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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股的核心内容是通过证券市场的买入与卖出之间的股价差额获取利润。股价的涨跌则根据市场行情的波动而在不断地变化，一个不能掌握市场行情的人是无法玩转炒股这个需要极高的判断力与极高的智商水准的游戏的。全世界虽说有一半的男人，但像巴菲特这种深谙股市底层逻辑的人毕竟少之又少。一般的人都游走在社会常识里，而只有巴菲特这样的人是游走在理性与规律的脉络里的人。毋庸置疑，一个人的成功取决于他如何用非人的头脑掌控常人的生活。而杨银禄只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人，他的财富的积累完全靠得是乔三妹吝啬鬼式的精打细算与他们夫妻二人起早贪黑的勤劳所得。洛克菲勒有言：整天工作的人是发不了财的，财富是对认知的补偿，而不是对勤劳的奖赏。所以，一个只靠勤劳、而不是智慧积累了在他的认知范围内所能积累的财富的上限以后，当他再也没有精力能透支勤劳的时候，如何运用这笔财富，如何能把辛勤换来的这笔财富用出价值，用出意义，用出功效，这又是显示一个人卓绝的智慧的时候了，而非常遗憾的是，对于杨银禄与乔三妹这样的人来说，他们所稀缺的正是这种智慧。
所以，杨银禄用炒股这种方式开始运用他的这笔以透支健康、青春与汗水的财富，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岁，女儿也长大了，辛劳了大半辈子，再也不想流血流汗，起早贪黑，没命没夜地干了，于是有人告诉杨银禄，“炒股吧，炒股也能赚大钱，你那些钱放在银行里也赚不了多少利息，还不如拿来炒股。如果能抓准时机，炒股能赚大钱。”杨银禄动心了，也实干了。一个没有头脑、没有理性的人是多么容易鬼迷心窍呀！一时的鬼迷心窍，让前半生的努力灰飞烟灭。
所有能在股市里赚得真金白银的人都是把炒股当做一种谋利的手段，一种维稳在理性范畴内的工作形式，炒股就像他用鞭子抽打的那个陀螺，陀螺的旋转速度始终在他的掌控之内。而那些渴望一夜暴富，把全部家当拿来孤注一掷的人最后都输得惨不忍睹。任何事，只有让理性打头阵，深思熟虑做左膀右臂，才能取得理想的结果。但凡有一点赌的心理，最后都没有好下场。杨银禄就是最好的例子。
乔三妹知道丈夫炒股以后，把财政大权从丈夫的手里夺了过来，而且不准丈夫离开她半步，丈夫的一言一行都在乔三妹的监视范围之内，而且每天一有机会，乔三妹就拿丈夫炒股败家的这一行为说事，不仅把丈夫骂得狗血喷头，而且把丈夫的祖宗十八代骂得体无完肤。杨银禄本来因为炒股赔钱已经够窝心的了，每天又被妻子谩骂的狂风骤雨侵袭着，他的身心陷入了一种悲惨的境地，就像一个赤裸的人在凄风苦雨里浸泡。就这样，杨银禄的精神越来越抑郁而低迷，他一宿一宿地睡不着，半夜里总是起来喝闷酒，慢慢地染上了酗酒的习惯。后来杨银禄已经不是一个人在家里喝闷酒，而是出去呼朋唤友，一帮人在夜店买醉。一个星期有五天，杨银禄都是喝得烂醉如泥、不省人事，不是被别人送回家，就是一个人躺在大马路上，被巡逻警发现了拉去派出所，第二天乔三妹去把他赎回来。一个人的自我放弃到了这种程度，生命就会毫不怜惜地抛弃他，于是，五十三岁这一年，在一个寒冷的冬季的凌晨时分，杨银禄被发现孤零零地死在了大街上的一个树坑里。被发现时，他面朝下匍匐在一堆呕吐物里，那个场面甚是凄凉，也甚是肮脏。
杨银禄离世的那天，天降大雪。傍晚八点左右，杨银禄走去家门，临出门时，他对妻子说：
“把手机关了，你早点儿睡。”
乔三妹看了丈夫一眼，没有做声。现在乔三妹已经不管杨银禄了，因为管不住了，你夺了他的财政大权，但是管不住他去借贷。债主找上门，乔三妹还得为丈夫偿还欠款。所以乔三妹只能放任自流了。现在，杨银禄虽然不炒股了，但是却开始酗酒。炒股损失的是钱财，而酗酒损伤的却是健康。无论对于钱财，还是丈夫的健康，乔三妹都深感把握不住了，因此，她什么都不管了，她只是沉默。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杨银禄临出门时和妻子说了这样一句话。说完这句话以后，杨银禄顿了顿，见妻子没有做声，他转身离开了家。走出楼道门，见满天飘雪，杨银禄的脸上露出一丝凄苦的微笑。今天他没有呼朋唤友，而是一个人朝那间他经常去的小酒馆走去。在路上，杨银禄看到有几个孩子在打雪仗，他想到了自己的女儿，于是给女儿打了个电话。但没有打通，手机是关机状态。女儿马上快大学毕业了，杨银禄猜测女儿肯定在忙着准备毕业论文，手机没电了，都不知道。其实，杨柳关机的真实原因是那天她和赵赫发生了矛盾，任性的她一气之下把手机扔进了马桶。也许当父亲给杨柳打电话的那一刻，她的手机正在厕所里游泳。这种一时的断联后来竟成为一世的断联。
给女儿没有打通电话，杨银禄悻悻然地迈着失望的步伐朝小酒馆走去。莎士比亚有言：宁可酒暖肝肠，不使愁结冰心。杨银禄就是来小酒馆用温热的酒来暖他的肝肠来了。杨银禄一推开酒馆的门，酒馆老板刘大宝笑盈盈地应道：
“呦！老杨来了？今天来得挺早啊。”
就是这个刘大宝建议杨银禄炒股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开饭店的小老板最后栽在了开酒馆的小老板的圈套里了。其实，刘大宝与杨银禄出生差不多，都没什么深厚的文化底蕴，但市井之气浓厚。在杨银禄的市井之气里贯穿的是憨厚老实，而在刘大宝的市井之气里贯穿的却是诡谲狡猾。杨银禄只赚去他饭店吃饭的顾客的钱，而刘大宝是谁的钱都赚，既赚顾客的钱，也赚朋友的钱；既赚君子的钱，也赚小人的钱，刘大宝是无所不交，无所不赚。所以，那样的杨银禄就栽在了这样的刘大宝的手里了。刘大宝就像皮条客让一个良家妇女不知不觉成为娼妓一样，他让憨厚老实的杨银禄不知不觉成为了赌徒。纯洁的女人成为娼妓一发不可收拾，而善良的男人成为赌徒也一发不可收拾。娼妓与赌徒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倾向于瘾的嗜。正是这种“嗜”，让杨银禄在生命最后的这一天选择在这间弥漫着酒气与浊气的小酒馆里与刘大宝这个人和他卖的那种酒消耗着他最宝贵的生命。
“这种天气适合喝点儿小酒。”杨银禄边说边在吧台前面的高脚凳上坐下来。
“酒店的生意怎样？”刘大宝问。
“我打算转出去了。”
“为什么？”刘大宝明知故问。
“老了，经营不动了。”
刘大宝笑了。
“转出去也好，”随后刘大宝又说，“你就一个女儿，女儿还生得那么漂亮，你没什么负担，不想干就别干了。人怎么不是活？没必要苦一辈子，也该到了享受的时候了。”
杨银禄没有做声。
“你的女儿快毕业了吧？”刘大宝又问。
“是的。”
“找男朋友了吗？”
“找了一个，但家境一般。”
“嘿！现在谁还计较家境啊，人没本事，有坐金山也会被吃空。”刘大宝说，“本事在身，人自身就是一座金矿。”
“有道理。”杨银禄淡淡地回答，“像我这种没本事的人，一辈子的积蓄一会儿功夫就被糟蹋了。”
刘大宝的脸色闪过一丝红晕，但很快恢复了常态。
“喝点什么？”刘大宝问，“想喝什么随便点，今天我请客。”
“今天怎么这么大方啊？”杨银禄微笑着问。
“有喜事儿。”刘大宝神神秘秘地说。
“什么喜事儿？”
刘大宝凑到杨银禄耳边，低声说：
“我昨天买进的一只股票猛涨了，我挣了大钱。”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抛？”杨银禄问，心里痒痒的。
“等等再说。”刘大宝洋洋得意地说。
“我就纳闷了，”杨银禄愤愤不平地问道，“为什么我炒股总是赔钱，而你炒股总是挣钱？”
“你炒的时间段，我炒的时间长。”刘大宝一本正经地说。
其实，事实真相是刘大宝从来不炒股，他只是拉别人下水，自己挣人头税。所谓的人头税是在每个人身上返的红利。一位证券交易人是刘大宝小酒馆的常客，有一次这位证券交易人与刘大宝进行了一次密探，这位证券交易人对刘大宝说了这样一番充满了铜臭味的话：
“你这儿三教九流都有，你可以不动声色地引诱他们来我的证券交易所炒股，在每个人身上所赚得的利润我分你三分之一，你只管凭借自己的巧言令色把人引来，剩下的事交给我。这笔买卖我保你稳赚不赔。你这小酒馆一年能赚多少钱？用脑子挣钱比用体力挣钱容易得多，而且回报是无法估量的。”
刘大宝可是个聪明人，一听就心领神会了。于是，接下来的时间，刘大宝就开始不动声色地向他的顾客海吹，他炒股挣了多少钱，他认识的一个证券经纪人头脑有多聪明，对股市行情了解得多么透彻，他有稳赚不赔的本领。日复一日，春夏秋冬，这些言论，这些赚钱的概念，就渗透到了那些酒徒的意识里，谁都想不劳而获，这是人性深处根深蒂固的贪婪与欲望。而刘大宝用反复的言论引导与概念植入，巧妙地勾起了人性深处的贪婪与欲望，于是，这些酒徒，无论有钱的还是没钱的，都进入了他的圈套，几乎小酒馆所有的常客都开始跟着刘大宝的言论、而不是实实在在的行为步上了炒股这条梦想一夜暴富的暗道。
而杨银禄不是这些人中的其中一个，他是刘大宝的发小，他俩从小一起长大。可是，在刘大宝的世界观里，从儿时建立的兄弟情义根本算不了什么，他看重的是如何利用别人的钱袋为自己谋利，因此，他对待杨银禄的方式就像对待他酒馆里的那些常客一样。刘大宝就是这样践踏友情的，他先是把憨厚老实的杨银禄拉下了水，然后又让他染上了酗酒，而且直到杨银禄离开人世的前一天，他都从未认清刘大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杨银禄一直把刘大宝当做一个幸运的、聪明的人，当做一位能倾吐心声的友人。巴尔扎克借他的小说《高老头》说了这样一句意义深远的话：您会发现，社会不过是傻子和骗子的集合。在刘大宝的小酒馆里，就上演了这一幕戏：在这个小酒馆的社会的缩影里，刘大宝这个骗子和一群在他的小酒馆里买醉并围着他转的傻子集合到一起，演着《人性悲剧》的这出大戏。而直到杨银禄喝得不省人事，拖着烂醉如泥的身体挪出酒馆，一头栽进路边的树坑，再也没有醒来，把层层落雪当做他的裹尸布，当刘大宝得知这一事实后，他的脸上也只是闪过一丝惋惜的哀愁，并认为这完全是杨银禄的咎由自取，这就是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