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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的冷空气，像小偷一样摸过来，白杨树的叶子被夜晚的寒气泡着，早上阳光照下来的时候，叶子就发出清脆的金颜色，那种金颜色不刺眼，反而很安静，就像一团收着的火，从树梢上一点一点往下掉，掉到村里土路上，站在路口往远处看，落叶混乱地堆着，没有规律，一团黄，一片褐，一撮绿，混在一起，脚一踩上去，脚下就响一声，不大，但是很利索，有点碎裂的感觉。
自治区考核组和县指导组在疏附县里这几天转着圈地开展检查督导，今天在乌帕尔镇，明天又跑到塔什，后天说不定一头扎进某个从没听说过的村子，每天下午的时候，乡里的群里就会突然冒出一份“情况通报”，几村档案混乱，几村台账缺了块，几村入户查出个“疑似应纳未纳”“体外循环”，几村支书被点到名字说不清底数，一条条列出来之后再转发到各个村干部群里面去抄录到笔记本上去，字写得龙飞凤舞也好，缩成蚯蚓爬的样子也罢反正都得写，举一反三，立行立改。
问题一个连着一个，像是上游堤坝决口的洪水，一浪接一浪往下游砸去，每一个问题都需要有人站出来接住。
艾日克贝西村里也不平静，开完晨会，在群里吼了一声：“十二点之前把低保新识别名单再查一遍，发给我！”“就业台账上的电话一个个打电话，今天打不完，明天考核组一来问起来，你们自己看着办，”“风险监测户入户照片按要求补拍，墙上有没有贴政策明白纸，一户一张，别漏掉，”手机屏幕上，字儿像流水一样往上涌，村干部的手指一滑，心也跟着一紧。
发展中心办公室的门关了一半，门里，几个干部围着几张旧办公桌坐着，桌上全是厚薄不一的档案袋，封面印着台账的名字：“就业信息台账”，“饮水安全台账”，“产业扶持台账”，“监测对象一户一策”。
“人口底数再压一压，”陈书记的手指戳在一页纸上，那些名字一串串地排列着，“这个两千人，是去年报的吧？乡里说系统上只有1700多，咱这儿多了什么？”
“常住人口，”小冯低头翻着另一本薄薄的本子，嘴里嘟囔着，“户籍两千，常住一千七百多，外出务工不算常住。”
“那这儿怎么又写一千九百？”陈书记用手里的烟头敲了敲，“自己算的都对不上，”他抬起头，看向坐在一边的村支书。
“那我告诉你一百遍也一样，”陈书记把纸往他那边推了推，“现在不是出风头的时候，谁数据多，谁就说不清楚，知道吗？”
“村集体收入，去年写的是168万对吧？”陈书记拿出一份打印的台账，“这次迎检材料就写个110万吧，不写138万吧，租金还没收回来。”
旁边那个桌边的村委会主任，正拿着手机看“自治区指导组情况通报”，她飞快地扫了几眼，大概念了那么几句：
乌帕尔镇七村，档案、就业人员数据没更新，村干部说不清村里就业数据，对村集体资产不了解，租金说不清，收缴底数不清，商铺三分之二的店面没开门，不给提供合同、租金、票据材料，塔乡十村，上次检查完档案不动，台账不更新，大部分资料和汇报资料都不打印。
她念到这儿，自己先苦笑：“差不多，差不多，人家有啥咱也有。”
“差不多个屁，”陈书记骂道，“现在哪个地方不是盯着呢，谁多一点问题，谁就是典型，你以为通报上写名字没事？你去看看塔乡三村那个支书，这两天脸都绿了。”
话里带着火，他知道自己有点火气，也气别人太散漫了，还有就是自己也挺无奈的，系统一天一个要求，上面一天一个说法，短信每天一叠飞到手机上。
“低保呢？”他又翻开一个厚厚的本子，“拿低保是怎么回事？今年新识别的有几个？为什么纳入低保没有纳入监测？考核组昨天通报，塔乡十二村有个享受临时救助三万，没有进监测，说疑似体外循环，那咱村有没有这样子的？”
在努而低着头：“我们那几个重病的，都纳进去，就是有个，他去年做手术花了不少钱，家里人借了一圈也没报低保，怕在亲戚面前抬不起头。”
“那他现在日子咋样？”陈书记追问道。
“还能过，”在努而顿了顿，“也不能说好，就是……咬牙那种。”
“咬咬牙不代表没有风险，”陈书记叹口气，把本子往桌上一拍，“你们一个一个去给我弄清楚，谁家收入不清楚，谁家医疗支出不清楚，谁家房子有裂缝，谁家过期药，谁家感恩墙类型没写，你们都要知道，自治区指导组来访谈的时候，如果问到你们支部书记，第一书记，对两年以上未消除风险的三户十六人家庭情况不了解，你们就在通报上找自己的名字吧。”
说起来，他又是回头望阿依木妮萨：“你今天下午就把村里公益性岗位名单背一背，干什么的，多少人，干得怎么样，水渠清理还是保洁，心里要有个底，不要跟上次一样，乡里问你，你说大概有十来个，结果系统上是二十二个。”
阿依木妮萨“嗯”了一声。
屋子里静了几秒钟，连翻动纸页的声音都扎耳朵，十一月的阳光偏要从白杨树空掉的枝杈缝隙中挤下来，在办公室的水泥地上摔出一片浅黄色来。
午后时候的村子，像是罩了层稀薄的光，有风但不大，吹得屋前屋后的铁皮哗哗响，走在街上看到的人不算多。
在村东头的水渠边上，几个公益性岗位的保洁员正在清理沟里的枯叶，她们工资不高，一个月也就千把块。
谁在台账上写“公益性岗位：村庄保洁、水渠清理、环境整治”，谁又在笔记上记“发挥公益性岗位作用，改善人居环境”。
村西头养殖户院里空着个棚圈，墙皮剥落一大块，司空见惯的事儿，考核组一来就会问：为啥棚圈利用效率这么低？合同去哪儿了？分红材料呢？工作队员赶紧翻找旧柜子，从中找出几份发皱的协议，上面的签字淡得几乎看不见。
“再不填满，明天肯定又会被点，”有人小声嘀咕着。
“填满了，你找谁来养？”另一个随口回一句。
问题就那么悬在半空中，不落下来，也不散去。
下午四点，乡里的通知又下来了：县级指导组核查通报，塔乡十村“档案缺失严重、台账未更新”，铁日木三村“部分档案还未打印、学习笔记只到七月底、入户八户其中三户脏乱差”，塔乡三村被自治区指导组当着支书的面问得冒汗，“对大病重病住院人数不掌握”“整改台账中未挂名”“整改工作无整改成效”。
这些句子，出现在屏幕上，看多了就有些抽象，时间久了，只剩下一片嘈杂，可还是得听，毕竟没人愿意哪一天，在这些通报里看到“艾日克贝西村”这几个字，用黑体突出显示。
工作队的小伙子被派出去入户，他背上一叠最新打印出来的“农户基本信息登记表”“风险监测户一户一策”，敲门进去，有人在家，也有人在地里忙活，还有人在县城打工人，只剩个老人愣愣地坐在炉子旁边。
“你们家今年收入有多少？”他用汉语问了一遍，又用维吾尔语问了一遍，怕老人听不清楚。
老人眯着眼看他：“收入？多少钱？我哪知道？卖了几只羊，儿子打了几个月工，钱都在他们手里，我只知道家里还有多少面粉。”
“那去年？今年跟去年的比，是不是差不多？”工作队继续问。
老人想了想，手指在裤缝上擦了擦：“差不多吧，反正也没饿着，”说完又补了一句“药贵”。
你一年花了多少药钱？
“不知道，”老人摇头，“有时候是儿子付的，有时候我自己给，我又不认字。”
表上“家庭年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医疗支出”这一栏还是空白的，工作队叹了口气，心里明白，只能大概估个数，估高了人家不是监测对象，估低了又怕有人说你造假，他还能怎样？一张张纸压下来，他就是那个拿笔的人，却不是定规矩的人。
他走出老人的院子时，天已经朝晚里沉下去，东方还亮着，西边的光却淡了一点，秋天的日头像一匹不耐烦的马，跑着就想着收缰绳，村里很静，有几座房子的烟囱飘出细细的烟，有一股烤南瓜的甜味混着羊油的腥气。
村委会大门上的灯又亮起来，照得墙上的几块牌子像蒙了层水汽，“自治区民主法治示范村”“喀什地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数字乡村示范村”，这些牌匾上写的年份都是陈书记在的时候，那几年他领着大家跑项目，谈流转，村里铺水泥路，盖店铺，还弄了个小卫星工厂，大家都说他凶，爱骂人，但是心里还是服气的，凶就凶吧，他是冲在前面的那个，骂完别人转身就去自己对账，去乡里拍桌子要补贴，有人偷偷模仿他的走路姿势，一摇一晃，又快又狠。
夜里开会，村委会主任坐在长桌一端，面前铺着一张印着“整改台账”字样的纸，分成几栏，白茫茫一片，空格多得像筛子眼儿，她手里捏着一支笔，在指缝里来回滚来滚去，怎么也转不出新花样，工作队员挨在旁边，手上也有张表，写得一串串工整的字，“存在问题：就业信息不精准，个别农户信息未更新，整改措施：逐户核实信息，完善台账，整改时限：立行立改，整改责任人：村支部书记、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员……”这类句式，闭着眼睛都能念出来。
对面桌，在努而正在本子上抄写“自治区指导组反馈问题”，她边抄写着边想到了上次培训会上说的话：“我们的工作要做到准、细，要有经得起历史和人民考验的精神，”坐在最边上，心思有一半听着，另一半想着中午家里煮的抓饭火候够不够。
会一直开到十一点多，外面的风更冷，村委会主任把话收回来：总之大家心里要有杆秤，上面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不能偷懒也不能存侥幸心理，别觉得隔壁村出事跟我们没关系，风一吹谁知道吹到哪儿去。
散会的时候图尔迪走在最后他关灯锁门。
图尔迪走过一户人家，门没关紧，从门缝里漏出电视声，正在播新闻联播，说“某地乡村振兴取得明显成果”，他脚步停了下，就想起几年前县里组织去外头学习那次，大家挤在大巴车上，看着车窗外别人村子的模样：路是新的，墙是白的，有人羡慕，也有人不服气，他在心里暗自想着，总有一天我们村也会这样。
他现在也不知道那股劲儿还在不在。
第二天清晨，冷空气又往前挪了一步，天亮得晚。
村委会的灯已经亮起来了，屋里有人在翻找文件，纸页刷刷刷地响，打印机发出吱吱的声音，被迫不断吐纸。
屋里的人早就习惯了，有人一边打电话一边在电脑上敲字“你们家今年还出去找工作吗？去几个？干什么活？挣多少钱？有交通补助吗？”他说完就知道这个答案不一定准，有的农民可能会高估一点，有的会低估一点，有的干脆就猜不着，只会说一句“挺好的，比在家强”。
窗外的白杨树叶子大概全掉光了，枝丫光秃秃地朝天上伸着，像许多张开的手，在冷风里凝固成一个姿势，地上落下来的叶子被昨晚一阵小风刮走了不少，剩下的就在路边拐弯的地方堆出个小斜坡，背着书包的小学生从那儿跑过去，故意用脚踢起一片叶子，看它翻腾两下又掉下来。
村委会后面的小院，昨晚上剩下的纸盒堆在角落里，印着“档案专用箱”，有几只麻雀站在纸盒边沿上，歪着头啄来啄去，好像对里面装过什么很感兴趣，风一吹，一个空纸盒倒了，发出轻轻的一声，没人管它，人们正在电脑上勾选“已整改”“已清零”。
十一月下旬的艾日克贝西村，正处在冷空气和通报文件的双重夹击之下，过着自己的日子，白天，来来往往的人们抱着一叠叠纸，在办公室和农户家之间来回走动，到了晚上，灯一盏盏地熄灭，只有村委会门口路灯下的那一小片光亮照着被风吹得皱巴巴的公告栏，上面贴着今年的低保名单、监测对象名单、文明家庭名单，红纸、白纸、黑字，用钉子歪歪扭扭地钉着。
谁又会抬头认真看一眼呢？可能是路过的孩童，也可能是刚从外面回来的年轻人，还可能只是个无事可做的老人，他们站在风里，眯着眼认那些有些生疏的名字，认着认着，忽然发现自己的名字或者亲朋好友的名字不在上面，或者在另一个陌生的栏里，那一刻，他们也许会轻轻咂一下嘴，不高兴，但不一定说出来。
而再远一些，在那些看不见的办公室里，还有一些人正在把这些名字的数量统计出来，整理成一行行的数据上报上去，表格上写着“农村低保覆盖率××%，监测对象识别精准率××%”，他们会在会上把这些数字念给更多的人听，掌声或许能响一阵子，紧接着第二轮检查又开始了。
生活卡在这两层之间，一层是落叶飘落的碎响，一层是文件里黑字，村里的人就这样，缩紧脖子，抖掉身上的灰，继续往前走，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走出办公室的人抬头，看见白杨树梢最后一片叶子，被一道不起眼的小风托着，晃了晃，滑下来，轻轻落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