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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6月下旬的夏风，拂绿了桑干河两岸，河水泛着粼粼的光，像撒了把碎银。东西大同县合并的消息顺着河道传遍了村村户户，比船走得还快。王春生已是十区的干部，带着队员在界碑旁钉新木牌，红漆写的 “十区界” 三个字在日头下亮闪闪的，晃得人眼晕。赵德山拄着拐杖站在田边，看着新抽穗的玉米苗在田里站成排，绿油油的叶片上沾着露水，嫩得能掐出水，浑浊的眼睛里闪着光：“当年春生啊，你说的星火，真就烧遍这平川了，烧得旺着呢。”
田埂上的孩子们追着蝴蝶跑，黄的、白的、花的，翅膀扇得飞快。他们的衣襟上别着红星徽章，那是王春生用红绸子剪的，风一吹就颤，像朵小红花。何二女的儿子已经能帮着记账，小本子上工工整整写着 “亩产玉米二石八斗（合三百二十斤）”，铅笔字透着认真。他娘站在田边喊他回家吃饭，声音里带着笑，甜丝丝的：“慢点跑！别摔了新鞋子！” 那鞋子是用土改分的布匹做的，蓝粗布面，纳了千层底，去年土改工作队进村后，不仅分了土地，还把没收的浮财按人头分给乡亲们，这布匹就是其中一份。鞋面上绣着小小的五角星，针脚歪歪扭扭却透着喜气，像颗刚发芽的种子。
历经春夏耕耘，转眼到了金秋时节。九月的秋阳暖融融的，晒得人身上发懒，十一区三十六个村的百姓聚在打谷场，等着地权证的最后确认。场院中央的石碾子停着，碾盘上还沾着新麦的碎粒。李老财的指甲在地契上刮出三道浅痕，纸页发脆，突然想起去年清算时，农会从他家谷仓夹墙里起出的十二张卖身契 —— 那些记载着苦难的麻纸，黄得像秋叶，让他此刻看着眼前这张象征新生的地契，心里百感交集，像打翻了五味瓶。他身后的管家刚要张嘴，就被他瞪了回去，眼里的光比日头还烈：“以前糊涂，现在懂了，地该给谁种，粮食该谁吃，老天爷都看着呢，欺不得。” 老佃农孙哑巴突然跪地，“咚” 的一声，把地契贴额头的动作惊飞了檐下的麻雀 —— 他爹民国十八年饿死前，用木炭在炕沿上画的就是这块地的形状，弯弯绕绕，像条回家的路。
百姓们没欢呼，只是安安静静接过地契，用红绳系在手腕上，那纸片子在风里轻轻晃，像接过一份沉甸甸的承诺，重得能压弯手腕。他们的手微微颤抖，那是历经苦难后的激动与欣慰，指腹摩挲着纸上的字迹，每一个字都像颗种子，落进心里就发了芽。地契上的每一个字，都承载着他们对土地的渴望和对新生活的憧憬，仿佛是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幸福未来的大门。
分地那天，何二牛带着孩子在新田里撒麦种，麦种金黄金黄的，落在土里就不见了。王春生扶着曲辕犁，牛蹄踩在湿润的泥土里，留下深浅不一的印子，像串省略号。山风掠过麦田，吹起他胸前的红星徽章，亮得刺眼。远处传来孩子们的歌声，那是教员刘文山教的《星火谣》，调子简单，却越唱越响。弹壳熔铸的徽章在阳光下闪着光，落在麦种上，金亮的种子像裹了层碎银，就像当年王春生从伪军粮仓抢回的 “莜麦种”—— 那是当年饥荒时救活过不少人的麦种，因承载着太多苦难记忆被称为 “救命种”，如今终于回到温热的土里，能好好发芽了。
《星火谣》唱道：
“一更星，二更星，星星落地麦苗青
三更火，四更火，火种化进犁铧铁。”
赵德山拄着拐杖走到田埂边，看着王春生扶犁的背影，脊梁挺得像根松杆，忽然想起去年守边堡的冬夜。那时烽火连天，枪子儿嗖嗖地飞，谁能想到今年的田埂上，能听见孩子们这样清亮的歌？他弯腰捡起一粒麦种，放在手心里搓了搓，泥土的腥气混着阳光的暖，心里头踏实得很，像揣着块热乎的馍：“这星火啊，不光烧遍了平川，还种进了土里，来年准能长出好庄稼，长出好日子。”
打谷场的石碾子转得正欢，“咕噜咕噜” 的，新麦的香气飘满村庄，甜得人直咽口水。王春生站在土坡上望去，桑干河的水闪着光，像条银带子；两岸的阶地庄稼一片青绿，地块连成片，顺着河坡铺到远处，像铺向天边的绿毯子。孩子们衣襟上的红星在风里跳，像无数颗小小的星火，把平川的春天照得亮堂堂的。那红星徽章既是革命火种在平川大地生根发芽的象征，也似无数先烈英灵守护着新生土地，激励人们奔向美好未来。
打谷场西头立着的新标语牌，是用拆分的地主祠堂匾额改的，木头还带着股旧香。王春生眯眼看去，“春野希望” 四个字的阴影投在旧界碑上，恰好遮住了日本军刻的 “治安区” 三字，仿佛是历史的隐喻。
这一遮，象征着历史的车轮碾碎了旧日的苦难，迎来了崭新的春天。山风掠过麦田，麦浪滚滚，那是希望的浪潮在涌动；孩子们的歌声在田野间回荡，“星火谣” 的旋律，如同燎原的星火，点燃了这片平川大地的未来，让人们坚信，在党的领导下，生活必将如这春日的田野般，充满生机与希望，一年比一年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