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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秋，采凉山的秋霜落得早，刚过重阳，三墩村外的莜麦垛就裹上了层白霜，像披了件薄棉袄，蓬松松的。长城的烽燧在村北头戳着，夯土墙上的裂缝里塞着枯草，风一吹呜呜响，像老辈人抽着旱烟在叹苦经，絮絮叨叨说不完的难。
魏宣蹲在自家土窑的炕沿上，借着油灯的光整理党员名单，灯芯跳着昏黄的火苗，把他的影子投在土墙上，忽大忽小。指尖划过麻纸上 “张维扬” 三个字时，猛地顿了顿 —— 这位领他入党的老书记，三个月前在大同城郊牺牲的消息传来时，他把自己关在窑里哭了整宿，眼泪把炕席泡得发潮。
“他爹，吃口莜面窝窝再忙哇，凉了就不好嚼了，剌嗓子。” 媳妇把瓷碗往炕桌上推了推，碗沿豁了个小口，是去年摔的，“今个李高的管家又在村口转悠，眼睛直勾勾盯着咱家，跟狼似的，怕是没安好心。”
魏宣抬头揉了揉发红的眼睛，三十出头的后生，眼角已经有了细纹，是熬的，也是愁的。颧骨上沾着点黑灰，那是白天帮乡亲们修农具蹭的，铁屑嵌在皮肤里，洗都洗不掉。“没事，他不敢明着来。” 他咬了口窝窝，莜面的香味混着油灯的煤油味，在嘴里漫开，“张书记走前跟我说，‘宣子，三墩村的火种不能灭’，这名单就是咱的火种，比命金贵，不能出半点岔子。”
三年前，张维扬穿着打补丁的灰布褂子，在长城烽燧下跟他说：“革命不是喊口号，是让咱穷人能在自家地里站直了腰，不用再看地主的脸色。” 这话他记到现在，字字都像刻在心里。老书记牺牲后，他攥着张维扬留下的那枚铜烟锅，烟锅上还留着老书记的牙印，接了村支书的担子，领着乡亲们分地主的浮财、修水渠，把三墩村打理得像模像样，却也彻底得罪了村里的李高。那老地主藏在县城的炮楼里，天天盼着还乡团撑腰，回来夺回他的地，把分到地的乡亲们再踩在脚底下。
鸡叫头遍时，魏宣把党员名单折成小方块，四四方方的，塞进炕洞深处的砖缝里，用新和的泥巴糊严实，抹平的泥面看不出半点痕迹。窗外的月光顺着窗棂爬进来，照见墙上贴着的 “耕者有其田” 标语，红纸被风刮得卷了边，像面小小的红旗，在夜里招展。墙根下，那枚铜烟锅被擦得锃亮，在月光下泛着暖黄的光，烟锅沿的牙印清晰可见。
“魏宣！你给我出来！” 第二天晌午，李高带着五个家丁闯进了村，马蹄子把村口的碾盘踩得 “咚咚” 响。老地主穿着缎子马褂，脸膛被酒泡得发红，像块猪肝，手里的文明棍往魏宣家的土坯墙上戳：“听说你当共产党支书，还敢分我的地？吃了熊心豹子胆！把党员名单交出来，饶你全家不死，不然烧了你这破窑！”
魏宣正帮四虎家修镢头，锤头砸在铁坯上 “叮当” 响，听见动静把镢头往墙根一靠，拍了拍手上的铁屑：“李高，你别忘了这是共产党的地界，乡亲们的地，凭啥你说占就占？当年你爹抢地的时候，可没问过咱乐意不乐意！” 他往人群前站了站，宽厚的肩膀挡在几个吓得发抖的妇女前面，“有啥冲我来，别吓唬老百姓，算什么本事。”
“好个硬气的共共产党！” 李高的文明棍指向魏宣的鼻子，棍头的铜箍闪着冷光，“我给你一天时间，要么交名单，要么跟你那伙‘穷党’一起去见阎王！” 家丁们把枪栓拉得哗啦响，惊得村口的老黄狗夹着尾巴直叫唤，钻到柴堆里不敢出来。
天黑时，魏宣去村西头的土窑里见区委派来的联络员。窑里的油灯忽明忽暗，灯芯结着黑花，照亮墙上画的镰刀斧头，是用炭笔描的，歪歪扭扭却透着股劲。“张书记牺牲后，这一带就靠你们撑着了，不能塌。” 联络员压低声音，唾沫星子溅在灯芯上，“李高勾结了还乡团，今晚后半夜要动手，你赶紧带着名单转移，别硬扛。”
魏宣往油灯里添了勺油，灯苗 “腾” 地窜高些：“名单我藏得严实，他们找不着，掘地三尺也找不着。倒是乡亲们，你得领着往采凉山后沟撤，那里有咱提前挖好的藏身处，能躲几天。” 他从怀里掏出个布包，油布裹了三层，“这是咱村的地契账，你先带走，地是乡亲们的命根子，不能再被李高抢回去。” 他摸了摸怀里的铜烟锅，掌心的温度透过粗布传过来，暖烘烘的，“张书记没完成的事，咱得接着干，不能让他白死。”
联络员要拉他走，他却按住对方的手，力气大得很：“我是支书，我不能走。我在，李高就不敢胡来，乡亲们心里有底；我走了，乡亲们容易慌，乱了阵脚就坏了。” 他笑了笑，眼角的细纹挤成了堆，像土墙上的裂纹，“你告诉区委，三墩村的党员没孬种，跟张书记一样硬气，骨头都是铁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