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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有云：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正月二十五日，谪居黄州已四年有余的苏轼，迎来了命运的转机。朝廷下诏：量移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所谓“量移”，是对贬官的一种宽宥，从偏远州郡迁往离京城稍近之处。
四月七日，苏轼携家眷离开黄州，顺江东下。七月舟至金陵，他特意登岸拜谒罢相隐居于此的王安石，尽释前嫌，谈诗论佛。离金陵后继续北上，却在七月行至金陵至泗州途中，遭遇人生重击——幼子苏遁不幸夭折。悲痛中，苏轼心力交瘁，北上步伐沉重。
十月十九日，行至泗州，苏轼终于做出决定：他不再愿往汝州漂泊，而是正式上表朝廷，请求改居常州。此奏未即批复，他只得继续北上至南京（今河南商丘）一带听候朝旨。
元丰八年（1085年）正月，苏轼仍在途中，写下“今离泗州，然吾方上书求居常州”之语。不久，朝廷批准了他乞居常州的请求，意味着他放弃了汝州的量移资格。苏轼随即南返，于三月二十二日抵达常州，就此安居。
安稳未久，政局骤变。神宗驾崩，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旧党纷纷被召还朝。元丰八年秋，苏轼自常州召还，授礼部郎中，寻知登州。至此，苏轼“汝州团练副使”的贬官身份正式解除。他在汝州团练副使任上前后约十七个月，却从未真正踏上汝州的土地。苏轼与汝州的缘分，可谓“在任而不至”。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岭南途中，路过汝州探望在此任知州的弟弟苏辙，才第一次踏上这片他曾在官职上隶属的余地。
然则史笔简略，小说或可补白。若东坡先生当年北上途中，曾在这汝州城有过五日盘桓，以他那双见民生疾苦如见己病的眼睛，又会看见什么，写下什么呢？下文所述，便是这虚构五日内，可能发生的故事。
苏轼从黄州北上，水路转陆路，走了将近两个月。元丰八年初春，在一个薄暮抵达汝州境内。汝州城不大，不临大江，城外只有一条名叫北汝河的浅水，冬日几近干涸。知州姓刘，是个谨慎的官僚，对他这个“量移”的罪臣态度客气，安排食宿，循例拜会，一切按规矩来，不多一分，不少一毫。这反而让苏轼觉得自在了些。他不需额外的照拂，也不愿承受多余的审视。他被安排在官舍暂住。官舍简陋，但比黄州临皋亭齐整些。他清楚，这五日只是他漫长贬谪途中一个短暂的名义上的改善，一个驿站而已。五日后他将继续北上。
白日里，他去州衙点个卯，无事可做。因为仍是“不得签书公事”，刘知州给他看了一些近年的卷宗，多是寻常钱粮词讼。他翻看着，那些数字、人名、案情，在他眼前飘过，却很难真正进入心里。直到他翻到一卷关于“盐课”的文书，目光停在那里，似乎凝固了。
盐。又是盐。他想起很多年前在杭州，详陈两浙榷盐之害，上书痛斥；在徐州，他亦在给天子的奏疏里，直言盐课逼民为盗。那时虽也愤慨忧心，但那种痛就像隔着窗户看雨，知道外面的人淋湿了，自己身上却是干的。此刻，他的目光盯在文书“催缴”二字后面——“民有鬻妻孥以偿者”。这并非文书上的危言耸听。他猛然想起，就在去年，还在黄州时，便隐约听闻荆湖一带因盐课催逼，有此惨事。这七个字像七根针猛地扎痛他的心。他拿着文书的手，潜意识地抖了一下。
这种痛就像在黄州，他亲身经历的看见的瘟疫中王家嫂子为救孙儿绝望的脸，东坡上那个冻饿而死的无名流民攥着的半块霉饼，调解田界时张木匠和陈铁匠为尺把硬瘦土争得面红耳赤的窘迫……百姓之苦，是一口饭，一件衣的细事，又是非常具体的事。而“鬻妻孥以偿”，意味着连最具体的生存底线都已崩塌，更是苦不堪言。
汝州的百姓，或许正经历着和黄州邻人同样的，甚至更深的艰难。而这一切，源头之一，可能就是这卷宗上冰冷记录的“盐课”。
他合上卷宗，闭上眼，胸口起伏。他不知道是愤怒还是悲悯？还是黄州四年，那片土地和那些人教会他的，对具体苦难无法再背过身去的本能？
刘知州注意到他的异样，咳了一声，语气平淡地解释：“苏大人，盐课乃朝廷定制，国用所系。地方有司，不过按额催办。些微信弊，在所难免，历年如此。朝廷亦知地方艰难，常有蠲免，然法度如此，非我等所能置喙。”
苏轼睁开眼，看着刘知州那张公事公办的圆滑嘴脸，深感疲倦。他知道对方说得没错。他苏轼现在是什么身份？一个刚刚“量移”的戴罪之身，不得签书公事的团练副使。他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能力，去质疑去改变执行了数十年的国家榷盐大政？他沉默地将那卷文书放回原处。然而，那七个字和卷宗后可能代表的无数看不见的眼泪与破碎的家庭，却像鬼魅一样缠住了他。
这天里夜，他独坐油灯下，眉头紧皱，一直琢磨着那七个字。窗外的夜，干冷，沉寂，没有雾，只有一弯瘦月冷冷地钉在墨蓝的天空，将官舍院中枯树的枝桠，映成地上疏疏的影子。他辗转至深夜方勉强入眠，噩梦连连。不多时，便从梦中惊醒，再也无法入睡。他躺在床头回忆梦中的情景。白日里“鬻妻孥”的惨状，让他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仿佛看到破败的茅屋前，骨瘦如柴的汉子如何跪地哀求，衣衫褴褛的妇孺如何哭泣被拉走……这些画面，与记忆中那些鲜活的面孔重叠、交织，让他躺也不是，睡也不是。
从第二天开始，他不再去州衙。他在官舍附近走动，观察。汝州城比黄州繁华些，街市上行人神色却大多麻木、匆忙，少有黄州街坊那种虽贫苦却自然的生气。他看到盐铺前排队的人群，看到有人捏着几个铜钱，反复掂量，最终叹着气离开。他看到里正带着衙役，在巷陌间穿行，飞扬跋扈，随心所欲地拍打着一些人家的破木门。
他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寻常的过客，偶尔与街边老人、摊贩搭话，问年景，问生计……回答多是套话：“还好”、“糊口”、“官家的租税，总是要交的”。但闪烁的眼神，低垂的眉眼，欲言又止的叹息，比任何控诉都更让他心沉心疼。
看着那一张张菜色的脸，慌张悲苦的眼神，他想起熙宁年间，他任杭州通判时的情形。时隔十数年，百姓为盐政之苦毫无改变，并有过之。是地方官之失，还是……？如果地方官都如他《遗爱亭记》里所写的“不忍欺”，像徐君猷“不扰”，是否能减轻百姓之苦呢？他觉得朝廷的问题是朝廷的事，地方官的不扰又是回事。像汝州这样的官吏为了盐政逼得百姓鬻妻孥，简直是遗祸！
当年在杭州为盐政，他写了一道长长的奏章，详陈两浙榷盐之弊：“东南盐法，大害于民。小民以盐为生，官夺其利，刑禁日繁，盗贼公行……” 那时他意气风发，觉得为民请命，是言官的本分，是“致君尧舜”的实践。奏章递上去了，却石沉大海。后来他才知道，他的奏章被中书省压下，反而成了某些人眼中他迂阔、不识时务的佐证。
他边走边沉思。面对这种盘根错节关乎国策的制度性弊政，他一个流放罪臣，能做什么呢？关键是他看见了，知道了汝州百姓之苦。我能装作没看见，不知道吗？苏轼无奈地摇摇头，然而，看见了又能如何？他眼神茫然。
他又想，曾经的奏章，道理或许都对，但终究是居高临下的为民请命。他痛心的是“法弊”，是“民困”这个抽象的概念。而现在，在经历了黄州四年的生活，在成为民之一员，亲身咀嚼过生存的艰辛与尊严的滋味后，他痛心的是那些被拆散的家庭里，具体某个孩子的眼泪。这痛，更切身，也更难以忍受。
这两日，他在街头闲逛，耳闻目睹和脑子老是想的是这类问题。昨天刘知州说，今晚为他设宴饯行。明天他就要离开汝州，他当即以身体不适婉拒。老实说，这几日他为这“视而不见”的煎熬，寝食不安，便以身体不适婉拒了刘知州的饯行宴。
夜幕降临。他没有回官舍，而是独自一人，登上了汝州城北一处不高的土丘。冬日的夕阳缓缓沉入远处苍茫的地平线，将辽阔的原野、稀疏的村落、蜿蜒的汝水，都染上了一层悲壮而凄凉的色彩。风很大，卷起地上的枯叶和沙尘，打在身上脸上生疼。
他就在这猎猎寒风中站着，望着这片即将离开或许永不再来的土地。怀中那包黄州土，似乎又在隐隐发烫。我到底能为这片土地上那些看不见的苦难，做点什么呢？他继续纠结，心口难受。
离开黄州那日，在船上写《遗爱亭记》。他以为，“遗爱”是徐君猷那样的“不扰”。此刻他才明白，在某些情境下，“遗爱”或许更需要一种“不忍”的勇气，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担当。哪怕这担当，只是发出一声微弱的可能很快被风吹散的呼喊，而且至少要让这声呼喊，存在过。
一个念头，在夕阳完全沉没的那一刻，无比清晰地浮现出来，再也无法按捺。
他大步走下土丘，回到官舍。没有点灯，就着窗外最后一缕天光，坐在那张简陋的书桌前，将已在胸中酝酿了五天，甚至更久的文字一挥而就：“臣轼谨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
他写汝州见闻，只是平静地陈述所见，不是为了弹劾刘知州，而是为了指出，这弊政非汝州一地为然，乃是“天下通患”，根源在于“榷法太密，取利太深”。他写自己当年在杭州、密州所见盐法之弊，写“徒使平民受刑，而奸吏得计”。他写自己曾被贬斥，言不足信，但“今日目击之事，尤切于昔”。他写“陛下圣德仁厚，必不忍小民困迫至此”。
他知道，这些话皇帝可能根本看不到。看到了，也可能不以为然。甚至，这封上书本身，就可能给他带来新的祸端。他仿佛已经看到了那些御史台官员，如何拿着这封书，罗织新的罪名——“妄议朝政”、“讥讽榷法”……
但是，他不再考虑那么多，继续写下去。他写“乞罢榷盐，或量减其额，宽其期限，使民得稍苏息。”他笔锋不停，继续写道，“或可仿京东、河北故事，于灾伤州县暂许通商，予民一线生机。”他写“若以臣言为妄，愿陛下遣使按视，若有一事不实，臣甘伏斧钺”。最后署名：“责授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臣苏轼谨奏。元丰七年正月某日。”
写完。窗外已漆黑一片。他靠在椅背上，感到全身基本虚脱，但心里不再纠结，不再煎熬，如释重负。他知道自己做了一件于己无利，于大局可能也无补的傻事。但，作为一个看见了知道了，并且无法再背过身去的人，他做了他能做的一件事。
忽然，他深感轻松。在汝州这五日，他没有仅仅做一个匆匆的过客，一个冷眼的旁观者。他看见了苦难，并为这苦难，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声音，或许便是他留给汝州这片陌生土地，一份微末的无人知晓的“遗爱”。他知道，这声音很可能沉入深宫，毫无回响。但至少，在发出这声音的此刻，他遵从了内心那片由黄州苦难所浇灌出的再也无法熄灭的不忍之火。这火，将照亮他未来所有的漂泊与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