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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果不善于思考生命的价值、活着的意义，他尽可以只是单纯地被习俗推着走，例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女成婚组建的小家庭是自古以来沿袭下来的构建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单元，也是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的基础。所有的雌性都有生育的职责，这是自然赋予雌性的使命。然而雌性必须和雄性配合才能完成这一使命，于是在人类社会婚姻制度得以建立、完善并沿袭至今。
我们从不否认婚姻制度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但今天作为一个善于思考的个体，作为一个自认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文明人，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构建一种理性的、实实在在地给予他人情感，也接受他人给予的温暖、感性、爱与恨并存、苦与乐交织的富于人性的返璞归真的婚姻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我们能感受到人性的力量、人生的情怀，我们能建设丰富的精神生活以及朴实无华的感情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我们能感受到作为一个人的实实在在的存在感与幸福感，我们被真诚地需要，也真诚地需要他人，我与他人都被放在重要的位置，放在彼此的心上。我们心手相连，淋漓尽致地活着，哭，哭得痛快，爱，爱得热烈。
老子曰：大器免成。孔子曰：君子不器。
而在婚姻中，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要尽量避免把自己看成是器的存在。女性是生育机器，男性是提款机。一旦自己为自己画地为牢了，一旦自己为他人画地为牢了，人生就不再是生命得以尽情绽放、蓬勃发展的沃土，而变成了囚禁肉体与精神的牢笼。
用生命的最质朴的特性，用人性的最光辉的力量，去编织生活这张网，用仁爱与良知来加固这张网，用奉献与感恩来扩张这张网，只有这样的一张网，才能网罗真诚的人与真诚的爱，只有真诚的人与真诚的爱合二为一，百年好合才能承载真正意义上的归属与幸福。这也是我们期许的最理想的婚姻结合方式。
但是，在科技高度发展的当代，我们的这张生活之网被撕扯得支离破碎，早就难以拼凑了。我们不是在否定科技，进步是时代演进、文明发展的趋势，否定并不能阻碍这一趋势，我们否定的是人的智商与认知在可悲地倒退。非常令人惋惜的是，人成为了科技的附庸，而不是理性地在驾驭科技，利用科技，让科技为我所用。毋庸置疑，在当代，夫妻关系貌合神离是常态，就像异常天气是常态一样。这是因为在科技打造的虚幻场景中，人不再努力地与身边最真实的人建设最朴素的情感，进行精神的沟通与交流，而是在虚幻世界寻找虚无的一切，把可笑的真心给了网络世界里那个不真实的人，把宝贵的时间给了虚拟世界里那个虚拟的场景，这是我们痛惜的。
由甜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挫折，我们转到了婚姻这一主题。为什么？因为我们想为孩子们发声。孩子们是这样的一个群体：不能决定自己在何年何月何时何地出生，不能决定自己的父母是谁，不能决定自己的童年如何成长。被动的出生与被动的养育方式塑造了孩子的人格。而这个曾经的孩子，长大以后需要用一生的时间为自己的人格所决定的命运负责。负责，这沉甸甸的重量，于一个软弱的生命而言，有时是难以承受的。我们可以有悲悯情怀，但是作为一个富于人性的人，我们宁愿自己不需要别人悲悯，而别人也不需要我们悲悯。人世间没有悲悯，也许人会少犯一些痛彻心扉的错误。
在世界历史上，希特勒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人物，他对犹太人犯下的罪恶把他这个人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希特勒为自己的人生承担的责任是自杀。但是，自杀能抵那么多人惨死在他的严酷政令下的罪孽吗？那些无缘无故冤死的亡灵又该到何方、向何人申诉自己的冤屈呢？后来，有无数研究希特勒这个人的心理学著作诞生。希特勒的童年经历是什么？他有怎样的性格特征？他的父亲、母亲是怎样的人？其实，这些研究有用吗？我们不能说没用，但总感觉有点马后炮的意味。这些研究能保证以后在人类的进程中不会再出现第二个希特勒吗？在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不是有“人屠”之称的白起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军事家吗？站在人道的立场，白起与希特勒又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文明的进程是让我们尽量不要做那些马后炮的事情。《易经》教导我们每个人一辈子尽量做到：无咎；老子教导我们每个人一辈子要：修道；孔子教导我们每个人要学会：仁爱与忠恕；而孟子让我们终其一生要善养自己的浩然之气。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要做到什么？做到谨慎地结合。缔结婚姻关系既是社会责任，也是个人义务。但是，责任与义务背后承担的使命是任重而道远的，一个或多个生命的命运掌握在这种结合的过程中。为人父母者，在当父母之前就要考虑到该以何种理性的方式培养出有道德感、责任感、价值感，既有益于他自身，也有益于自己的家庭，更有益于社会的孩子。人固然有自我塑造的责任，但是很多人习久成性，积重难返，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能重塑自我。
我们不能指望每一个孩子都像爱因斯坦与牛顿一样为人类作出伟大的贡献，但是我们希望每个孩子走完自己的一生后，觉得此生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