享有十年后、二十年后的财富、地位、名誉、高薪厚禄，但是我的青春和容颜、我的奋斗热情却依然停留在十年前、二十年前，我比老流氓足足少奋斗了二十年。我用不着低声下气、委屈求全，不顾尊严廉耻出入各种低级下流的声色场所，而我却已经和他比肩而立，而他还不得不对我仰目而视，光光在幸福感上就已经超越他，而未来的前程更是辉煌灿烂到无可限量，就足以让他嫉妒地发疯。而这对我来说，这突如其来的幸运，犹如突如其来的一道闪电，活脱脱地把我的肉体和灵魂一劈为二，我甚至都怀疑它存在的真实性了。
当时我和安拉在拍一组晚宴场景。我和安拉坐在一张半新不旧的长藤椅上。这藤椅的来历实在不感深究，尽管并不至于灰尘扑扑，但是那被磨得溜光的靠背、扶手、污渍斑斑的藤椅腿以及藏污纳垢、甚至有些破裂的坐垫，都不得不让人相信这张藤椅究竟见证了多少对新婚夫妻的纯真爱情。摄影师让安拉嘟着嘴、闭着眼、仰着面、靠着藤椅坐着。安拉半裸着半个胸脯坐在明晃晃的灯光下，因为激动，胸脯上白腻腻的脂粉似乎都扑簌簌地跳动着。摄影师又让我蜷起一条腿、一只手轻轻地搁在藤椅上，一只手轻轻地搂住安拉的腰。身子微微地朝前倾斜，头深深地低了下去，做出一副优雅的想要轻吻的样子。
“不用害羞，不用不好意思，”摄影师说，“平时怎么吻的就怎么吻……对，对，就这样，一，二……”
一二三是他的口头禅，也就是预备的意思，往往说到三时，他就会咔嚓一声按下快门。
我就低下头去，准备亲吻了。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起来。我像刹火车一样刹住已经送到安拉唇边的吻，立即像条鲤鱼跳了起来。
如果不是事后向安拉解释清楚了这个电话的来龙去脉，我估计安拉一辈子都无法原谅我了。
摄影师目瞪口呆。他确实按下了快门，但是他的照片里显示的却是一个逃跑的新郎。
“这是我拍过的最不可思议的照片。”他说。安拉也在一旁怒气冲冲地瞧着我。
电话的一头是一个语音颇为娇媚的女高音。
“您好，请问是亨利先生吗？”
我说是。
然后她又说：“请问你是中正律师事务所的亨利先生吗？”
我又说是的。
她说：“对不起打扰了。”
我问她有什么事。
她接下来的一段话，足以让我身体内的每一滴血变成汽油。
“亨利先生，请问你是否愿意加入康荣集团？”她说。
“康荣集团！”我重复了一遍，我的脑子里迅速闪烁出一些难以捕捉的片段。它们东拼西凑，一会儿是红酒，一会儿是论辩，一会儿是茂密的椰子林，一会儿是一望无际的海滨，它们最终清晰地组合成一张优雅的彬彬有礼的面孔，“温克尔先生……”我脱口而出。
我的声音如此之大，不仅安拉和摄影师惊奇地直瞅着我，连我自己都被我的冒失行为吓了一大跳。
“哦，是的，”对方轻描淡写地说，“明天上午8点，请问亨利先生您是否有时间来康荣集团洽谈……”
“哦，当然”，我吸了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四平八稳。
“那么，明天见了！”对方娇弱弱地说。
“嗯，好的，明天见！”我也不紧不慢地说。
我的幸福可想而知。
男人得意的两件事，无外乎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若是在洞房花烛夜，恰恰赶上金榜题名，那可真是喜上加喜、花上开花，再也没有比这更让人欢喜的事了。真是喜从天降。尽管我并不知道康荣集团究竟给我安排了一个什么样的职位，但是直觉告诉我：我必定是交上好运了。
我把这个消息悄悄告诉安拉，安拉那张紧绷的脸立即冰雪融化。她跳了起来，冲着我的左脸狠狠啄了几口，动作之夸张、声音之响亮，看得一旁的摄影师又一阵目瞪口呆，我更是不好意思地羞红了脸。
那天，我们一直忙到下午三点。我们拍了不下五组照片，旗袍、和服、白纱、晚礼服等等等等。因为那个电话的作用，所以安拉更衣、补妆的时间尽管依然很长、很长很长，但是我的心情已经大非从前可比。我坐在那里想入非非，整个身子只觉得飘飘然。这对于拍婚纱照并不是一个好兆头，因为我老是走神。这对于一个满怀着幸福的女人来说，实在是一件难以容忍的事。但是我可爱的安拉却是个极好的姑娘，她却非常大度地原谅我了。
“亨利，你可得当心那个温克尔哦！”她总是摇晃着她那颗漂亮的头颅说。
我乐呵呵地笑着不说话。
午饭是由影楼免费提供的，尽管只是简单的面包、牛奶，但是我和安拉都吃得非常开心。她怕毁了妆容，就将面包用刀叉切得极碎小，一小块一小块往嘴里送。她那近似于淑女的优雅的进食方式，让我不知怎地竟然想起一个从未谋面的极其神秘的温克尔夫人。
“想必夫人就是这样的极优雅的女性吧！”我想。
我立即为自己的荒唐想法吓了一大跳，我怎么会突然想起一个与我毫不相干的女人呢？
后来，我们又去海滩拍外景。海湾迷人的海滩，是众多情侣拍摄婚纱照的必选之处。一碧如洗的晴空，一尘不染的白云，一望无际的海水，一碧万顷的椰子林，柔软的沙滩，翱翔的海鸥，涌动的白浪，飘动的白帆，所有一切良辰美景，犹如弦外之音，都足以成为一对相爱的恋人用挚爱和深情勾勒的画布上最清澈明丽的底色，而且永不褪色。
安拉披着雪白的头纱，拖着修长的长裾，在细软的沙滩上像只大白鸟快乐地奔跑着，她的一双白净的脚就像两只欢快的精灵，轻盈地飞舞着。
我的不羁的思想立刻又天马行空般疯狂地奔驰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