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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仁太后崩逝，朝局瞬息生变。或许是新君欲示权威，或是朝中已有暗流欲动其位，诏命急下：召河北西路安抚使、知定州苏轼还朝述职。苏轼刚从定州被紧急召回汴京述职，风尘未洗，便被通知参加元祐八年冬至大朝会。
垂拱殿里，文武百官按品阶肃立，朱紫满堂，殿内焚着厚重的御香，试图驱散冬日清晨渗入的寒意。一切似乎与往年无异。但所有人的目光，都有意无意地投向那架位于御案之后、沉默了整整八年有三个月的珠帘。
帘后，是太皇太后高氏的御座。帘幕低垂，静默无声。而御案之前，那方原本属于年幼皇帝、在以往大朝中几乎只是象征的略小一些的御座，今日却显得不同。十七岁的哲宗皇帝赵煦，穿着崭新的衮服，端坐其上。冠冕的旒珠轻轻晃动，遮住了部分脸，脊背挺得笔直，但有一种刻意为之的僵硬。他的目光，透过眼前的旒珠，有些过于平静地扫视着丹墀下的群臣。
苏轼站在文官班列中靠前的位置。定州朔风的凛冽，似乎还残留在他的骨髓，又感觉出整个大殿的空气，因为那架沉默的珠帘和帘前那个突然存在感强烈的年轻皇帝，而变得粘稠、滞重。他抬眼瞄了一眼年轻皇帝，发现皇帝的目光里，没有孩童的好奇或依赖，没有少年人常见的躁动，却有一种深不见底的、冰封般的沉寂，以及沉寂之下，某种正在缓慢苏醒、亟待破土而出的锋芒。他的心不禁微微一震。
司礼官高唱仪程。百官恭立。一切按部就班。轮到皇帝开口。他声音还带着变声期过后的一丝沙哑，但异常清晰、平稳：“朕，幼冲嗣位，仰承太皇太后同听政，慈训抚育，夙夜祗惧。今既冠礼成，太皇太后圣体违和，宜加静摄。自今军国事，朕当与辅臣共议处之，以安两宫，以慰天下！”
话音落下，殿中寂静无声。百官都能听出这话中意。持续八年多的元祐更化，高太后垂帘听政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看似寻常的冬至朝会上，以一种体面而决绝的方式，被正式宣告结束。年轻的皇帝，用最简短的言辞，完成了一次静默的却地动山摇的权力交接。特别是“太皇太后圣体违和，宜加静摄。” 这十二个字，像十二块巨大的冰块，砸在每一位大臣的心湖上，激起彻骨的寒意和滔天的暗涌。
苏轼站在这熟悉又陌生的朝堂，想起八年前，也是在这里，帘幕之后。高太后的声音温和而疲惫：“苏卿，皇帝年幼，老身不得不勉为其难。这朝局，像一匹受惊的烈马，需徐徐图之，以静制动，以宽纠猛。你性子直，言辞锐，往后要多几分静气。” 他到黄州不久，太后赐他“静候”玉佩以慰抚。他明白个中含义丰富且深远。这八年，他某种程度上实践着太后的静与宽，在杭州、颍州、扬州，试图将黄州所悟化为不扰民的遗爱。如今，“静候”的赐予者，被宣告“宜加静摄”。而那位需要被“静候”的君王，已经自己走到了台前。他心潮起伏，诸般思绪才下心头又上心头。
朝会在一种诡异的气氛中结束。百官鱼贯退出垂拱殿。然后，三三两两，步履匆匆，交头接耳，表情各异，有的振奋，有的忧惧，有的茫然，但更多的是忐忑。冬日的阳光照在殿前的广场上，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苏轼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在最后。他感到一阵虚脱般的疲惫。这种疲惫并非来自旅途，而是来自刚才那短短一个时辰里，所感知的历史车轮开始转向的碾压感。他怀中那枚“静候/守拙”的玉佩，贴着肌肤，没有一点温度。
“子瞻兄。”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他抬眼一看，是好友、门下侍郎刘挚：“刘兄。”
刘挚面色凝重，凑近低语：“山雨欲来啊！官家怕是要绍述先帝之政了。”
“绍述”，特指继承神宗皇帝与王安石的新法。这个词，在元祐年间是禁忌，是旧党全力抹去、更化的对象。而今从皇帝平静的宣言里，所有人都听出了“绍述”的弦外之音。
苏轼抬起头，望着汴京冬日灰蒙蒙的天空，寒风掀动他的袍角。他没有直接回应那山雨，沉默片刻，只是告诉刘挚：他离开定州前，视察新整顿的曲阳弓弩作院的情景。为根除武器积弊，他亲自选定了太行山阳坡上坚硬笔直、纹理细密的栎木作箭杆，给工匠提供最新的锋利刨子等制作工具。当新制作的箭杆送到他手中，他再试看，感觉浑圆、光滑、富有弹性，总算达到了他理想中的标准。可见事在人为，只要肯回到根本，从实处用力，再难的局面，也能像这箭杆一样，慢慢被修直、磨光，成为利器。
“可朝堂之事，似乎比修直一根箭杆要复杂千万倍啊！”刘挚不无忧心忡忡地说。
苏轼知道，刘挚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它关乎的不是木料的纹理，而是人心、利益、积怨与难以调和的道不同。皇帝要绍述，意味着八年来被提拔、被倚重的元祐旧臣，包括他苏轼，很可能将成为更化的对象，甚至成为需要被清除的障碍。他沉默不语。良久，下意识地摸了摸怀中玉佩，心中咀嚼着“静候”二字。太后当年赐玉，是让他在个人低谷和复杂的政局中保持清醒、等待时机。如今，太后静摄，皇帝亲政，静候的对象和情境已截然不同。或许，此刻的静候，是告诉自己在风暴将至前，首先得稳住自己的心神，守住内心的底线。
“子瞻兄有何打算？”刘挚见他出神，追问。
苏轼收回目光：“静观其变吧。为臣子者，但知尽忠职守，直言进谏。至于用与不用，在君；行与藏，在我。雷霆雨露，莫非天恩。” 这话说得很标准，甚至有些迂阔，但刘挚听出了其中那份经过黄州风雨淘洗后的平静与韧性。他深深地看了眼苏轼，觉得面前这位同僚加朋友是如此熟悉又那样陌生。其骨子里已然藏着一种更深沉的、做好准备承受任何结果的坦然，内心不禁对苏轼肃然起敬。
汴京的气氛果如苏轼所料，一日紧过一日。皇帝连续召见昔日推行新法的干吏旧臣，询问熙宁、元丰年间的旧事。宫中传出皇帝抚摸御案上神宗皇帝遗物的传闻。奏章中，开始出现试探性的、“请求讨论”某些新法利弊的声音。旧党大臣中，有人上疏坚决维护“元祐政事”，有人开始惶恐自保，也有人暗中转向，寻找新的进身之阶。
苏轼被授予‘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的荣衔，实际差遣未定。这似荣实抑的安排，如同一个精巧的笼子，既将他高高挂起，也便于朝中那些重新得势的目光，将他看得更清。他每日去翰林院、礼部点点卯，几无事务。他冷眼旁观着朝局的微妙变化，将自己更多的精力，投入整理书稿、与苏辙及少数知交诗文唱和中。他知道，自己那封在扬州写的《乞罢万花会状》，以及历年来对某些新政弊端的批评，很可能已经成为某些人手中的旧账。
心中块垒难消，又知范公洞明世事。一日，苏轼前往拜访在京寓居的老臣范纯仁。门人认识苏轼，将他引到庭院。庭院中，一株老梅正凌寒绽放，幽香袭人。范纯仁坐在梅树下，披着厚裘，手里握着一卷《春秋》，正聚精会神地读着。
苏轼来到他跟前，见他年事已高，但精神依然矍铄，心中自是欢喜，然后略一施礼，道：“范公依旧书不离手啊！”
范纯仁闻言，放下手中书卷，抬眼看他：“子瞻，今日可有闲登临陋舍？你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哦——”说完，微微一笑。
苏轼佩服范公智慧，也不绕弯子，但还是斟酌再三，开口道：“范公，眼下这个局势……？”
“你从黄州来，最深的体悟是什么？”范纯仁不正面回答。
苏轼一怔，答道：“是在泥土中，方知根本。是‘不扰’二字，或可为政之基。”
范纯仁点点头，两手拍打着双膝，接着抬起右手，指着眼前的梅花：“子瞻，你瞧这梅，岁寒而后凋，并非与严寒抗争，是它根本深固，顺应时节，将严寒化为了绽放的力量。朝局如四季，有熙宁的盛夏，有元祐的深秋，如今或将入冬。为臣者，当学此梅，根本不动，顺时而为。该开花时开花，该蓄力时蓄力。至于风雪多大，非一木可挡，亦非一木之责。但求无愧本心，不损根本也！”
苏轼默然。范公之梅与太后“静候”之训，与王弗梦中告诫玉中“守拙”的“顺应天道、持守本心”，一也。在定州，他用力于直，像修直那根箭杆，欲以此对抗外部的曲。而范公的梅，则启示他另一种力量：根本的直在内，枝干的曲在外。顺应风雪之曲，方能保住生命之直。朝局若已成将临的严冬，硬抗如箭杆易折，不如学梅，蓄根于内，静候天时。在定州，他用力于实，修直箭杆。在朝堂，面对不可抗的势，或许更需要这种梅花般的“韧”与“定”。不为迎合时势而扭曲本心，亦不以卵击石地硬抗时势，而是在认清大势后，依然尽力在自身位置上，做那些根本的、能利己利他的事。
他收获满满地离开范府，暮色已经四合。汴京的街道华灯初上，繁华依旧，但苏轼却觉得，这繁华之下，有一股来自宫廷深处的越来越冷的暗流，正在悄然涌动，即将席卷一切。但无论这股暗流还是风雪来得多么酷烈，他已然从黄州的泥土和这十年的漂泊中，获得了那株老梅的“根本”。这根本，是母亲戒尺量出的道义，是黄州泥土赋予的实在，是“守拙”玉提示的顺应与持守，是怀中那包永远带着东坡故乡温度的泥土。他将坦然面对，淡然接受。
回到暂居的驿馆，他身体有些疲惫，但心里还是比较轻松。他躺在书房的椅子上眯了片刻，然后起身，走向案头，点亮了那盏从黄州带来的、王弗的旧琉璃灯。灯光照亮了摊开的、他正在续写的《东坡易传》，也照亮了行囊一角。
他重新坐下来，提起笔，在稿纸的空白处，缓缓写下：“定州箭杆直，可穿三重甲。汴京风色变，难测君王心。但守胸中拙，如梅立深雪。夜灯照旧稿，泥土有余温。”
写罢， 他吹灭灯，和衣躺下。冬夜，漫长而寒冷。但在这间简陋的驿馆房间里，在行囊与旧稿的陪伴下，在胸中那点“拙”直的火焰照耀下，他感到一种奇异的安宁。不久，便在行囊与旧稿的微光里沉入睡乡。
迷蒙间，一些遥远而破碎的影迹浮上心头。仿佛是小时候，在眉山老家，一个禅师路过家门，见正在玩耍的他，伸手摸摸他的头说，阿弥陀佛——小施主，你前世在黄梅四祖寺修行。因一念起，玷污一位妙龄少女，犯了戒。死后投胎一只公鸡。被那位女子转世投胎过来的女主人宰杀，掉在房檐下，鲜血淋漓。是老衲路过，将你救走。让你此世成人。你这一生少不了颠沛流离之苦。说完，就不见人影。当时自己吓得一身冷汗。醒过来，原来睡在大门口的凉席上，做了一场梦。如今细想起来，也许与前世有些瓜葛。因此，即将迎来的一切也许是生活赐予自己最好的修行缘资。
本回所描绘的冬至朝会、哲宗亲政宣言及汴京紧张氛围，皆为真实历史之生动写照。然，苏轼此时行踪与史微异：高太后崩后，苏轼仍在定州任上，至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即因“讥斥先朝”之罪罢定州任，谪知英州，未再返汴京叙职。其所任“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系元祐七年除授，此时已名存实亡。小说将其置于汴京权力场中，与刘挚、范纯仁（时已出知颍昌）对话，乃为艺术集中之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