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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于元符三年（1100年）七月抵达廉州，八月获准继续北归，随即离开。停留时间虽然短暂，但在廉州期间备受礼遇，住在清乐轩，写下《廉州龙眼》等诗文，并留下“万里瞻天”匾额。
但我的故事似乎与史实有所出入，只从一碗粥说起。
话说离开海南后的第七日清晨，苏轼乘坐的半旧官船停靠在廉州合浦一个简陋的码头。码头没有迎接仪式，也没有专门迎接他的官衙里的人，只有几个赤膊的脚夫在雾气中影影绰绰地移动。他们踏上跳板，脚底传来木质码头被潮水浸泡后的、富有弹性的坚实感。这种感觉与海岛沙滩的绵软截然不同。空气里的咸腥也淡了，取而代之的是泥土、牛粪、炊烟和某种熟悉而又陌生的腐烂植物混合的气味。他站在码头上，闻着这股味儿，感觉这才是正宗的人间味道，一丝几乎令他晕眩的、恍如隔世的归来感沁入心扉。
“爹，到了。”苏过提着简单的行囊，双眼望着晨雾中逐渐清晰的街市轮廓，不禁惊喜，对苏轼喊道，声音有些哽咽。
他朝儿子瞄了瞄，儿子的眼眶有些湿润，一种内疚感袭上他的心头。是啊，三年海外那种音信断绝，仿佛处于生死边缘的日子，在踏上这片陆地的时刻，总算一去不复返了，怎不令过儿欣喜呢？他点了一下头，轻轻拍了拍儿子的肩膀。他的目光越过码头杂乱堆积的货物和早起忙碌的渔民，投向城镇深处。这里比儋州繁华，有城墙，有街巷，有官署。但他清醒，自己依旧是一个“不得签书公事”的罪臣，一个被允许在此地居住的、需要被监视的流人。不过，他已木然自己的漂泊，对廉州有一种宾至如归之感。
州衙的接待出乎他的意料，十分客气而又故意疏离。他觉得这分寸很适合他的身份和处境。
他们被一位姓陈的司户参军安置在城内西南角一处僻静的旧公廨。屋子虽说陈旧漏雨，但比桄榔庵齐整，是座像样的房子。屋里只有一榻、一桌、两凳，积着厚厚的灰尘。苏过见后，却无怨言，立刻打扫起来，想为父亲张罗一个安稳的住处。
苏轼每到一个新的环境，首先喜欢察看周围风景。他走到窗边，推开那扇破旧木窗。窗外是一个不大的荒废的天井，墙角生着青苔和野草。天井一角，有一口石井，井口石栏破损，但井水看起来还算清冽。再远处，是邻家的屋脊，和一方被切割成不规则形状的灰白色的天空。他看了看这四面墙壁，又望了望这片小小的被切割的天空，觉得有些不自在，不像在儋州的桄榔庵，推门即是林莽，抬头即是星空，他与天地之间毫无阻隔，而眼前仿佛深陷一个柔软的、却无处不在的牢笼。他不再是天地间一个自由的呼吸者，重新被纳入了人间的秩序，一个他既熟悉又已被剥离太久的秩序。
应该说，他现在有墙遮风，有瓦挡雨，即将有官粮可领，不再需要为明日的口粮与瘴疠搏命，是否极泰来。可为什么，他心里那片在海南被海风和星光涤荡过的旷野，却在这相对安稳的人间屋檐下，感到了一丝憋闷与失落？他油然回味起海风穿堂，星月入户的生活。他与阿黎和黎童们围坐在红土地的火塘边，吃着烤芋，听着完全不懂却觉得亲切的黎歌。那时，物质匮乏到了极点，精神却饱满充盈，整个身心几乎与那蛮荒的山水同化，时刻拥有一种近乎道家“吾丧我”的畅然。人啊，人！他无比感慨，又无法认识自己。
“爹，收拾好了。您先歇着，我去市集看看，买些米粮炊具，再寻个郎中，为您诊诊脉……”苏过擦拭着额头细汗，语气里是抑制不住的对“正常生活”的憧憬。
苏轼应道：“去吧。走慢些，不着急。”
苏过走后，屋子里彻底安静下来。苏轼在唯一的凳子上坐下，看着窗外那一方天空。行囊就放在脚边，他伸手进去，没有去摸那包土，也没有碰那片陶。他的手指，触到了一个更小、更硬的布包。解开，里面是几颗乌黑发亮的荔枝核，和那一小截焦枯的荔枝花枝。荔枝的甘甜与花的清苦，岭南的浓烈与生命的无常，都凝结在这几粒小小的硬核与枯枝之中。
他将一颗荔枝核放在掌心，摩挲着它光滑坚硬的表面。云儿的音容笑貌浮现眼前，尽管这个身影带着些许惨淡。
绍圣二年秋，惠州白鹤新居。王朝云躺在病榻上，已病骨支离。他守在小泥炉前，用文火慢慢熬着一小罐白粥。他小心地搅动着，怕糊，怕溢。粥熬好了，米粒开花，稠滑如乳。他盛了小半碗，吹凉，坐到榻边，一小勺一小勺地喂她。唉，当时每一勺，都盛满了他无能为力的痛与竭尽所能的爱。那粥仿佛是绝望中的一点微温，是即将永别者最后的一丝抚慰。她咽得好慢，好吃力，但每次咽下，苍白消瘦的脸上，会浮起一丝极淡的笑意，看着他，细语：“先生熬的粥……好甜。”
粥的滋味一晃从记忆的潮水中褪去，面对掌心荔枝核和廉州这间空旷的旧屋，他忽然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渴。在这廉州，他将迎来什么滋味呢？是安置后的寡淡与麻木？还是等待量移或赦免的、无休止的、温水煮青蛙般的煎熬？他深感绝望之虚妄。
苏过买了些米回家，放着又出去了。他走到灶间。灶是冷的，锅是空的。他拿起水瓢和桶，走到天井那口井边，清凉的井水映着他花白的头发和清癯的面容。他打回半桶水，倒入锅中，又走回屋子，从苏过刚买来、放在墙角的那小袋米中，抓了两把，仔细淘洗后放入锅中。然后，在天井角落找到一些枯枝败叶，勉强引燃了灶火。
他蹲在灶前，看着火，看着锅中水渐渐泛起细小的气泡。他抿嘴窃笑，我苏轼不再是诗人、罪臣，倒像是个生火煮粥的老人。也许若干年后，没有人记得我的这些无奈的生存琐碎，倒会为我的诗文大书特书，或为我的一时逢场作戏的故事演绎精彩……
粥香渐渐弥漫开来。很平淡，却是久违的、属于家的香气。这香气，与记忆中惠州那碗好甜的粥，与儋州那些粗糙的芋魁，与黄州的那碗薄粥，都不同。
粥成了。他盛了两碗，放在桌上。一碗给自己，一碗留给苏过。他坐在桌边，一口一口吃着。米粒软烂，粥水温润，划过喉咙，落入空空如也的胃袋，带来扎实的暖意。吃着吃着，他感觉从黄州的薄粥，到惠州的荔枝与药粥，到儋州的芋魁，再到此刻廉州的白粥……食物的滋味在变，境遇在变，但在当下，为自己为所爱之人，熬一碗粥的动作本身，从来没有变。或许这就是“归来”真正的意义。不是回到某个具体的地点，而是在漂泊的每一站，都重新找到那个能让生命踏实落地的、无论大小的支点。在廉州，他找到了这个支点，尝到了粥的味道。而且，他明了真正的滋味，不在于食材的珍稀或烹饪的繁复，而在于能否在这最“无味”的日常中，品嚼出生命依然在继续、依然值得珍惜的，那一点本真的味道。
他吃完最后一口粥，将碗轻轻放下。碗底，干干净净。俨然在定惠院、安国寺等寺院用斋时那样惜福，粒米不剩。
这时，苏过抱着一堆新买的杂物，推门进来，额上带着汗，脸上带着市集归来的生机，鼻子抽动：“爹，好香！”
苏轼听到“好香”二字，百感交集，看着儿子，脸上露出平静而温暖的笑意：“煮了白米粥。快来吃，还温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