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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了：此时此刻，王微安是一种怎样的心境？她是怎么想的？她准备如何回答导师的提问？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社会面临着这样一种尴尬或者叫心痛的局面，那就是人才的大量流失。但凡在国际社会取得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的华人很多都不是中国国籍。为什么？原因有很多。
当相对论被证明正确后，爱因斯坦曾说过这样一番极具讽刺意味的言论：“如果我的相对论被证明是正确的，德国人会说我是德国人，法国人会说我是世界公民；如果我的理论错了，法国人会强调我是德国人，德国人则会宣布我是犹太人。”
诚然，当爱因斯坦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以后，虽然相当不客气地用风趣幽默的语言点出了欧洲各国对他国籍身份的功利性态度，但是我们深信在爱因斯坦——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内心深处，他理解这种态度。为什么理解？因为无论是一个人、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国家，想要在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生存环境中有立足之地，并且得到他者的认可与重视，首先就要使自己强大，其次这种强大既代表着一种掌控选择权与主动权的能力，也代表着一种在当前环境下不可代替的价值。而价值始终处在一种动态的交换状态中，价值不交换，价值不在动态中流动，它就是死的。
所以，一个人选择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国家争取一个人，其核心的本质就是价值的互换。一个国家能为一个人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与居住环境，我就选择你；一个人凭借自己的才能与学识能为一个国家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方面作出贡献，国家就愿意花重金争取这个人，这不一定非要诠释成功利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相互成就。
因此，当一个国家其人才不断地在流失的时候，执政者就要反思了：是不是国家没有为满腹经纶、一腔热血、怀揣理想的仁人志士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使他们能在最适合自己的位置上施展抱负，使智性与天性发挥最大的良性价值，即把才华与贡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认为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时候，你也要反思了：是不是你的所学只是浅尝辄止、囫囵吞枣、浮皮潦草，并不像你认为的那么精益求精、不可或缺、不可代替，是实打实的真才实学？是不是你太因循守旧、思想固化，不能做到与时俱进、通权达变？是不是你太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了？
中华文化是强调自省与反思的。因为只有在不断地自省与反思的过程中，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突破问题。而正是这样的绵延不绝、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塑造了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也塑造了王微安这样一个谦逊、自省、自律、自强不息的人。
在《论语·颜渊》中，有这样的记述：
子贡问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所以，此时此刻，王微安是一种怎样的心境？她是怎么想的？她准备如何回答导师的提问？对于这三个问题，可以用孔夫子的最后一句话作答：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从宏观方面来说，站在当下的全球局势；从微观方面来说，置身当下的谈话语境，该怎么理解“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句话的当代诠释呢？其实非常好理解：当下的中国是一个自省、自律、自强不息的国家，当下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省、自律、自强不息的民族，而王微安是一个自省、自律、自强不息的中国人。中国人与中国血脉相连、彼此成就。在王微安的内心深处，她对自己的国家有坚定的信仰，无论在美国学习多长时间，无论皮浪·科西加为王微安提供多么优渥的待遇，作为一根平凡而渺小的毛，王微安始终深深地依恋着祖国的那张皮，她终有一天要带着满腹的才华回归故土。
而此刻王微安需要做的是什么？她要在皮浪·科西加、安娜·奥本海默和玛丽·科西加面前，用深邃的中华文化与从古至今的历史意识解读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的荒谬性。
