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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弹指而过。我在铝塑门窗江湖的血雨腥风里翻滚了几十年，最终成为安义门窗产业发展的跟踪记录者。我的孩子们也羽翼丰满，远渡重洋，在异国他乡的天空下扎下了“城里人”的根。按世俗眼光，功成身退，在城市的暖巢里颐养天年，似乎是圆满的句点。
初抵城市那些年，我确实沉醉于它脉搏般的便利。超市货架流淌着物质的丰饶，公交网络织就出行的从容。优质的学堂、顶尖的医院，为下一代铺就青云之路。华灯初上，剧院流光溢彩，公园笙歌阵阵，都市的夜仿佛是永不疲倦的盛宴。我曾以为，这就是潦河畔那个光脚少年梦寐以求的天堂终点。
然而，退休如同一道闸门落下，喧嚣戛然而止。城市的骨架在我眼中骤然变得冰冷而陌生。邻里点头的微笑，客气却疏离，再也嗅不到老家灶膛边递过一碗热粥时，那份扑鼻的烟火气与人情冷暖。节日里，没有震耳欲聋的爆竹驱邪，没有全村围坐、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酣畅淋漓，只有窗外商业街千篇一律的电子音乐，空洞地回响。一种巨大的寂寥，像无声的潮水，悄然漫过脚踝，淹至胸口。
更深的侵蚀来自呼吸之间。灰黄的雾霾如同巨大的锅盖，常年扣在城市上空，将蓝天白云囚禁成记忆。空气里弥漫着经年不散的汽车尾气、工业排放的金属锈味，每一次深呼吸，都像吸入细小的沙砾，刺痛着习惯了潦河清风与稻田清香的肺叶。城市像一头永不餍足的巨兽，吞噬着周边的土地，人群如蚁，在高楼的缝隙里涌动，生存的空间被挤压得逼仄而窒息。
记忆将我拉回1998年。赣鄱大地洪魔肆虐，我心急如焚地从黄浦江畔赶回这座如今定居的城市。彼时，它尚显青涩。我购置的公寓楼下，空旷宁静。可市场经济的浪潮汹涌而至，一家家小餐馆如藤蔓般缠绕着居民楼生长起来。便利的表象下，是噩梦的开端。
震耳欲聋的油烟机轰鸣，日夜撕扯着耳膜。粗大的、锈迹斑斑的排烟管道，如同丑陋的巨蟒，沿着我家和邻居们的墙壁蜿蜒攀爬，直抵楼顶。它们粗暴地切割了阳光，将楼道拖入终日的昏暗。更致命的是，这些管道形同虚设！只要餐馆炉火一起，浓烈刺鼻、混杂着劣质油脂和焦糊味的油烟，便如同失控的毒气，从管道缝隙、从餐馆门缝汹涌喷出，瞬间灌满整个楼道！墙壁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熏染成黏腻的漆黑，散发着令人作呕的陈年油垢气息。十几户居民，成了囚徒。我们不敢开窗，上下班时只能用手帕或衣袖死死捂住口鼻，在浓烟中闭气冲刺，狼狈不堪。
多次交涉、投诉、争吵，甚至惊动了环保部门，这场“油烟战争”才以餐馆加装净化设备勉强平息。但楼道墙壁的污黑，如同刻下的耻辱烙印，时刻提醒着我城市繁华表皮下的溃烂。这不仅是环境的溃败，更是某种秩序的失范。宽阔的马路早已被无尽的车流淤塞，鸣笛声汇成刺耳的都市噪音背景乐。人行道、绿化带沦为钢铁坟场，人车争道的险象环生。最刺痛我神经的，是目睹衣着光鲜的年轻女子，将年迈的公婆送入养老院，却对怀中的宠物狗呵护备至，同眠共枕，遛弯时亲昵呼唤“宝贝”。那份情感的错位与冷漠，让我心寒。
2019年，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当年年11月2日至3日，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建设，无论是新城区建设还是老城区改造，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的需求，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努力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为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
得到这一消息，我南昌大学经济管理系的毕业生的侄子刘筲，便代表着安义新生代的选择。他没有继承家族的门窗手艺，而是义无反顾地扎进了这座城市的职场丛林。“安义门窗？那是乘着房地产东风起来的，风口过了，注定是夕阳产业！”他时常带着一种受过高等教育的笃定分析道，“看看那些‘鬼城’，看看破产如许家印的开发商！它不像医药、餐饮，是永恒的刚需。”
刘筲坚信，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是核心矛盾。城市，在他眼中意味着更完善的治理、更整洁的环境、更高素质的人群，以及一份“有档次”的白领工作。他向我哼唱过一首在安义门窗人中流传甚广的歌谣，那嘶哑的调子里浸满了血泪：
“……‘当我戴上头盔，别问我是为谁！’
‘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好惭愧；’
‘如果没开门窗厂，你不会懂得我悲伤……’
‘给我一杯忘情水，门窗爷们不流泪；’
‘所有迫不得已，每天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
‘任它误解很多，说得天花乱坠，不会看见我流泪！’”
歌声里，是高空坠落的风险，是原材料（铝价）波动如过山车般的煎熬，是赊销死账的锥心之痛，是熬夜赶工熬坏的肝胃，是质量纠纷的无尽扯皮，是对家人无法陪伴的深深愧疚。刘筲唱着，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庆幸。他觉得自己成功“上岸”，摆脱了父辈“农民工”的标签，成为了光鲜的“城里白领”。在他看来，国家的城镇化战略无比正确，乡村振兴正是为了弥合那道他已然跨越的鸿沟。
然而，“城里人”的身份，代价高昂。最大的枷锁是房子。为了孩子能进好学校，结束漂泊，他咬牙向在老家做门窗的堂兄借了首付，背上了每月数千元的房贷。这座“二室一厅”的城堡，瞬间将他拖入经济的泥潭。为了喘息，下班后他跨上破旧的摩托车，化身“摩的”司机，在车流中穿梭，忍受风吹日晒和某些乘客的颐指气使。后来，为了“体面”接送孩子，也为了开拓“滴滴”财源，他卖掉摩托，又举债按揭了一辆现代轿车。从此，房贷+车贷的双重绞索，勒得他几乎窒息。深夜跑完滴滴，精疲力竭地瘫在驾驶座上，看着计价器上微薄的收入，计算着下月的还款额，那份“白领”的虚幻体面，在生存的重压下摇摇欲坠。一次雨夜，他因疲劳驾驶险些酿成大祸；另一次，遭遇无理乘客恶意投诉，平台不分青红皂白扣罚，他申诉无门，在电话里对着冰冷的AI客服几乎吼哑了嗓子——这些“城一代”的至暗时刻，被他小心翼翼地藏在熨烫平整的衬衫之下。
在刘筲奋力融入城市肌理时，我却在他选择的这条路上，看到了繁荣背后的巨大阴影。房地产狂潮确实托起了安义门窗产业，却也如抽水机般吸干了乡村的活力。潦河畔，多少肥沃的良田长满荒草，在寂寥中沉默。曾经鸡犬相闻、炊烟袅袅的村落，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败、空心。我外祖父母的老屋，墙垣倾颓，瓦碎梁朽，像一位被遗忘的老人，在风雨中默默走向终局。城市贪婪的扩张触角，正将城郊大片膏腴之地，转化为冰冷的钢筋水泥森林。
对此，刘筲有着近乎冷酷的“进化论”视角：“叔，这是发展的代价，历史的必然。矛盾嘛，总会有的。”他历数汽车普及带来的拥堵、尾气、事故；建筑工地的漫天扬尘；写字楼玻璃幕墙后高能耗空调的嗡鸣；以及城市工业或明或暗的排污……“但你看，国家不是派了环保巡视组吗？‘绿水青山’‘碳中和’，这不都在路上了？”他的语气，带着对宏大叙事的信任，以及对个体阵痛的漠然。
我们的对视，隔着一道无形的、却无比坚固的墙。他眼中是城市天际线勾勒出的“未来”，而我胸腔里鼓荡的，是潦河水浸润的乡愁，是看到良田荒芜、古屋坍塌时刀割般的心痛，是那首门窗歌谣里无数兄弟用血泪写下的“迫不得已”与“收不回的爱”。
终于，在一个被浑浊雾霾笼罩的清晨，看着楼下餐馆烟囱再次飘出的可疑青烟，听着窗外永不停歇的喧嚣车流，我做出了决定。我郑重地对刘筲，也对自己说：“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城市给了我机遇，让我这个安义泥腿子见识了世界，积累了财富。但它的红利，我已享尽。如今，是时候回去了。我要用这城市教会我的本事，去浇灌生养我的土地。乡村振兴，不是纸上蓝图，它需要人，需要心，需要像我这样，从泥泞里爬出来，又没忘记泥土味道的人，回去实实在在地做点事。这才对得起这个时代，对得起‘安义门窗人’这块招牌！对得起我当初的承诺！”
我关闭了城市公寓那扇厚重的防盗门，将都市的喧嚣与挣扎锁在身后。我知道，在几百公里外的潦河之畔，在京台村附近那片承载着希望的土地上，另一扇门正等待我去亲手推开——那扇通向安义门窗产业崭新未来、通向桑梓重焕生机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