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怀揣着“老骥伏枥”的热忱，我回到了潦河畔马不停蹄，深入安义的阡陌之间，丈量这片土地在改革洪流中的体温与脉搏。除了生养我的村庄，我的足迹首先踏向了县城以北，那个隐匿于重山皱褶中的村落——新民乡南坑村。这里，曾是我木材生意的起点，更是理解安义门窗产业如何彻底重塑乡土图景的活化石。“我想呼吸故土的清新，看遍家乡的山水，感知四十载巨变，更要看清乡村振兴路上那些被繁华遮蔽的沟坎。” 我对同行的实习生低语，目光投向云雾缭绕的远山。
南坑村，宛如一颗被湍急时代之河冲刷搁浅的明珠。群山环抱，层峦叠翠。一条清溪如碧玉丝带，缠绕着蓝砖灰瓦的屋舍。三十几间老屋，依山傍水，错落如散落山坳的花瓣，又似春雨后破土而出的丛丛山菇，透着质朴的韵致。这景致，与我当年穿行其间收购木材时并无二致。
抵达时，晨光初露，山岚如纱。鸟雀在密林中啁啾，奏响山间晨曲。钟兆武家的黄毛狗异常警觉，狂吠着冲出来，仿佛向这空寂宣告异客的闯入。老木门“吱呀”开启，探出钟兆武饱经风霜的脸，白发如雪，皱纹似刻。看清是我，他浑浊的眼中闪过一丝惊愕，随即被故人重逢的微光点亮。几只老母鸡和鸭子趁机涌出，“咯咯”“呷呷”地填补着清晨的“热闹”——这鸡鸣狗吠，竟是南坑村如今仅存的生机。环顾院落，除了钟老、黄狗、鸡鸭，再无活物，一股巨大的空寂感瞬间攫住了我。驱车而来的路上，绿荫夹道，光影斑驳。这条蜿蜒的水泥路，曾是连接我财富梦想的脐带。如今，它通向的却是一个正在被时光缓慢吞噬的村落。故地重游，一草一木熟悉如昨，唯有人气，消散殆尽，徒留满心惋惜与沉甸甸的忧虑。
热腾腾的青菜鸡蛋面就着咸菜下肚，暖了身子，也打开了话匣。饭后，钟兆武扛起锄头，引我穿过潺潺清溪，来到村前坡地。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目眦欲裂：“唉！这些该杀的孽畜！”只见菜地被拱得一片狼藉，刚种下的土豆、蒜苗被连根拱起，东倒西歪地陷在翻起的泥泞中，嫩叶破碎，惨不忍睹。
“是野猪。” 我叹息道。村里人烟稀薄，山林反成了它们的乐园。钟兆武蹲下身，颤抖着手，小心翼翼地将幸存的幼苗扶正，再培上新土。他的动作缓慢而固执，手指因用力而关节发白。“早些年，全村出动，举着火把敲着锣，三天也难寻一头野猪的踪迹……现在，它们倒成了这山里的‘主人’，大摇大摆，如入无人之境！” 声音里充满了无力的愤怒。这场景，是人与自然力量对比在乡村衰败下的残酷逆转。
他向我讲述南坑村所在的合水村往事：80年代初也曾“靠山吃山”，木材买卖让日子红火过，村里还有一所小学，人们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喜悦。 但好景不长，斧锯之声最终触怒了山林。封山育林的政策与城北竹木检查站的设立，如同铡刀落下，斩断了这条赖以生存的财路。人均不足两分的薄田，产出微薄，如何养家糊口？时代的浪潮汹涌而来，裹挟着迷茫的村民，汇入了外出谋生的大军，村里出现了一个老师教一个孩的现象，到最后学校停办。而安义人赖以闯荡天下的利器，正是那在改革开放春风中日益兴盛的铝合金门窗手艺！钟兆武的小儿子钟印水，便是2006年那波打工潮中，跟着堂哥，一头扎进遥远的甘肃武威，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操弄起切割铝材的机器与安装门窗的工具。
我们漫步村中。秋日溪水清浅，流淌声在空谷中格外清脆，反衬着村庄的死寂。平整的水泥路两侧，一栋栋木屋、砖房大门紧锁，锈迹斑斑的铁锁如同时间的封印，冰冷地宣告着主人的离去与归期的渺茫。 长期无人照管的房屋，墙体爬满深褐色的裂痕，像老人脸上的皱纹；房梁微微倾斜，仿佛下一刻就要呻吟着倒下；更有甚者，半边已然坍塌，断壁残垣间杂草丛生，破败景象触目惊心。目睹此景，浓烈的乡愁在我胸腔翻涌，化作诗句在心底流淌——
住过的老屋斜倚，
墙角爬满青苔的叹息。
石灰剥落，砖石裸露，
像一本被风掀开的旧日历。
稻田荒芜，杂草篡位，
铁锁锈蚀了时间的密语。
瓦片漏下破碎的天空，
雨滴在记忆里凿出浅洼。
燕巢悬着一尾羽毛，
在风中写下未完的信。
床板塌陷成腐土，
谷仓里，老鼠衔走了最后一声丰年。
邻居的名字被苔藓覆盖，
池塘淤塞，云朵匆匆绕行。
断桥横卧如一道未愈的伤，
清泉瘦成一根颤动的弦。
只有牛槽树疯长，
将往事举过头顶——
山涧还在低语，
只是无人弯腰去听。
“刘老弟，这是我哥兆文家的，这是村支书兆柳的老屋，这是我大堂叔的……” 钟兆武指着一间间空屋，如数家珍。眼神里是浓得化不开的回忆，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斑驳的土墙，仿佛能触摸到往昔的温度。而这些温度，正随着村庄的物理消亡而加速冷却、风化。
村尾的钟氏祠堂，是唯一被刻意修缮过的建筑，鲜亮的朱漆努力粉饰着昔日的荣光，却掩不住整体的孤寂。 推开沉重的木门，浓重的灰尘味扑面而来。蛛网层叠，在从破瓦漏下的微光中闪着银丝；厚厚的灰尘覆盖着供桌与祖先的牌位，那些承载着血脉的名字在昏暗中沉默，如同被时光尘封、被后人遗忘的契约。 钟兆武的声音在空旷中响起，讲述着家族史：清末战乱，一户钟姓人家自浙江丽水辗转迁此，筚路蓝缕，已历十一代。最大的官，不过村支书。祠堂、池塘、小溪、晒谷场……每一寸土地都烙印着他生命的年轮，是融入骨血的身份坐标。
他尤其怀念村里盛行的岳家拳，眼中闪烁着久违的光彩：“早年啊，这晒谷场就是我们的武场！太阳金灿灿地照着，老少爷们儿，姑娘媳妇，多少都会比划几手！从七岁光腚娃娃到二十郎当岁的精壮小伙，跟着老师傅，扎马步，练套路，‘嘿！哈！’之声震得山响，那精气神，甭提多足！”他比划了一个出拳的姿势，虽显生疏，筋骨间依稀可见当年的力道。岳家拳护佑钟氏几代人在乱世和乡邻争执中不被欺凌，甚至在改革开放初，集体分田分林那吵得脸红脖子粗的当口，钟家人凭着这份血性和团结，腰杆挺得笔直，说话都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
站在阴冷的祠堂里，我心中蓦然一动：这份源自乡土的勇武、坚韧与抱团精神，与后来千千万万安义门窗人在异乡高空脚手架上搏命安装、在商场如战场中应对欺诈拖欠时那股子不屈的狠劲与互帮互助的乡情，何其相似！它们流淌在同一条血脉里。
然而，光芒迅速黯淡，化为一声悠长的叹息：“孩子们都忙着做铝合金赚钱去了，谁还学这个老古董？”这份凝聚了血性与尊严的百年传承，在铝合金门窗产业带来的、更直观的财富机遇面前，无可奈何地黯然失传了。县城开武馆的帅式丰成了最后的守灯人。连钟兆武那曾有一身好拳脚、如今在县城养老的哥哥兆文，也早已筋骨生锈。钟兆武转述哥哥的话，在祠堂的尘埃中幽幽回响：“失传？命里该绝！现在的后生，眼里只有票子、房子、车子，谁还稀罕这不能当饭吃的拳脚？”
山村的夜，寂静得能吞噬心跳，连风声都显得格外刺耳。为驱散这令人心慌的孤寂，钟兆武依赖着一台杂音不断的旧收音机，或一台影像模糊、雪花点闪烁的黑白电视。每隔十天半月，等待儿子从远方打来的电话，成了他黯淡生活里唯一带着温度的光亮。
那天，小儿子钟印水从甘肃武威来电。山间信号飘忽，时断时续。为听清儿子的每一个字，钟兆武二话不说，推出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破旧二八杠自行车，佝偻着腰，奋力蹬上崎岖陡峭的山路。车轮在碎石上颠簸跳跃，链条发出不堪重负的“咔咔”声。足足颠簸了近半小时，汗流浃背地赶到两公里外一处信号稍强的山坳。儿子体贴地挂断重拨，问候的温情却迅速被现实的坚冰撞碎——
钟兆武喘着粗气，急切而怨愤：“印水！年关…年关总要回来吧？你娘在县城一天念叨你八遍！我也…这老屋空得瘆人，夜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钟印水：“爸！跟您说多少回了！年关正是赶工催款的节骨眼！甘肃这摊子事撂不开手！几十号工人眼巴巴等着钱回家过年呢！我这会儿还在零下十几度的楼顶给人装窗户，手都冻木了！您就来县城吧！妈也想您，楼房暖和，买菜看病都方便，条件多好！”
钟兆武激动，声音拔高：“好？好什么！我住不惯那鸽子笼！憋屈！地里的棉花等着摘，红薯等着挖！荒了地，心也荒了！…再说，城里喝口水都要钱，喘口气都觉得贵！我浑身不自在！…将来…将来要是房地产生意垮了台，没铝合金门窗做了，你们吃啥？喝啥？我…我还能回来刨这几亩地，饿不死！”
钟印水：“刨地？您还守着那几亩连野猪都打不过的薄田做梦呢？我跟您说大实话，我在武威这冰天雪地里爬几十层高楼装窗户，冻得手指头都没知觉，好几次差点踩滑，为的啥？就为小宝能像城里娃一样，坐在亮堂的教室里念书！不用走我爬电线杆的老路！回那山沟？小宝的前程您管啊？学校都撤并了！…您不来，今年过年我们真不回了！您就一个人守着那破屋过年吧！”
钟兆武如遭重击，权威被彻底挑战，怒不可遏：“混账东西！你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连祖宗都不要了？老祖宗的坟还在这山上埋着呢！老祖宗在地下睁眼看着呐！你…”
“嘟…嘟…嘟…”忙音冷酷地切断了他未尽的咆哮，像一把钝刀，猛地割断了最后那丝连着血脉的线。
那一夜，灶膛冰冷，没有年夜饭的香气。钟兆武枯坐灯下，劣质烟草辛辣的雾气在小屋里弥漫、盘旋，如同他无处宣泄的郁结。黄狗紧挨着他的裤腿趴着，发出不安的低呜。愤怒、委屈、被遗弃的孤寂，还有一丝…对儿子口中“冰天雪地爬高楼”那模糊而尖锐的心疼，交织着，像无数小虫啃噬着他衰老的心脏。事后，他懊悔自己脾气太冲，那声“白眼狼”说得太重，却仍无法理解儿子那个充斥着高楼、机器声和“前程”的世界。而在千里之外寒风凛冽的武威，钟印水揉着冻僵的手指，只觉得父亲冥顽不化，像个守着废墟的“老古董”，让他在同乡面前抬不起头——当别人的父母在县城楼房喝着茶、逗着孙辈享清福时，自己的父亲却固执地钉在穷山沟里，成了别人嘴里“不懂享福”的笑柄。
钟兆武心里明镜似的，透亮又冰凉：儿子们，骨头缝里都浸透了城市的机油味和铝合金的冷光，是再也回不来了。他们这一代，筋骨血肉早已与脚下的土地剥离，习惯了车水马龙的节奏和指尖点餐的便利。对山村的记忆，只剩下闭塞的信号、泥泞的小路和野猪的獠牙，尤其为了孙辈能摆脱“山里娃”的标签，坐在明亮的教室里。 他记得村民最初离乡那几年，过年还会回来，郑重地给老屋贴上红艳艳的对联，点燃一挂震天响的鞭炮，试图给冷清的村子注入一丝短暂的人气。如今，连这象征性的、维系根脉的仪式也消亡了。村支书钟兆柳的话，几个月前在他耳边响起，此刻格外清晰，透着无尽苍凉：“以前过年，小村庄还能闹腾几天，杀猪宰羊，有点人气。现在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跟今天一样，静悄悄的……南坑村，老喽，走不动喽……”
人走田荒，生命力顽强的茅草趁机攻城略地，疯长得比人还高。唯有钟兆武，固执地守着当年分田到户时甚至引发兄弟阋墙、拳脚相争才划定的土地，种稻植薯。今年风调雨顺，近两亩稻田却仅收得瘪瘦的800斤谷子——野猪群是当之无愧的‘头号功臣’，它们大快朵颐后留下的蹄印和狼藉，比丰收的稻浪更刺眼。纵使他尚记得几式岳家拳的刚猛架式，面对成群结队、獠牙森森的野猪，也只能虚张声势地吼几声，挥舞着锄头远远驱赶，哪敢真上前搏命？他不得不苦涩地承认，南坑村的良田在加速荒芜，老屋在接连发出崩塌前的呻吟。那些失去主人眷顾的房子，如同被遗弃的老人，在风雨飘摇中静静等待着最后轰然倒地的时刻。
前几年，村里唯一能打破死寂的“热闹”，是外出者去世后遵循古训的落叶归根葬礼。他们的魂魄，似乎仍眷恋着这片山水，要归葬于斯。然而，连这最后的、与土地的肉体联结也在时代的铁轨下断裂——火葬普及，那一捧灰烬，大多飘散在城郊的公墓，不再回归山林的怀抱。钟兆武清晰记得2011年那个寒风如刀、大雪封山的冬日。离家五年的嫂子赛火莲，被丈夫和孩子用一辆四面透风的面包车，从县城拉回了这冰窖般的老屋。胃癌晚期，瘦得脱了形，她执拗地要死在家里，怕一把老骨头在异乡被烧成轻飘飘的灰，找不到回家的路。一个月后，油尽灯枯的她，在那间早已塌了半边、寒气刺骨的破败老屋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也只有这种时候，”钟兆武的声音沙哑干涩，像砂纸摩擦，“才能把天南海北的亲戚，像撒出去的豆子，一颗颗捡回来，聚一聚。”年轻人在冰冷的老屋勉强住上几晚，守着灵堂的火盆，待丧事一毕，又像受惊的鸟雀，扑棱着翅膀，头也不回地飞向各自栖息的钢筋丛林。这样的聚会，底色是化不开的悲凉与仓促的疏离。
“老家？就剩个四面漏风的空壳子，晚上住着，阴森森的，心里直发毛。” 钟伟奇，这个南坑村在铝合金门窗行业里做得风生水起、在县城住着敞亮楼房的代表，一年也难得回一次这生养他的山坳。老家的房子，对他而言，仅仅是户口簿上籍贯栏里一个冰冷的字符，是记忆深处一个褪了色的、模糊的坐标。他的成功，是安义门窗产业蓬勃浪潮托起的弄潮儿；他的乡情淡漠，则是被这浪潮冲刷上岸后，难以避免的、对源头的疏远。
夜色如墨，沉重地压了下来。钟兆武机械地脱衣上床，干瘦的脊背倚着冰凉的土坯墙。他划亮火柴，点燃一支廉价香烟。橘红的火星在黑暗中明灭，辛辣的烟雾先是卷成团，挣扎着上升，接着无力地转成圈，最后散成一片抓不住的、淡淡的灰白雾气，消散在无边的黑暗里。
黄狗无声地跳上床，紧贴着他的腿侧趴下，温热的身躯传递着微弱的依靠，也汲取着主人的体温，共同抵御着漫漫长夜的孤寒与恐惧。昏暗的灯光将他佝偻的身影投在斑驳的墙上，形单影只。他无意识地摩挲着黄狗粗糙的毛发，喃喃低语，更像是在叩问深不见底的未来：“黄毛啊…你也怕黑，怕孤单，是吧？…我也要靠你壮壮胆啊…我就怕…怕哪天上面说，房子盖够了，房地产生意垮台了…没那么多铝合金门窗要做了…那些在外面的人，像印水他们，可怎么办？能回来做什么？…这荒了的田，还能养活人吗？他们…靠什么活？”这沉甸甸的忧虑，如同屋外的夜色，浓得化不开，指向安义门窗产业乃至无数外出打工者命运共同体的未来。
离开南坑村时，暮色四合。山风呜咽着，穿过空荡的屋舍门窗，拂过荒草丛生的田地，卷起几片枯叶，打着旋儿，又无力地落下。我的心情如坠铅块。南坑村，是安义无数乡村在门窗产业大潮冲击下急速空心化的一个极致缩影，一个被时代高速列车无情甩下的、孤独的月台。国民经济的洪流裹挟着安义人奔向城市，改变了生存方式，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财富神话。然而，这繁华的后面，是偏僻农村劳动力被连根拔起的剧痛，是良田抛荒、村落退化、文化断代、老人无依的无奈现实。“空心村”——这个社会学著作里冰冷的词汇，在南坑村有了最血肉丰满、触目惊心的注脚。
回望暮霭中沉寂如墓的山村，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如同滴血的挽歌，涂抹在残破的屋脊和孤独的守望者身影上。沉重的思绪挤压着心脏，化为笔尖流淌的诗行——《山村的守望》：
山村的鸟飞向了城市的方向
渴望着有一间栖息的楼房
它们不再眷恋有水的池塘
不再眷恋那片曾经的稻浪
于是，田地里的杂草在疯长
低矮的茅房倒塌于雨雪风霜
清冷的月光映着父母的守望
孤单的炊烟伴着灶膛的火光
远方的城市在繁华中扩张
山里的村庄在留守中彷徨
这是人类文明的必然进程
还是城乡发展失衡的硬伤……
车轮碾过归途，南坑村的影像在脑海中循环往复，挥之不去：钟兆武在小溪边补种时佝偻的背影、门上那锈死铁锁的冰冷触感、祠堂里蛛网尘封牌位的无声控诉、晒谷场上早已消散的岳家拳呼喝、野猪肆虐后田地的狼藉、以及电话那头钟印水在甘肃风雪交加的工地上，为了一扇扇门窗、一份份订单和孩子的未来而模糊奔波的身影……这“空山孤守”的极致苍凉与“铝声远去”的轰鸣回响，共同构成了安义门窗产业这部波澜壮阔传奇史诗中，无法回避、令人心碎的沉重篇章。它是一面冰冷的镜子，映照出发展的代价；更是一记沉重的钟声，持续叩问着“根”与“路”、“城”与“乡”的永恒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