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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安娜七十五岁了。坐着出租车来找王微安的一路上，安娜一面看着车窗外一闪而过的夜景，一面回忆过去。回忆是过去的代言人。代言人有权择内容而呈现。而一位已经七十五岁的老妇人，在漫漫人生路的这条岁月的长河里，是否能打捞上一些值得珍藏与回味的记忆的碎片呢？
安娜的一生极其简单而平静，唯一的大风大浪就是丈夫查理·爱因斯坦的不幸早逝。查理突然去世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安娜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她每天以泪洗面，一个人待在那幢查理精心布置的婚房里，拒绝见任何人。无论是自己的至亲好友，还是查理的至亲好友，安娜都逃避。安娜逃避的不是亲朋好友的关切与慰问，而是这些人表情中情不自禁流露出的那种同情与怜悯之色。正是这种同情与怜悯让安娜越发难以接受自己的婚姻就这么匆匆地谢幕了，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还没来得及绽放，就被狂风骤雨残酷无情地摧枯拉朽了。
尽管安娜从不曾对自己的婚姻有过像其他爱幻想的女孩子那样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有了丈夫，自己就可高枕无忧，自此后不必为了生计奔忙，不必为了空空如也的口袋发愁，自会有人去想办法；以为有了孩子，自己的最大使命就是把孩子养育好，让其成为一个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有教养、有功勋、有建树的人，其他的事情可以心安理得地不做，因为母亲这种职业最伟大、最值得尊重；以为丈夫与孩子可以成为自己这一生最值得信赖的依靠，丈夫是身的依靠，孩子是心的依靠。不，安娜从未这样想过。安娜不这样想，不是因为安娜确实不爱幻想，而是因为安娜认为这种幻想不切实际。婚姻永远都不是避难所，而是人性的磨炼器。
与查理刚开始相恋的时候，安娜就非常清楚他们是带着创伤与烙印而来。创伤指的是童年时代的那些不愉快、不明朗、永远都无法忘却，就像用钢刀刻在心坎上的那些经历；烙印指的是这些经历塑造的一种人格倾向，一种天性的显现，一种人性的诠释。安娜知道她和查理都是不完美的。她和查理都有创伤与烙印，他们相恋就像两座火山在碰撞，在这种激烈的碰撞过程中，他们各自身上所带的创伤与烙印一方面相互治愈，一方面相互攻击，最后……结果会怎样呢？婚姻会给出最终的答案。因此，安娜对婚姻从来没有幻想，只有怀着虔敬而谨慎的心考虑是否要结婚。是查理爽朗的个性与深沉的爱使安娜义无反顾地迈入了婚姻的殿堂。如今与自己深爱的男人阴阳两隔，安娜无不心如刀绞。也就是痛失查理的这一刻，安娜在潜意识深处无比清晰地勾勒出自己余生的全貌：不会再有感情生活，只有舍身忘我地学习、工作。
查理去世的这一年，安娜二十七岁。在这之前，安娜是理疗科的一位医护人员；在这之后，谁也没想到，安娜毅然决然地转到了查理主攻的肝胆外科。业内人士都知道，安娜的这种选择意味着她要从零开始。因此，当安娜找到查理生前跟随学习了五年的老师——在奥地利极有名望的肝胆外科专家——弗朗茨·贝多芬，提出希望贝多芬接收她这个学生，她想跟随贝多芬学习的时候，贝多芬当即拒绝了。
“抱歉，我不能收你这个学生。”贝多芬委婉地回绝道。
“为什么？”安娜愤愤不平地问道。
“安娜，我知道查理不幸去世你很伤心，”贝多芬耐心地解释道，“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意气用事改变你的主攻方向。医学不是儿戏。没有多年的学习与积淀，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在某一领域有所作为，更别说建树了。你要知道在未来你面对的不是一份简单的职业，而是一个又一个生命垂危的患者。这关系到生命。生命，你懂吗？”
提到查理的去世，安娜的眼眶里立刻涌出了泪水，但她抑制住了，没让它们溢出眼眶。
“您为什么认为我想跟随您学习是意气用事呢？”情绪略微平静后，安娜诚挚地问道，“难道您忘了我也是一位医科生吗？”
“我没忘。”
“既然没忘，您质疑我的理由是什么？”安娜正颜厉色地问道。
“安娜，我不是质疑你，我是为病人的生命负责。”贝多芬依然在坚持自己的立场。
弗朗茨·贝多芬的坚持不是没有道理。与安娜·奥本海默谈话的这一年，贝多芬已经七十岁了。而贝多芬把这七十年的三分之二的时间奉献给了医学事业，在有生之年，他在肝胆外科与器官移植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查理·爱因斯坦是弗朗茨·贝多芬曾经带过的众多的学生中最喜欢的学生。在贝多芬看来，查理既天赋异禀，又聪明好学。在医科生中，这样的学生并不多见。但是查理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喜欢喝酒。因此，当查理刚开始跟随贝多芬学习、贝多芬发现他喜欢喝酒的时候，贝多芬就正颜厉色地给了警告：
“查理，你如果不戒酒，就不要从事医学工作。”
“老师，我会戒酒的，请您放心。”查理信誓旦旦地说。
但是，口头上的答应并不代表下定决心会这样做。老师警告过以后，查理不是戒酒了，而是尽量在工作期间不喝酒。然而在私人生活的范围之内，查理依然毫无节制地狂喝豪饮。因为在工作期间太节制了，导致在私人生活中太放纵。因此，为查理后来纵酒出车祸埋下了伏笔。
现在，因为丈夫去世，妻子就要感性地——贝多芬非常了解安娜的心理——涉足丈夫生前主攻的领域，贝多芬认为这样的动机不仅不纯，而且也不值得支持。最主要的是，贝多芬认为安娜根本学不会，更别说能学好了。即便他答应了，安娜也会半途而废。既然认定安娜会半途而废，贝多芬这样一个无比珍惜时间的人就绝对不会开始一件没有成效的事情。这就是贝多芬果断拒绝安娜的理由。
“我不是七老八十了，我只有二十七岁而已。”安娜用恳切的目光望着贝多芬的那张严厉的脸，情真意切地说道，“而且我本身就是医科生出生。假如我之前是一位裁缝，现在想要来跟随您学习医学，您固然可以嘲笑我的行为，但不能否定我的决心。我认为一个人只要下定决心，就没有什么干不成的事情。”
贝多芬没有做声，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安娜激动得有点绯红的脸。以前贝多芬也经常见到安娜，那时安娜是作为查理的女朋友经常出现在贝多芬的面前。安娜给贝多芬的印象就是一个很安静的姑娘，不多言不多语。但身上有一种镇静的力量。贝多芬参加了查理与安娜的婚礼，在婚礼上，安娜即兴发言说了几句话。正是这几句话，让贝多芬看到安娜在骨子里有一种所向披靡的勇气。而此刻，贝多芬不是再一次看到，而是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这种勇气。也就是这一刻，贝多芬被这种勇气说服了，他突然想试一试一个拥有这种勇气的人究竟能干成什么事情。
“既然你这么有决心，”贝多芬故意用极尽讽刺意味的口气说道，“我就给你一次机会。三个月的时间为考核期，如果你通过考核，我就收你为我的学生，如果你通不过，抱歉，即便你是查理的遗孀，也请立马消失在我的眼前。”
安娜最后通过考核了吗？当然通过了。不然，王微安今天也不可能在医院见到从手术室被请下来的安娜了。来找王微安的这一路，安娜在记忆的深海里打捞起来的正是这段人生的碎片。可以这样说，这是安娜人生的转折点，几乎改变了她的一生。
在当代，我们谈女性议题，谈性别平等，谈妇女权益，事实上，这是文明社会下的一种理性的、人道的外驱力。但也只是外驱力而已。所有的外驱力都是被动地推进改变，而不是主动地要求改变。女性权益真正能够实现依靠的不是举办什么论坛与运动，出台什么政策，而在于女性的自我觉醒。人类社会始终在向前发展是一种客观趋势，而在这种趋势中，改革、运动、创新——如工业革命、文化运动、科技创新等——应运而生。推动事物向前发展的客观规律会把能够良性发展的东西筛选下来，而把不能良性发展的东西淘汰掉。这种筛选与淘汰的过程，看似是人力的结果，事实上只是遵循客观发展规律的进程而已。
在这个过程中，女性觉醒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就是：生而为人，在短暂的生命流光中，作为人类的一分子，作为国家的一位公民，作为民族的一员，作为家庭的一个个体，我能学什么？我能做什么？学什么与做什么能使我这一生不碌碌无为？既不愧对生我养我的父母，又不愧对我赖以生存的国家，更不愧对生命的意义与本色。这就是女性的自我觉醒。这种自我觉醒会激发一种内驱力，而只有蓬勃且积极向上的内驱力才能做出真正的改变。
“您固然可以嘲笑我的行为，但不能否定我的决心。我认为一个人只要下定决心，就没有什么干不成的事情。”想到自己曾经为了捍卫自己的信念而说出的这句斩钉截铁、理直气壮的宣言，安娜的那张慈祥而温和的脸上禁不住浮现出一抹得意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