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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海之南，天之涯。
渡过九死一生的海峡，踏上这片土地时，苏轼与苏过都已形销骨立。海风带来的不再是恐惧，而是混杂着热浪、咸腥与陌生草木气息的、实实在在的“生地”的味道。劫后余生的虚脱尚未散去，脚踩红土的坚实感已悄然升起。这里，便是他们最终的流放地，亦是一切不得不重新开始的地方。
官府冷遇，不许入住官舍。父子二人先暂居城南破屋，旋被逐出。最终，在城东一片桄榔林边缘，用树枝、茅草与棕榈叶，为自己搭建起一个仅能容身、却可称其为“家”的所在。这个家后来被当地人称之为“桄榔庵”。它低矮，潮湿，四壁透风，地上是夯实的红土，踩上去粘腻。屋里除了一张用木板和石头支起的床，一堆当作书案的平整石块，几只盛水的陶罐，再没有什么的了。海岛的晨雾，带着浓重的、无处不在的咸腥和植物腐烂的气息，从林间漫过来，缠绕在茅屋周围。
在建前，苏轼与苏过正费力地清理着林间空地，汗水混着红土，狼狈不堪。几个黎族青年远远站在林外，警惕地打量着这两个陌生汉人。苏轼停下手中砍刀，主动走近他们，微笑着拱手。对方却戒备地直往后退。他想了想，从怀中掏出那枚“守拙”玉，又觉不妥，换成了那片粗糙的黄州陶片。蹲下身，用陶片尖角在红土地上，用力画了一个简易的房子轮廓，又指指身后的林子，做出一个“可以吗”的手势。为首的黎族少年盯着地上的画看了半晌，又看看苏轼满头大汗、没有一丁点歹意的脸，大胆走上前，接过陶片，在房子旁边，画了一个代表友好的手掌印记。打从那天起，这个少年经常来看他建房子。久而久之，他们熟识起来。他跟苏轼说，自己叫阿黎，年方十六。
房子建好能住的一个清晨，苏轼刚起床，正用竹筒漱口。阿黎赤着上身，腰间围着一条破旧的黎锦筒裙残片，小腿上沾着泥点和干涸的鲜血。他精瘦黝黑的脊背上，用粗藤条捆着一件还冒着热气的东西。他大步走进茅屋，“咚”地一声，把肩上的东西卸在门口的泥地上，汗水从他线条分明的背脊上流下来。
苏轼放下竹筒，看着地上，原来是一堆新鲜鹿肉，又用感谢的眼神看着阿黎。语言比第一次认识阿黎时，自然要通些，但少年嘴里说的黎语，像一连串轻快而陌生的鸟鸣，他还是听不大懂。阿黎用手不断比划，他总算听明白了，这鹿肉是送给他们父子的。
苏过闻声从所谓的茅屋，其实是草棚后转出来，手里还拿着一把刚劈柴的砍刀，看到地上这么多鹿肉，试着用官话道谢，阿黎只是耸耸肩，咧嘴笑笑，露出雪白整齐的牙齿。
苏轼心中一动，走到那块当作书案的石板前，从行囊里摸出一小截炭条，示意阿黎过来，在灰白色的石板上，画了一个简单的图形：上面一个圆圈，下面两道弯，像一个人张开双臂。
阿黎凑过来，看着那图形，眼睛眨了眨，忽然兴奋地指着图形，又指指苏轼，嘴里蹦出一个字：“人！”
苏轼笑了，点点头。他又双手合十，做了个手势，告诉他，这个字形还表示谢谢！
阿黎抿嘴一笑。
苏轼又在图形旁边，画了一只简化的小鹿，四条腿，两只角。阿黎立刻指着鹿肉，大声说：“喽（鹿）！”
就这样一种奇妙的连接，在两个语言不通的人之间，通过最原始的图画，逐渐建立了。阿黎兴奋地蹲下来，抢过苏轼手中的炭条，在石板上笨拙地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符号，又指指远处的山林。苏轼没看懂……
几个早起路过的黎族乡邻，先是远远观望，见阿黎与这汉官互动有趣，便也慢慢围拢过来，指着石板上的画，七嘴八舌地用黎语说着什么，笑声在林间回荡。
看着阿黎兴奋地指着图画，发出不准确的汉语音节，看着周围那些黎人乡邻从戒备到好奇、再到被图画吸引而露出的质朴笑容，一种久违的、温热的情绪，在苏轼胸中缓缓涌动。这情绪不同于庙堂之上的经世之志，也不同于诗文唱和的文人雅趣。它更接近一种本能：在这语言不通、被视为化外之地的海岛，图画与善意，成为了比任何高深道理都更直接的桥梁。
他忽然想起黄州。想起在东坡田间，他用树枝划地为界，平息邻里之争；想起在江边，他在盲童掌心写下“光”字……那时，他也是用最朴素的方式，触碰人心。
一个念头，如桄榔林间的晨光，悄然清晰起来：在这里，在这片似乎一无所有的土地上，他唯一能做的，或许就是把这“连接”继续下去，用更持久的方式。
当天下午，苏轼让苏过将几块平整的大石板搬到茅屋前一块稍微宽敞的空地上，又让阿黎帮着找来更多烧黑的木炭。他要在桄榔庵前，开设学堂。
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附近的黎寨。但在过久蛮荒之地，启蒙并非他想象的那样容易。起初，来看热闹的多，真正学的少。苏轼也无所谓，反正闲着没事，每天午后就在空地上，用炭条在石板上写字。从天、地、人、日、月、山、水、鹿、鱼、米等最简单又实用的字写起。写完一个字，就让阿黎带头跟读，并用黎语解释意思。阿黎成了他最得力的翻译和助手。其他围观者受阿黎影响，也开始学起来。渐渐地，能认几个字的多起来。苏轼开始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黎人的名字多用音节，他便用读音相近的汉字来标注。
一个黎族老猎人第一次，歪歪扭扭地在石板上写出代表自己名字的两个字，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一种奇异的光彩，大声念道：“山石！”然后扑通一声跪在苏轼面前，行三鞠躬。苏轼欠身扶起他，一旁的黎人对苏轼投以感激与敬佩的目光。
学堂没有名字，也没有固定的学生。想来就来，想学就学，有事就走。 他教的内容，从识字开始。他尝试讲解“有朋自远方来”，便用阿黎赠鹿的故事；说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便借狩猎的规矩打比方。然而，最令他惊异也最感契合的，是《庄子》中的智慧，在此地竟焕发出别样的生机。
一日，他正写字，一只山蚁拖着一片比它身躯还大的草籽，大摇大摆地爬过石板。孩童们好奇张望。苏轼停下炭笔，指着蚂蚁道：“看此小虫，力微能负重，循迹知往返。天地之道，岂独在圣贤书斋？亦在这蝼蚁奔波之间，在桄榔生枯之中，在潮汐涨落之际。我等生于天地，与这蚁、与那鹿、与海上飞鸟，本是一体。敬其生，便是敬天地生养之德。”
阿黎听得入神。他未必全懂那些文辞，但“蚂蚁也有道理”这句话，他却记下了。此后入山，见蚁队经行，他会蹲看片刻，不再随意踏断。苏轼看在眼里，心中恍然：昔年在白鹤新居为过儿讲解“道在屎溺”，尚需思辨；而今在这桄榔林下，面对这些与自然肌肤相亲的黎人，道，本就活泼泼地呈现在他们每日的生活里。非是他在传授道理，而是这海天之间的生活，正在为他印证道理。一种前所未有的、“道在儋州” 的踏实感，悄然滋生。
苏轼的教学，不拘一格。有时，诵读诗词。黎人虽不懂平仄，却能从那抑扬顿挫的音节中，感受到某种情感的律动。有时，他讲历史故事，讲中原的风物。更多的时候，是问答。黎人会问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例如关于中原的农事、婚俗、鬼神……他总是耐心解答，不知道的就直言不知，并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并且像私塾的老先生摇头晃脑的，惹得孩子们一阵哄笑，但更爱围着他转。
这处桄榔林下的露天课堂，后人感念其教化之功，追念他“载酒问字”的风雅，在旧址上建堂纪念，称之为载酒堂。并非真有酒日日载来。取意“载酒问字”，象征着一种文化在蛮荒之地的播撒与交融。对于苏轼而言，它是于绝境中，践行“道在蝼蚁”的场所。他将自己视为一粒种子，被命运之风偶然吹落到这片最贫瘠的土壤。他不能选择土壤，但可以选择在土壤里发芽，用自己的方式，去影响哪怕是周围的几株小草，几棵树苗。他认为，这是他的使命。他慢慢深爱这块荒蛮的土地。他将用开垦东坡的那份执著，开垦落后愚昧的海角。
如是，这不再是庙堂之上的经世济民，也不是杭州、扬州的地方治理。而是一种更本源、更接近生命底色的“行”。是将个人的苦难与学识，化为润泽他人的、哪怕只是一滴微不足道的甘露。是在文明的边缘，为另一个文明点燃一盏极其微弱的、却可能照亮某个个体内心的明灯。他手中的炭条，在黑石板上划下的每一道痕迹，都像是在这沉默的土地上，刻下了一道文明的印记。而且，一旦刻下，便已存在。
落日将桄榔林的影子拉得很长。风从海上吹来，穿过林叶，沙沙作响，也送来了远处黎寨隐约的炊烟与人语。风中，似乎还夹杂着孩童用生涩汉语诵读的、断续而认真的音节。
苏轼独坐屋前石上，手中握着那片已摩挲得愈发光滑的黄州陶片。红土粘在脚底，海腥混着草木清气萦绕鼻端，远处的诵书声与近处的虫鸣交织入耳。这一刻的平静，与渡海时的惊涛骇浪，恍如隔世。他没有笑，只是深深地吁出一口气。气息吐尽，他下意识地将额头，轻轻抵在手中那片温润的陶片上，闭上眼。那气息融入暮霭，仿佛也化入了这片曾经陌生，如今却正被他用炭笔与声音轻轻刻入印记的土地。
载酒堂前，无酒亦醉。醉于这新生般的疲惫，醉于这蛮荒中生长出来的极其微弱的文明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