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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微安躺在床上，回想着杨柳和她说的那番话。如果王微安不是一个孤儿，而是一个从小在父母的教导下长大的姑娘，也许杨柳的这番语重心长的话会左右她的思想。可是非常遗憾，由于习惯于独立思考问题，习惯于自己为自己的生活做主，习惯于不依靠别人而只依靠自己，习惯于依着自己的真心所愿过一种灵魂渴望的生活，习惯于独自一人走这条崎岖不平的生活之路，因而杨柳的这番话对王微安来说没有产生任何作用。
在王微安的身上有一种坚不可摧的东西，那就是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是在磨难与困苦下形成的，是苦难的产物。一颗孤独的灵魂所能抓住的唯一一根稻草就是自救。在这条自救的路上酝酿出一种甘于寂寞、甘于忍耐、甘于求索、甘于突破、甘于在痛苦与绝望中面对最真实的自我的那种决心与毅力。甘于是一种面对且接受现实的勇气，只有先接受，才有突破困境的可能性。一个人把祖母下葬，怀着难以用人间言辞描摹的心境，迈着沉重的脚步，眼在流泪，心在泣血，一步步走回那间孤零零、冷清清、还残留着遗体痕迹与气息的房子，这段路，实际上，王微安走了一生。因为那种记忆，那种感受，以一种永恒的形式刻在了王微安的灵魂深处。只要灵魂不灭，这种记忆与感受就永存。有些哀伤、忧愁与疼痛就这样铭刻了一生。而后来，那段围着围裙端盘子的岁月，一日三餐啃冷馒头的生活，上厕所被推开门、把自己曝光在一张横眉怒目的脸下，在地下室日复一日地被浸入骨髓的寒气侵袭着，包括那些看似和缓的冷眼、那些不经意间的轻视、那些暗藏于心的辱骂，那些不露声色的嘲笑，加在一个孤儿身上所有的这一切，对王微安来说，和那段路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就这样极致的绝望与哀伤换来了极致的忍耐与平静，使王微安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由一个遍体鳞伤的少女成为今天这样一位宠辱不惊的姑娘。
是的，现在，王微安受到了命运的恩宠，两个富有的家庭争抢着想要她这样一个曾经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孤儿。以前一个亲人也没有，现在，一下子涌现出这么一堆人，热切地想要成为她的家人。可是，如果在一个人最需要的时候却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的话，过后，当这同样的东西再次出现的时候，也许这个人已不再需要了。当一个人经历了雪中不被送碳的困境后，谁还看得上锦上添花这种多此一举的行为呢！现在，在困境中铸就的那种自主性已经使王微安不需要锦上添花这种画蛇添足的行为了。对王微安来说，杨柳所说的那种孤军奋战的确艰难，但她早就习惯了。而现在，她所不习惯的，她所难以忍受的，使她感到身心不自由的，是在陪伴甜馨长大的过程中，她身不由己地被抛进一种多重身份的社会关系中。虽然王微安一再强调，她并不是甜馨的母亲，而是甜馨的陪伴者。但是，在某种社会学的现实意义上，即便甜馨一直在叫王微安的名字，其实，王微安依旧是甜馨的母亲。这种角色，这种关系，当王微安答应赵悦馨抚养甜馨的那一刻起，已经被定义了。这是一种母亲的身份；其次，王微安不自觉地扮演起了杨柳与赵赫的女儿的身份。杨柳与赵赫也欣喜地把王微安当成了自己的女儿，对她视如己出。正因如此，才有了上面杨柳对王微安所说的那番话，那番话也显得如此顺理成章、合乎常情。然而，王微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是一种杨柳的意愿被强加在她身上的感受。
当母亲的习惯于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子女身上，而在强加的时候，当母亲的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强加，而认为是一种关爱与呵护，是一种避免子女少走弯路的教导与提醒。你正在经历的人生，我已经经历过，所以我有资格教导你，提醒你，鞭策你，这就是当母亲的心理。这种心理站在血缘亲情的立场上，无可指摘；但是，这种心理对一个人的自我成长没有半点可受益之处，因为虽然所有的孩子都是母亲所生，但所有的孩子这一生所走的路都是他的心与他的脚相互配合所丈量出的一种生命的价值尺度与标准。其实，在人生这条路上，没有经验可循，谁的经验都不可能成为别人的参照标准，谁也不能凭借参照别人的人生经验走一条通达的坦途。因为人世间不存在完美无瑕的可复制性。世界上都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更别说相同的两个人了。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即便是孪生兄弟，在性情上也大相径庭。同身两头的那种连体婴，想让他们健康地成长下去，都必须用精湛的现代医术把他们的身体分离开来。所以，无论在任何意义上，在任何形式上，生命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生命只有在相对独立的基础之上，才能感受生命实质意义上的那种独一无二的完整性。这是给予生命的一种最起码的尊重，而所有的强加，不管是出于何种理由、何种目的，无论经过怎样的粉饰与美化，都是对生命本身的一种冒犯。
而对于王微安这样一个姑娘来说，她是绝对不会欣然接受这种强加的。因此，王微安在与杨柳整个的谈话过程中没有多说一个字，她只是温文尔雅地沉默着，没发表任何观点。
王微安不是一个迟钝的人，即便杨柳什么都不说，她也看得出来张之琛的母亲秦绵绵喜欢她，也非常清楚秦绵绵喜欢她的动机是什么。可是，当王微安悲悯赵悦馨的英年早逝，在这种悲悯情怀的推波助澜下，她承担起抚养甜馨的职责，而把自己推进既是甜馨的母亲，又是杨柳与赵赫的女儿的这样一种社会关系中时，即便在这种社会关系中王微安得到了与她的付出价值等同的回报，但是，王微安却不想再一次轻率地把自己抛进一种更为复杂的婚姻关系中，就目前来说，她还不想成为谁的妻子，成为谁的儿媳——哪怕未来的老公视她为今生的唯一，哪怕未来的婆婆把她奉为掌上明珠——而不得不进一步用全部身心处理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
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社会关系越复杂，人的自主性被剥离得越彻底。当一个女人由自己分化成多重社会角色的时候，她既是父母的女儿，也是一个男人的妻子，同时又是一个或几个孩子的母亲，还是公婆的儿媳，与此同时又与七大姑八大姨、同事、同学、朋友有着忽近忽远、若即若离、若明若暗的关系，父母需要这个女儿孝顺，丈夫需要这个妻子忠诚，孩子需要这个母亲无私，公婆需要这个儿媳懂事，七大姑八大姨、同事、同学、朋友需要你得体，可以这样说，为了实现或者达到所有关系之间的和谐与融洽，这个女人只能不断地剥离自己的自主性，最后，在这种剥离中，逐渐地、慢慢地、不知不觉间，她没有了自我，而完全迷失在迷津暗道、错综复杂、渗透着相互利用、相互依存而毫无幸福可言的社会关系中。
而在美国生活的这三年，王微安就切实地、深刻地、也是痛心地体会到了这种剥离的过程。作为一个主体，一个独立完整的人，仅仅三年的时间，王微安已经被硬生生地剥离了三分之一的自我。这三分之一的自我溶解在作为甜馨的母亲的这一身份中，作为杨柳与赵赫的女儿的这一身份中，如今，大家又热切地希望她与张之琛成婚，以便能剥离她剩下的那可贵的、一去不复返的三分之二的自我，不，打死她，王微安都不会放弃残存的这点自我。这已不是杨柳所问的那个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一个人该如何定义自己的人生的问题。人生是不能在喜欢里成全的，人生只能在个人价值实现的过程中成全，人生只能在完整的、独立的自我呈现出全貌的过程中成全。人生的本质意义是生命的璀璨绽放，而不是生命的委曲求全。
所以，辗转难眠的这一夜，王微安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她决定把丢失的那三分之一的自我找回来，见一见张之琛之前和她提到的那位导师。她不会懈怠对甜馨的照顾，但是也绝对不会再放弃一丁点儿自主性，让自我不能野蛮生长，让灵魂不能自由地呼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