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又是清晨。
天还没大亮透，村委会院子那棵核桃树，干巴巴的枝干，半截叶子已经掉光了，就剩几片死死扒在那儿，风一停，它们就这样倔强地挂在那里，风一吹，就哆嗦个不停，叮当似的轻轻碰在一起。
没到平时晨会的时间，我站在会议室门口往外看了看，突然吹来一阵冷风，嗖的一声就扑到我的脸上，波力早就站在核桃树下，浑身缩成一团，两只手插在棉袄袖子里，脚尖不停地跺着地，一上一下地折腾着，好像跟冻僵的土地较劲。
他呼出的气在空气中凝成一片白雾，先是一团，然后慢慢散开，被清晨清冷的光线一照，便有一种说不出的孤寂之感，就像一个人刚刚说出来却又马上收回去的一个叹息。
他看见我，手从袖子里抽出来，朝我招了招。
“你知道了没有？”他凑过来，声音压得很低，“陈书记往机关打报告了，一月份我们就能回机关了。”
他讲到“我们”的时候，眼神突然闪了一下光，但是那光是累的，就像是跑马拉松的人最后几十米，再累也得往前冲。
“总算是熬出头了，”他补充道，“我可以回去了，好好陪一陪孩子。”
那句话像一颗小石子，凉丝丝的，毫无征兆地砸进我心口里。
我“嗯”了一下，但又“嗯”不出来，只好结结巴巴地说出一句很傻的话：“那我呢？”
“你？”波力一怔，“你要下一批走，你和小米要留下来，处理后续的事项。”
“后续事项”这四个字直接就砸在我的心口上头，闷得让人喘不过来气的那种感觉。
波力朝我肩膀上轻轻打了下，然后就转身朝着会议室走去。
只剩我自己在核桃树下。
风停了，村子就太静了，院子里那口喇叭终于认命了，不作声了。
晨会都说了些什么，我一个字都没听，散得也快，陈书记不在场，大家心照不宣，所有人立马躲开这个要交代任务的地方。
我跟着大家慢慢走出来，往村边走。
太阳升高了一点，但是不暖和。
我走到村边的水渠旁边。
渠边几只羊低头在啃枯草。
放羊的老汉蹲在土包上。
我停住脚步看着他，他也在看着我。
我们俩互相看着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他大概也习惯了我们这些时不时会出现又时不时会消失的“干部”。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好没用，我呢？我在村里待了两年又改了什么？
村里主干道确实是铺了水泥路，而且还有减速带，电线杆上装上了新的路灯，墙面上画着各种各样的宣传画，红的绿的，颜色饱和度很高。
可渠里的流水，还是到点就断，按照计划来的，不会给谁多流一会儿，羊还是那些瘦羊，就是今年少了两只，是去年冬天冻死的，老汉说“没办法”。
我们这些从城里下来的干部，就像那些颜色，被人狠狠地甩在一张粗粝的画布上，刚上色的时候很亮堂，谁走过都要多看两眼，可时间一长，风吹日晒雨打，颜色就发毛，卷边，慢慢一大片一大片往下掉，露出底下本来的颜色，还是斑斑点点，粗糙老实的样子。
陈书记要走，波力要走，我早晚也得走，我们这些色块一块块地掉下去的时候，艾日克贝西会不会抖抖身子，把灰抖掉？还是说，在这层色彩底下，它早就不对加诸其身的任何装饰说话了，等着它们自己掉下来？
“处理后事。”我暗自念叨着这个词语。
说处理就是收拾，摊子铺的太大，线头拽的太长，回头一看，地上全是没收拾完的活计，那一排排价值连城的大棚是建好了，致辞也都讲了，剪彩那天，锣鼓喧天，红绸带在寒风中乱舞，可后来没人教，也没人真想学经营，搞了几场培训，讲义被塞进柜子里最下面一层，大棚棚膜上落满灰尘，风吹得“呜呜”响。
厂房也盖起来了，账面上写着“村集体固定资产增加了多少万”，但村干部算了算账，村集体账户上干净的可怜。
陈书记打仗，是把好手，他在会议室里拍桌子，能把每一个人骂得抬不起头来，他也能在现场指着图纸连夜改方案，让施工队连夜拉材料，仗打起来了，一通冲锋，报表漂亮，简报铺天盖地，他的名字一个接一个往上报，但乡村振兴这事，终究不是打仗，不是你带着几十号人往前一冲，敌人就老老实实往后退。
这是一张细账，慢慢算的那种，要把每一分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捋得清清楚楚，还得是门生意，懂人性、懂算计、懂天气，能算出谁家今年少了两只羊，下个春天会不会缺化肥钱。
我蹲在干掉的渠边，捏起个土坷垃，随便朝渠底扔下去，土块在半空划了个小小的弧线，掉下来，砸在地上就碎成几块，扬起一撮烟尘，在太阳底下转眼就散开又慢慢淡掉，就像我们来的时候带着那些所谓“先进”的想法和办法一样，落地之后遇到现实的地缝儿，马上碎得粉碎，最后混进一堆旧土当中分不清楚你我。
艾日克贝西村要找的人，不是我们这些会写文章的“文人”，也不是那些只想着出“典型经验”的“政客”，而是那种眼里有算盘珠子的人，能把一分钱掰成两瓣花，知道哪一捧水该往哪块地里撒。
现在这一堆事儿，像是被人狠狠地拽过又突然撒手的乱麻，陈书记在的时候就是一把快刀斩乱麻，咔嚓一声，看着是挺痛快，但是很多线头都被一刀切掉，以后缝衣服的人就没有日子过了，刀子一走，我们这些人就只能对着那一坨缠得更紧的乱麻发呆。
有人就说把问题留给下届驻村工作队吧，换一批人过来就得了，想来想去还不是把头疼病从我们这几个脑袋搬到了另外两三个脑袋上，除非机关哪天真的铁了心不再往下面派驻像我这样“文艺中年”，也不再奢望每个书记都能成为政绩光环下的英雄，而是真真切切地派出几号人马下来——那种老会计式的抠门类型，连记账都能记住的程度。
风又大了一阵，地上的枯叶、浮土，被一股力卷起来，在空中转了两个圈。
我忽然想起前几天晚上，陈书记一个人坐在村委会的会议室里，也许他早就计划好的离开，他那南疆第一示范村的愿景的图纸上，密密麻麻的线和箭头，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是一张幼儿园孩童画得太用力的作业纸，原本干净的白纸被铅笔和红笔混着涂改到最后变成一团糊涂账。
他要走，带着他的战报和遗憾走，波力也要走，带着他终于能回城陪孩子轻松一些的心情，还有对未来的一点点憧憬走，剩下我和小米，像两颗被扔下来的棋子，看着满地的残局，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小米是个好姑娘，这是中年干部们说年轻女子时的老话了，但用在她身上却很合适。
我沿着村子转了一圈，耳边掠过风声，村子里那些大棚静静地躺着，二百二十五个，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在当初的汇报材料上，是印在第一页的后面用加粗字体标出的：总投资八千多万，那时候我们读这个数字就像是念叨一个激动人心的事儿一样，每一个零都像是一块牌子，可以挂到某个谁谁谁的胸前。
大棚刚开始搭起来那会儿，大伙很来劲儿，镇上的领导要来剪彩，县电视台把机器架好要来采访。
那天的太阳很大，大棚的棚膜反光很刺眼，就像有一层透明的东西把这片土地罩住一样，又冷又美观，谁能想到才不到一年，很多棚门口都已经落了一层灰。
这，就是我们“后续事项”要处理的事。
怎么弄？那些政策文件里头那些词，“优化”“盘活”“统筹”“整合”，可你要是真站在这个大棚跟前的时候，它们立马变成推不开那扇门。
我突然挺羡慕波力的，他活得很简单，来的时候知道自己只是个过客，走的时候也不想要给谁留下什么印象。
回到村委会，已经快到中午了。
我跟小米蹲在村委会门口的台阶上。
小米两只手捧着杯子，突然说：“我们留下来，真的能干点什么？”
她声音不大，但是有种倔强的硬度在里面。
我侧身看她，她的脸被风吹红了，她努力睁着眼睛，眼中有迷茫也有倔强。
“能干点啥干点啥吧，”我说，“总得有人把门关好，把灯熄了，哪怕只是把地上的落叶扫一扫，看着也顺眼些。”
关门，熄灯，这两个动作很小，也很末尾，都是最后离开的人做的事——散会时最后一个拖着椅子走出去的人，话剧结束后回到舞台上收拾道具的人，婚宴散场后留在那里看着剩菜发呆的人。
我们大概也就是这种人吧，不是主角，只是被留下来的把现场打扫干净。
小米没说话，只是点了一下头，那一低头中透着些许笨拙的接纳，她还是会想是不是还要再申请几个项目，是不是还要再组织一次培训，但她大概也知道，有些局面不是你热情高一些就能扭转过来的。
艾尔肯烤肉味从远处飘来。
那种味道很霸道，基本上不讲道理，一点点炭火的烟味，加上肥肉滴到火上“滋”的一声油香，从巷子口开始慢慢往这边飘过来。
我肚子里突然发出一声咕噜声，很不讲究场合，小米听到之后就朝着我的方向看了看，对我笑了笑，笑容里面有一丝庆幸的感觉，原来不只是她一个人饿。
生活总是要落脚到吃喝拉撒上，你看那些文件里写得，从宏观调控一直写到乡村治理，再写到民生保障，绕来绕去说的不过是人冬天要有衣穿，有炕睡，有饭吃，有病看，那些被放在词语最高处的远大目标，最后都要落在谁家今天锅里多了块肉，谁家床脚不再漏风这样的事上。
“走，吃个烤肉去，”我把杯里剩下的那点冷茶往地上一倒，茶水在水泥地上摊出个小的深色圆斑，很快就干了，好像什么也没发生。
我站起来，拍掉裤子上的灰。
小米也跟着站起来，“那这一摊子事儿……”
“明天再说，”我抢先把她后半句话堵回去，“陈书记不在，今天咱们说了算，先吃点东西。”
刚出村委会的大门，风就起来了，地上的枯叶被我们踩在地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这种声音很单调，但是很真实，就像什么话都不说，只是告诉你，你还在往前走。
巷子里很空，墙根下一只猫蜷成一团，它的毛色跟墙差不多都是灰色的，听见有人走动的声音，它只是抬了抬眼皮，之后又把脑袋埋进尾巴底下。
艾尔肯的小店门口升起一缕灰白色的烟。
老板，五串烤肉，要脆的！我喊了一嗓子。
声音把邻居屋檐下的几只麻雀惊扰了，它们“扑棱棱”地抖了抖翅膀，飞上灰蓝色的天空。
大概这就是自由的模样吧——想走就走，想飞就飞，不用在地上这一地摊子叶子负责，也不用在意哪一个大棚里今天又空着。
可我们还是得在地上走，一步，一步，踩着那些被风吹干、吹碎的叶子，在这条早有人留下痕迹的土路上，走出一条回不去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