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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回朝后，心中装着遗爱二字，与同僚政见多有乖离，难合时宜。不久就遭到朝中洛党与朔党联手排挤。为了远离是非，他自请外任以避祸。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八月第二次来到杭州，任知州。
第一次到杭州任通判，是熙宁四年。那时他常游西湖，看的是“山色空蒙雨亦奇”的诗意，醉的是“欲把西湖比西子”的浪漫。湖对他而言，是风景，是创作灵感的源泉，是宴游酬唱的舞台。
这次抵达杭州的第三日清晨，他就去西湖赏景。他站在杭州城外的保俶塔下，凭栏远眺。晨雾尚未散尽，阳光吝啬地洒在西湖上。湖面不再是记忆中波光潋滟的完整镜面，而是被大块大块墨绿色的毛茸茸的“陆地”分割得支离破碎。那些水草、淤泥、腐烂植物经年累月堆积形成的漂浮陆地，像湖面溃烂后结出的丑陋痂疤，顽固地吞噬着所剩无几的清澈水域。葑田之间，水道狭窄淤塞，水色浑浊发黑。风吹过，一股由湖底淤泥被搅动的土腥，混着水草腐败的怪味扑来，令他掩鼻。几条采菱的小船，在勉强可通行的水巷里艰难穿行，船底不时传来刮擦葑根的滞涩声响。不见了《西洲曲》里的“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的画面。他万万没想到，不过一二十年间，美丽的西湖竟然昨是今非，大煞风景！
陪同的僚属，见他面露愠色与失望之情，赶紧低声禀报：“……自庆历、元祐以来，废而不治，葑积二十五万余丈，湖面堙塞过半。六井亦几于废，城中饮水，多汲于钱塘江，道远水恶，民甚苦之……”声音是平稳的官腔。
苏轼听着，目光没有离开那片破碎的湖面。他没有看僚属呈上的图册，只是望着，望着那些葑田野蛮生长的姿态，望着浑浊水面上倒映的破碎天光，感叹远处孤山、白堤、白沙堤在葑草的围困中，显得局促而孤零。这片病湖，不再仅仅是风景，是压在他肩上的关乎一城生死的重担。僚属口中“二十五万余丈”的葑积，“饮水甚苦”的民生，不再是过去当通判时可以旁观的“弊政”，如今是他必须面对、必须解决的难题。
他看着那些葑田，看着它们在晨光中沉默而嚣张地扩展着自己的疆域，竟奇异地产生了与当年站在东坡荆棘前，一模一样的感受。同样的蛮荒，同样的无力，同样的茫然。不过，东坡的荒芜，关乎他一家几口的生存；西湖的荒芜却关乎杭州数十万百姓的饮水、灌溉、航运，乃至这座城市的呼吸。
僚属的声音还在继续，说着历年治理的提议与夭折，说着工役的浩大，钱粮的匮乏，各方利益的掰肘。每一个理由都充分，每一道难关都真实。
苏轼转过身，不再看湖。他沿着下山的石阶，往下走。脚步踩在湿润的青苔上，有些滑。他没有说话，僚属也识趣地闭了嘴，默默跟在后面。
接下来的几日，他没有再召集会议商讨治湖，而是换了常服，带着苏迈，开始在杭州城里城外、湖边水畔，明察暗访。他停留在几乎淤死的“六井”遗址前，看到井口被垃圾和秽物半掩，闻到从中散发出刺鼻的恶臭。他沿着狭窄淤塞的运河水道走，看货船如何费力地穿梭，听船夫抱怨水浅泥厚，误时增费。他走进湖边的村落，看农夫如何从越来越远的、被葑田逼仄的角落取水灌溉，听他们咒骂这“害人湖”毁了田地。他甚至坐上一条小舟，让老船工撑着，慢慢划进葑田深处。
船行得很慢，很艰难。葑根在水下纵横交错，像无数只冰冷滑腻的手，纠缠着、拖拽着船底。桨叶拨开的不再是当年的清波，是粘稠的、泛着泡沫的墨绿色浆液。腐烂的水草叶蔓不时缠上船舷，扯断后，断面流出乳白色的汁液，散发着更浓的腐烂气息。视线所及，除了近处浑浊发黑的水，就是远处连绵不绝的高达丈余的葑草丛，像一片诡异的水上森林，隔绝了天光。
阳光投下昏暗摇曳的光斑。空气沉闷，弥漫着死亡与淤塞的气息。
“老爷，不能再往里了，”老船工喘着气停下桨，用袖子抹了把汗，“里面葑根厚得像毯子，船过不去。早年这湖可清了……唉，今日成了个大沼泽，除了水蚊子，啥活物都快没了。”
苏轼站在船头，看着眼前这片被糟蹋的水域，心里难受。他弯下腰，伸手从船边捞起一把葑草。草叶肥厚湿滑，根系带着黑油油的淤泥。他用力一攥，污黑的泥水从指缝间渗出，滴在船板上。这触感，这令人窒息的气味与当年在东坡，握住第一把荆棘，被尖刺扎破掌心，闻到根茎断裂时那股辛辣的草木腥气，何其相似！
都是荒芜，都是淤塞，都是生命活力被窒息被阻断的困境。但，东坡的荆棘，他最终用双手，一锄头一锄头地垦开了。虽然满手血泡，但土地是诚实的，你给它汗水，它就给你生长的空隙，最终还你一片金黄。可西湖呢？这“二十五万余丈”的葑积，这关乎一城命脉的浩大工程，也能靠一双手、一把锄头去“垦”吗？
这些年的人生经历和为官之道告诉他，庙堂之高，江湖之远，中间隔着无数层级的漠然、敷衍和“历来如此”的惰性。面对着一个具体到无法回避的正在腐烂的“病灶”。他是知州，是此地最高的“有司”。他不能再仅仅靠“上书”，不能只满足于“草诏”。他必须行动，必须找到那把能撬动这“二十五万余丈”淤塞的现实的“锄头”。
船掉头，驶出葑田深处。天光重新变得明亮了些，但心头那片沉重的阴影，并未散去。回到州衙，已是傍晚。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对着杭州的舆图反复地看。图上，西湖像一个被侵蚀得变了形的黯淡的墨渍。僚属白日呈上的各类卷宗、历年治湖议案的抄本、钱粮预算的粗略估算，堆在案头，像另一座沉默的“葑山”。
他感到一种在黄州垦荒初期、面对无边荆棘时也曾有过的、几近绝望的疲惫。但这一次疲惫深处，还有一种更尖锐的东西。对这座城，对这些百姓，对他此刻所处位置的责任。这责任，比养活自己一家重千万倍。
烛火“噼啪”爆了个灯花。他揉了揉发涩的眼睛，目光无意中落在自己摊开的手掌上。掌心的老茧早已软化，但痕迹还在。他看着这些老茧，忽然忆起在黄州，垦荒最难的时候，他是怎么开始的？治湖，是否也可以如此呢？嗯。先找到一小块可以下手的地方，先挖开一道口子，让活水重新流动起来，让百姓看到希望，让反对者看见实效。然后，再图扩大……
他眉头一皱，目光重新落回舆图，落在“六井”的位置上。六井淤废，城中饮水艰难，这是最切肤的痛，是关乎所有百姓每日生存的“第一要务”。如果能先疏浚六井，恢复城中饮水，便是最直接最能凝聚人心的“第一锄”。
可疏浚六井，需要清理引水的渠道，渠道与西湖相通，必然涉及湖边的葑田清理。这又绕回了原点——需要人力，需要钱粮。这又如何是好？！
他双手抱头，覆在案前沉思：黄州瘟疫时，配药送药，靠的是邻里的互助和一点残存的药方。盖雪堂时，梁柱木料是自家的树，土坯是自己打的，人工是张木匠、于流他们得了空来帮忙，没有工钱，只有情分和一顿饱饭，但屋子盖成了。可是，杭州不是黄州，工程也远非几间土屋可比。不过，道理似乎差不多吧？他自言自语。
嗯。杭州连年水旱，必有饥民、流民。他们需要粮食活命。治湖需要海量的人工。如果……如果能将朝廷拨下的赈济钱粮，不单纯地发放，而是组织这些饥民流民，来参加清淤治湖的工役，按劳给付钱米。这样，饥民得了活路，工程得了劳力，城池得了治理，岂非一举三得？他一拍大腿，高兴地说；“好，就这！以工代赈。”
但是，如何组织？如何管理？钱粮从何而来，能支撑多久？如何防止官吏克扣工食？如何确保工程质量？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疫病、冲突、乃至更复杂的官场倾轧？每一个问题，都像一丛新的盘根错节的“荆棘”。
他目光凝视窗外。自己面对的，是比东坡那片荆棘地，复杂千倍、艰难万倍的困境。西湖，就是一面放大了一万倍的水做的“东坡”。治理它，需要的不仅是勇气和决心，更需要从黄州泥土中学到的那种最朴素的智慧：面对庞然大物，不要只看它的“大”，要找到你能下“锄头”的那个“小”的点；不要只想着最终结果，要先让眼前具体做事的人，有口饭吃，有坚持下去的理由。当那个“第一锄”，先从六井和引水渠入手，尝试“以工代赈”的念头清晰起来后，心中那股面对“二十五万余丈”葑山时的巨大无力感和茫然，就自然而然地消退了。
他如此一想，心中的荆棘似乎刷刷倒下一大片。于是重新铺开一张纸，提笔在纸的上方写下“浚井、通河、清葑、募役、计粮”几个词，然后，在它们之间，画上连线，标注可能的关联与难点。字迹潦草，线条杂乱，像在开垦一片全新的、思想的荒地。
烛光将他的身影投在墙上，微微晃动。夜还很长，西湖还在黑暗中沉默地淤塞。但在这间书房里，一把基于黄州经验锻造的无形的“锄头”，已经开始，对着那座庞大无朋的“葑山”，进行第一次用力的试探性的“挖掘”。
不久，西湖治理从第一锄开始，迅速向全面展开。后面的故事留给列位看官去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