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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任荣知府每天都到巡抚衙门站班，后来传出话不必听差，既诧异，又轻松。有旨意查抄毕沅家产，岳起带几名亲兵和他去太仓县。
事前接到知单来人说走水路。任荣仔细盘算：中丞出动要八人抬大轿，两把杏黄伞，两把青扇，一对兽剑，一对金黄棍，一对桐棍，一对槊，一对回避、肃静牌，二杆旗枪，八面青旗；加上自己的仪仗——四人抬，一把杏黄伞、一把青扇，一对桐棍槊，一对回避、肃静牌，四面青旗，再加上亲兵队伍，总得二三百人员骡马。在他看来如此安排，完全可以说符合“轻舟简从”之义了。
于是先征了二十条民船，又飞马告知太仓州令准备食宿，要万无一失，以防巡抚衙门戈什哈、师爷、长随等人“挑出毛病”。他差事办老了的，各种想的周到。前头宜中丞的爱排场历历在目。照官大一级为父，他必得要像贤孙伺候祖父一样，宁可全且滥，勿要缺而精——替祖父想的面面俱到，做差一点又如何呢？可少了一处，做得再好也容易落下口实。
早上天没亮，带仪仗亲兵出门。小雨淅淅沥沥。已经进了十月，天阴雨连绵，像“倒黄梅”。“小暑一声雷，依旧倒黄梅。”想的不着边际。坐在四人抬里，似乎真闻到草木沤了的发霉味道，任荣回想入伏那天到底有没有打雷。
到书院巷下轿，衙署前五名亲兵候着。上前打问才知道中丞不排仪仗，任知府慌忙撤回伞扇旗牌，只留下十个兵丁，又叫长随去外城河留四条船，其余民船赶紧散去。岳起披青油衣骑马出衙署，见过礼，一行人去城外上船。
船行进在娄江上。细雨朦胧，沿江河荡纵横，海塘堤坝星罗棋布。吴淞江、娄江、白茆港三条江从太湖往东南入海，是苏州、松江、太仓农田灌溉泄水的主要河道。“三江近年可有淤塞？”一边醉心于江上雨景，岳起问道。
任荣急忙回话，自乾隆二十八年朝廷出银子二十余万大修吴淞、娄江、东江三江水利，建白茆港滚坝，太湖流域至今大得其利。末了补充道：“那次大修银子按亩摊还，以后朝廷没再动用公款；松江、湖州塘泾支河几乎年年要修，多是向商民富户劝捐。”
四方青白脸上像浮着玉光，口鼻周正，眼角皱纹细密，颌下花白胡须弯了一道弯，末端倔强地翘着；不想任华亭留心水利——岳起每每想起“华亭鹤唳”，这时对他有点刮目相看的意思。还有百里水路，他命船舱里摆上桌酒菜，一碟芦蒿炒豆腐干，一碟腊猪头肉，一碟金华火腿片，一碟拌海蜇，邀任荣喝酒。
任知府眼眯成两条缝，捏住酒盅滋溜一声，双手捧着往外翻一翻，意思是喝得干干净净，没察觉挂在胡梢上了一两滴。岳起笑着想：“同道中人。”
二人脱略行迹。一会说起前湖广总督毕沅。毕秋帆是乾隆二十五年一甲第一名进士，勤文学而疏公务，大修陕西地方志，喜爱著书——《续资治通鉴》《史籍考》《灵岩山人诗文集》……另外乐于汲引后进，苏州吴泰来、江宁严长明、歙县程晋芳、余姚邵晋涵、洪亮吉、阳湖孙星衍等文家硕儒都出自他的幕府，时时诗酒唱酬无虚日。四年前湖北教匪起事，他畏缩懦弱毫无远略，当阳兵祸，时人称“戮毕沅之尸，庶足以谢天下。”
官阶身份所在，任华亭懂得拿捏分寸，不谈毕总督功过，而是说起蚕丝棉布利高几倍，苏州田地种麦稻少，仰赖商户江运贩米——“教匪作乱，四川、湖南运不来米，苏州粮价涨到石米三两银子。”岳起听出来，今年监生闹事和粮价上涨大有干系。
借着漕米，任荣又说去杭州公干：“前宜抚院下车伊始就说，朝廷如今深受白莲教所累，漕运上水手迷信罗教，不可不防；命下官查访缉拿‘老官’。”
船主人端一盘蚕豆，一盘海蛳送进舱房。霎时间细雨变成急雨，江上白茫茫的一片。起初以为任荣把官事撕掳明白，听到罗教，岳起顿生警觉。皇上整顿漕务，其中缘由不能明示——更怕罗教像白莲教一样生乱。
依附朝廷一万二千只漕船，三千五百八十里大运河上，常年有十数万舵工水手讨生活，水手多是山东、河南及扬州船夫民丁，粮船由南到北往返一次工价五六两银子，收入微薄，他们是帝国的”赤贫穷汉“。
漂泊在运河上，生活艰辛加之蹈江涉河，风涛不测，自前明嘉靖年间，运河水工供奉辞官隐修禅宗临济派，法名净清的户部侍郎罗清。明朝末年，密云人钱、翁二姓，松江人潘姓，在粮船聚集地杭州共兴罗教，宣传劫难将至，信徒将得到“无生老母”拯救过上美好生活；开始建庵堂供奉佛像，吃素念经，称钱庵、翁庵、潘庵。三姓庵所近粮船水次，水手栖身其中，日久皈依罗教。三庵逐渐成为产业，筹资各建分庵，此外又凑钱置地为看守人日用、为死亡水手建义冢。漕船回空闲散水手纷纷寄住，最多的时侯，苏杭有一百多处庵堂。
雍正朝时，浙江巡抚李卫查禁罗教庵堂，拆毁杭州四十所，苏州十二所。细查之后，他也上奏说：
“供奉佛神各像不一，皆系平常庙宇。各水手每年攒出银钱，供给养赡。冬日回空时即在此内安歇，不算房钱……细查其故，亦止吃斋念经，其可恶之处在于借此齐心，欺人生事，尚无别项不轨之处。各帮水手多系山东、河南无业之辈，数以万计，歇店饭铺不敢容留。若将此等庵堂尽行拆毁，驱逐水手，则冬月回空无所归依，反生事端。”
于是毁掉佛像，没收经卷，改庵堂为水手居住的“公所”。直到乾隆朝三十三年，先帝又下旨查拿罗教，教义尽数焚毁，抓捕庵所主持治罪，将苏杭所有新建庵堂、原有公所一概拆毁。
在山东，岳起从卫所、旗丁等处打探，知道摧毁了公所，罗教从陆地移到船上。各省有漕府县船帮几乎都有一条“老堂船”，和先前庵堂一样，分派一人专管“香火”，负责同帮水手用钱账目，由帮里辈分最高、资格最老的师傅充任，对外称呼“当家的”，内部则称“老官”。他们只供奉罗祖画像，已经从教门祖师转成行业祖师爷，由“教”到“帮”，“当家的”用严厉帮规、家法震慑钳制水手。
相比山东出响马，为避免激化成乱，陈大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岳起谋划得更周详。漕船附带商货称“随船土宜”。《漕运则例纂》里农产、棉纺丝织、油酒干鲜果品、南方食物、纸张竹木藤器、铜铁器药材，其中大量可免去沿途税钞。雍正年间的规定，运丁一百石，两名舵手带六石，水手二十石，每条船总共一百二十六石。先帝时又准江南、江浙每条漕船增加四十石。严禁地方浮收漕粮的奏折里，岳起奏议再加水手带土产二十四石，全国漕船凑足一百五十石之数，江浙够一百九十石。又密令船上安插朝廷耳目，或者怀柔，或者离间，将“当家的”牢牢控制。漕船除了上述土产，另外沿途包揽运载商货，随卸随载，这等人把持号令从中受益，不难为朝廷所用。
任荣探听到“当家的”姓名，派运弁缉拿解交原籍，以“水手老官”四字刺面，让乡约地方保结，严加约束不得外出。
宜兴昏庸无能自不必说，可似任某人对上司唯唯诺诺，办错了差事又能置身事外，岳起打心里腻味。“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想起来陆机临刑哀叹。此人可谓“忧谗畏讥”，每件事大张旗鼓在前，明哲保身在后；“混迹苏州府”，脑袋里突然冒出这个词儿。
“不必再查拿老官。”酒盅离开嘴唇，话和嚼蚕豆一样，嘎嘣脆。
“喳！”冷不防被岳中丞吓一跳，任荣起身胳膊往下一搭。
岳起自顾倒酒，手里转着酒盅，酒看上去颤颤巍巍，刚才想将皇上的忧虑告诉任荣，这会儿改了主意：“漕船经过江苏运河段，地方官派兵丁严加监视。运丁将船上十名水手年貌籍贯造册呈报，按名发给腰牌，十人中一人犯法，诸人连坐。”
“喳！”任荣肩膀塌下去，又喊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